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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制度遗风与礼教束缚不严的产物:鲜卑妇女多姿多彩的精神风貌

时间:2020-11-10 18: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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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制度遗风与礼教束缚不严的产物:鲜卑妇女多姿多彩的精神风貌

《魏书》:“( 鲜卑) 贵少贱老,其性悍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 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千时,乃自决之。”

氏族社会时期过着游牧生活的鲜卑族,在进入中原后,其氏族组织逐渐转变为地域组织,且游牧经济生活也逐渐转变成了农业经济生活,但他们的这种转变根本不彻底,仍旧有大量的氏族制度遗风残存着,加之不曾或很少受到礼教的约束,因而在北朝鲜卑统治时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崇高的,这就形成了她们那些多姿多彩的精神风貌。譬如对政治的干预,活跃的社交活动,放达的爱情与婚姻观念,勇悍豪强的尚武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等。下面小编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详细地进行讲解。

鲜卑族妇女

鲜卑妇女精神风貌一:对政治的干预

妇女对政治的干预,是鲜卑族拓跋部的一个极其明显的特点。在北魏王朝建立之前,拓跋族才刚刚脱离最原始的氏族母系社会,仍旧残存着一些母权制的遗风,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妇女能够干预部落联盟议事,根据《魏书》中的记载,譬如拓跋部酋长猗㐌之妻祁氏、酋长郁律之妻王氏、代王什翼犍之后慕容氏、北魏开国之君拓跋硅之母贺氏等,都曾干预部落联盟议事。在拓跋族入主中原以后,其妇女干预政治的现象依然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其中以文明太后(冯太后)和宣武灵太后最为突出,她们两位就是因干政而闻名历史的女政治家。

冯太后两次临朝听政长达25年之久,《魏书》:

“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北魏冯太后),生杀赏罚,决于俄顷。”

在她执政过程中,对外与柔然、高丽、土谷浑等国家结好,同时又以武力抗击南齐萧道成对北魏的干扰;对内则在太和年间改革吏治,颁布俸禄制度,推行三长制,发布均田令,以巩固封建统治,达到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同时下诏禁止同姓鲜卑人为婚,开一系列汉化政策之先河,促进了民族融合以及让汉族与鲜卑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剧照——北魏冯太后

灵太后在宣武帝死后也临朝听政,自称“ 联” ,群臣称“ 陛下” 。她“ 亲览万机,手笔断绝”,与宠臣郑俨、徐纥等人相互勾结,专擅朝政,使得母子嫌隙日深,凡帝所亲信者,皆以事调离或除之,从此控制北魏朝政十多年。

这两位干预政治的都是皇帝的嫡母,在他们之前,还有太武帝的保姆窦氏和文成帝的乳母常氏干预政治的例子。窦氏地位甚高,“ 训厘内外,甚有称色”。太延五年( 439) 太武帝拓跋焘率兵攻打北凉时,柔然囯主吴提乘机入侵北魏国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留守平城的将领穆寿主张退避,而窦氏则力主抵抗,穆寿只好依从窦氏的意见,从而在客观上避免了北魏的亡国之危,这对政权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此事反映出窦氏对于北魏朝政有很大的干预力。而常氏的权势比窦氏更大,她在临朝听政期间,假借文成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干预北魏政治长达九年时间。

保姆和乳母能干预政治,这在历朝历代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知,在政治,这个封建社会中妇女最难闯入的禁区里,鲜卑妇女却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 历史剧” ,不得不让人眼界大开,体会到了鲜卑妇女独特的精神风貌。

鲜卑妇女精神风貌二:活跃的社交活动

祭典活动

北朝鲜卑妇女不仅在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而且在社交界也同样活跃。其社交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官场社交

北朝鲜卑妇女官场社交活动非常活跃,主要表现在她们可以自由地参加祭奠等活动上。《魏书》载:

“ 自今(孝文帝延兴二年)以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

显然在此之前,鲜卑妇女是可以随意参加这类祭典活动的。《魏书·高允传》: “ 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暄浇,罔有仪式。” 北魏是由氏族奴隶制迅速过渡到封建制度的,其宗法制度不严格,游牧生活的遗风更是不可能一朝扫除的,所以,“ 男女合杂” 、“ 内外相混” 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另外,还有:

《北齐书·文宣帝纪》:“ 帝在城东马射,救京师妇女悉赴观,不赴者罪以军法,七日乃止”。

《隋书》谓北齐祭祖庙,“ 始以皇后预祭”,北周“ 亦以皇后预祭,其仪与后齐同。”

由此可知从北魏到北齐、北周,鲜卑男女们的社会地位是比较平等的,妇女在官场的社交活动中很是活跃,她们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种社交活动中。

