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作者：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译者：强朝晖、刘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鼠疫是1892年在中国西南部暴发的。1893年，瘟疫蔓延到南方大城市广州。1894年，与之相邻的由英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香港也受到波及。最迟从这一刻起，疫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造成一片恐慌。1896年，病毒通过远洋轮船传播到印度，又先后于1898年和1899年传播到越南和菲律宾。到1900年，就连距离遥远的旧金山和格拉斯哥也受到了鼠疫的侵袭。1901年，开普敦的感染者当中有近一半人死亡，具体数字是371人。最令人吃惊的例外是澳大利亚。虽然在港口多次发现疫情，但鼠疫在这里始终没有演变为大规模的瘟疫，其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凭本能做出正确判断，并以斩草除根的方式对鼠类展开灭杀行动。这场瘟疫一直肆虐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一些医学史专家甚至认为，它的实际结束期是在1950年前后。19，瘟疫通过一艘运送稻米的轮船从缅甸蔓延到从未遭遇过鼠疫的爪哇。1911~1939年，死于瘟疫的爪哇居民超过了21.5万。瘟疫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殖民地的居住条件和医疗保障得到了明显改善。
如同这一时期每次瘟疫流行时一样，专家们在第一时刻展开了行动。一开始，人们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因为没有人预料到鼠疫竟会在亚洲重现。日本从未接触过鼠疫，在印度，人们对这种疾病几乎一无所知，就连中国人所说的瘟神也从未听说过。随着瘟疫的蔓延，由英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香港很快变成了全球鼠疫研究热潮的主要实验场。对疫情高度重视的日本政府迅速派出了曾为科赫担任助手的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而巴斯德研究所西贡分所也派遣巴斯德的学生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赶赴香港疫区。正是耶尔森于1894年发现了鼠疫杆菌，为鼠类作为重要疫源提供了明确证据。不久，人们又发现了跳蚤作为传染源的作用。老鼠的厄运从此来临。在鼠疫流行期间，河内市民每打死一只老鼠，便可以从市政府得到0.2皮阿斯特的赏金。这一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给一些私自饲养老鼠的人提供了发财的机会。1899年，日本出现了个别天花病