(2)结社

佛社活动

妇女结社之风气大约开始于东晋至南北朝时代。这一时期,由于佛教广为传播,并且迅速普及于下层百姓,所以其信徒众多,于是便组成了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以此来从事佛教活动。而妇女佛社便是其中的一种。妇女佛社最早出现在北朝东魏时期。在东魏《邑义造迦叶像记》中有记载:

“郑清合邑义六十人等,敬造迦叶石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臣僚百官,州郡令长,师僧父母,因缘眷属,普及法界众生,有形之类,一时成佛。奇哉邑母,识知无常,缘乡劝化。合邑诸母, 善根宿殖。昼夜忧惶,造像永讹,释迦已过,弥勒愿值。

邑义又称邑义、邑会、法义。为北魏初至隋唐间,中国北方以在家佛教徒为中心,以营造佛像寺塔等为机缘而结成的信仰社团。

这段话中讲到邑义社团成员有“ 邑母” 与“ 合邑诸母”六十人,可知这个社团主要是由已至母辈的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这种妇女佛社,在北朝时期非常兴盛,它们以地域为主,往往由某一村邑的妇女自愿组成, 其规模大致在二十几人到七十几人之间,成员称为邑母、法义或某母等,首领称为法义主、像主等,它们多数主要从事以造佛像为中心的佛教活动。另外,妇女们除了自己组织佛社外,还经常和男子们混合结社,在这种佛社中女子的地位是与男子同等的。

因为鲜卑族遗留的氏族制度未能彻底根除,所以鲜卑妇女们可以很自由地出入各种官场社交活动;另外在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盛行,使得佛社这种民间团体流行,而妇女佛社也就随之盛行开来。这同样是鲜卑妇女们的一个很有特色的精神风貌。

鲜卑妇女精神风貌三:勇悍好强的尚武精神

女子骑射图

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具有军事化的性质,尚武是他们一贯的传统作风。进入中原以后,虽然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但他们的民族精神依然是勇悍好强的。这种尚武风气也影响到了鲜卑族女性。她们袴衫束带,骑马驰射,与男子无异。正如《南齐书·魏虏传》所记载的,“ 太后出,则妇女著铠骑马近撵左右。” 北魏宣武帝皇后胡氏,曾经到西林园的法流堂,命令侍臣们比赛射艺,不会射箭的要收到惩罚,射中的人大大有赏, 她自己也亲自参与比赛,而且能射中靶心。

北朝鲜卑妇女习武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且在她们之中还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巾帼英雄。《魏书·李波小妹歌》:

“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

从这首诗前三句,我们可以看到李波小妹武艺高超,而后两句“ 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 ,直接表明妇女尚武直追男子。又如《魏书·列女传) 记载:

“苟金龙妻刘氏,… … 金龙为梓潼太守。萧衍遣众攻国,值金龙疾病,不堪部分,众甚危惧。刘氏遂率城民,修理战具,一夜悉成。拒战百有余日,兵士死伤过半。戍副高景阴图叛逆,刘氏斩之及其党羽数十人。井在外城,寻为贼陷,城中绝水,渴死者多。刘乃集诸长幼,喻以忠节,… … 俄而下雨,刘命出公私布绢及至衣服,悬之城中,绞而取水,所有杂器悉储之。于是人心益固。… … 贼乃退散。”

刘氏代丈夫指挥战斗击退敌人,其果敢善战,与李波小妹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代父从军的花木兰

另外,在当时的乐府民歌中,也塑造了一些好勇尚武的女性形象。譬如大家众所周知的《木兰辞》中的女主人翁花木兰,就是一位典型的妇女代表。这位巾帼英雄,她并不缺乏女人的美德,但她没有因此而满足于做一个低眉顺眼的闺中女子,而是竭力以刚劲峻拔之气陶冶自己的情操。当战争到来之际,她挺身而出,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关山迢迢,朔气漠漠中凸现的完全是一个面临死亡而毫不畏惧的勇武者的形象。

这与同一时期南朝民歌中的 “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女性形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让我们更加体会出了花木兰形象的不同性格内涵和尚武风尚。要知道文学作品是基于社会生活而创作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这表现出了北朝鲜卑妇女独具特色的烈烈尚武风采。

鲜卑妇女精神风貌四:放达的爱情与婚姻观念

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爱情生活与婚姻观念。与南朝儿女们那种“缠绵徘恻、柔媚委婉”的爱情方式相比,北朝鲜卑妇女的爱情则是豪放豁达,不拘礼俗的,有着她们鲜明的特色。

(1)独特的婚配对象标准

北朝鲜卑妇女心目中理想的配偶,并非南朝女子所津津乐道的那种具有女性美的“ 百媚郎” ,而是勇敢顽强的战士和少年。如《乐府诗·集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所记载:“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 ” 慕容氏总共建有三国:前燕、后燕及南燕。前燕于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建国,南燕,于晋安帝义熙六年(410)亡国。于是可知晓,这首鲜卑族慕容氏的歌曲,创作于352年至4之间。此歌抒写了青年男女之间真挚且坦率的爱情,反映了鲜卑族女性在选择配偶上的独特标准。尤其以凶猛的黄鹞子才能得到云中雀的比喻,很明确地表明,只有像猛禽黄鹞子那样刚健勇武的男儿,才能得到女子的爱情。这是北方鲜卑族尚武豪放性格在爱情上的一个形象表达。

放达的爱情

另外,根据《北史》记载,流行于鲜卑等北方民族中的一首“ 处女歌谣” :“ 求良丈,当如倍侯。” 倍侯利原是高车斛律部将帅,后投靠北魏。“ 侯利质直,勇健过人,奋戈陷阵,有异于众。北方人畏之,婴儿啼者,语曰:倍侯利来 ,便止。” 这位极为勇猛的倍侯,是北方民族的女性们最为理想的配偶。

(2)与男子交往,直率泼辣

鲜卑女子与男子约会,直率泼辣,非常干脆:

《乐府诗集》:“ 明月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郎不念女,各自努力。”

这当真是快人快语。可以相爱就相爱,如果不能相爱,不肯赴约,那就各自离去,绝不缠绵、留恋。她们认为谁是心中的人选,便“ 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丝毫不矫情造作,喜欢就是喜欢。不像南朝女子“感郎千金意, 惭无倾城色” 那样婉约含蓄。除此之外,北朝鲜卑女子甚至有一种比男子更为主动的性格:

《乐府诗集》:“ 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枕郎左臂,随郎转侧。摩捋郎须,看郎颜色。”

这些举动可以与我们现代的女郎一较高下了。这种男女间的亲密、放达之举,在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与以名教为统治思想的汉代妇女生活和宋代理学盛行之后的妇女生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足见鲜卑妇女的直率,放达。

爱情

(3)对婚姻,豪放豁达,从不拘于礼俗

北朝鲜卑妇女,与南朝那种娇羞柔媚的“ 碧玉小家女” 不同,她们豪爽、泼辣、强悍,对爱情的追求,没有南朝妇女那种空灵的幻想和浪漫的气息,她们很直率、干脆利落,一切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她们没有委婉缠绵的情思,也没有娓娓动听的倾诉,一切都是粗犷的、大胆的,只有要求出嫁的呼声。

《捉搦歌》:“ 谁家女子能行走,反着裌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在她们的观念里,男女成双成对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现象,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女子过了婚嫁年龄而不能成婚的,则要大喊大叫:

《地驱歌》:“ 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

《折杨柳枝》: “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以口道心,毫不掩饰。而这些女性一旦相中了情投意合的男子后,她们便大胆地去求爱,毫不保留。根据《北齐书·神武娄后传》记载,娄昭君“ 少明悟”,代北强族很多人争相聘她为妻,但她都不肯 。可当她看到在城上执役的高欢时,就一见钟情,惊喜地说::“ 此真吾夫也!” 于是派婢女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同时还馈送高欢大量的财物,让高欢将其作为定婚聘礼,于是两人情爱甚笃,最终结为了百年之好。

娄昭君

从以上可知,北朝鲜卑女子有着特殊的择偶标准,非勇敢顽强的战士不嫁;与男子交往,更是直接大胆,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直言表白,丝毫不含蓄委婉,对于结婚,她们有时甚至可以不经“ 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而由自己去选择意中人,与南朝妇女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无疑是她们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风貌。

鲜卑妇女精神风貌五: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鲜卑妇女的干预政治,社交,爱情与婚姻以及尚武精神等等,这些都是她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表层现象,除此之外,她们还有更丰富的深层次的精神风貌——文化生活。北朝时期的鲜卑妇女们在文化生活中同样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在文坛上

上文中提到的文明太后冯氏和灵太后胡氏,她们都写过多首乐府民歌和劝戒诗,但传世不多。不过,从流传下来的灵太后胡氏的《杨白花》一诗来看,其创作水平非当时其他民族的妇女可以比拟的。

《杨白花》: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还有,北魏大臣王肃的二位妻子皆都擅长五言诗。太和十八年( 494),王肃从齐投奔北魏,孝文帝非常重视他,将陈留长公主许配给了他。不久后,王肃前妻谢氏到洛阳寻他,王肃为她修筑正觉寺来安顿她。谢氏为了感谢他未忘夫妻之情谊,便赋诗一首答谢,诗云:

“ 本为箔上蚕,今为机上丝。得洛逐胜处,颇忆缠绵时。”

而陈留长公主见到此诗,便代替王肃答谢谢氏,回诗一首,曰:

“ 针是贯线物,目中当纴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

由此可知,这位鲜卑族女子受汉文化影响之深,居然也成了作诗的一把好手。

(2)在艺术领域

北朝鲜卑族也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女舞蹈家。譬如北魏高阳王元雍家,在童仆六干、艺伎五百的庞大队伍中,就有两个极为出色的美姬:艳姿与修容。修容能歌而艳姿善舞。艳姿最精彩的舞蹈是《火凤舞》,这是一个模拟飞鸟情态的女子独舞,并且此舞一直流传到了唐代。

《火凤舞》

北魏都城洛阳市南有二里弄,一为乐律里,一为调音里,正是:

“ 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

可以想象,这里集聚的歌舞、音乐人才一定不少。

另外,在鲜卑拓跋部的故城盛乐遗址(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 出土的女舞、乐佣、舞人和乐工都头带风帽,身着窄袖长袍,袍长及地,中间一舞伎张开双臂做飞翔舞姿,乐人有坐有立,有双腿跪,单腿跪。

我们从这组舞乐佣的服饰、姿态等可以看出鲜卑族拓跋部女乐歌舞的一个特色。

(3)在弘扬佛教外来文化和传播传统文化方面

北朝鲜卑妇女还在弘扬佛教外来文化和传播传统文化方面担任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北魏杰出大臣李彪之女,自幼聪慧,李彪教她书学,诵读经传,使她成为一个既深谙儒家经典,又精通佛理的知识女性分子。李彪死后,

《太平御览》:“ 世宗闻其名,召为婕妤,以礼迎引。婕妤在宫, 常教帝妹书,诵读经史。… … 后宫咸师宗之。” 世宗崩后,李氏出家“ 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

佛教文化

一位女尼能够登坛讲说高深的佛理,传播佛教文化,并且将诸僧折服,这不仅在魏晋南北朝佛教界为仅见的例子,就是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是寥寥可数。另外,鲜卑妇女积极从事佛教结社活动,这也对弘扬佛教文化起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北史·卢玄传》:“北魏卢道虔之妻元氏,甚聪悟,常升高座讲《老子》。道虔从弟元明隔妙帷以听焉。” 卢元明是一位“ 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采闲润… … 性好玄理,作史子杂论数十篇” 的饱学之士,他居然向其从嫂元氏求学问道,这足见元氏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的素养。

此时期更多的女性则充当了孩子们的“ 第一任” 教师,负起家庭教育之责任。譬如,元务光母卢氏,少时好读书,“ 盛年寡居,诸子幼弱,家贫不能就学,卢氏每亲自教授,颤以义方。”

高谦之冤死之后,其妻张氏,教育诸子,从师受业,告诫他们:“ 自我为汝家妇,未见汝父一日不读书。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业。”

北齐以文学著称的裴让之,16岁丧父,母亲辛氏“ 广延师友,或亲自教授。” 让之“ 有文俊辩,早得声誉。”

鲜卑妇女们结社从事佛教活动,并且以她们的才识,弘扬外来的佛教文化,推动佛教的发展;另外,她们还负担起了家庭的启蒙学习责任,教导孩子们从小养成学习的良好习惯,让他们接受了一个良好的教育。所以,她们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同样是鲜卑妇女的一个极具特色的精神风貌。

综上可知,北朝鲜卑妇女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且又充实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与北朝鲜卑妇女崇高的社会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影响妇女地位的因素又有着两个方面。

氏族制度遗风与礼教束缚不严

首先,鲜卑族进入中原,建立王朝,是在他们刚脱离氏族制度(母系社会)不久,母系社会残存的遗风还在影响着他们,女性在鲜卑社会中仍拥有绝对的权威,所以“ 其俗从妇人计” ,儿子可以杀父兄而不受报复,但不敢伤害母亲,一旦对母亲有所伤害,那么母亲的同族便会采取报复行为。这无形之中将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

其次,鲜卑妇女礼教束缚不严。《后汉书·鲜卑传》载,在鲜卑族的家庭生活中,“ 父子男女,相对踞掷无礼。” 《颜氏家训·治家》也说,在北方,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丝毫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如此看来少数民族受儒教的熏陶甚少又少,没有像汉儒鼓吹的那样,把丈夫看成是“ 天” ,其礼法束缚非常松驰,使得她们不像南朝妇女那样呆在家中做大家闺秀或是小家碧玉。

所以,鲜卑妇女们的精神风貌也就与众不同,多姿多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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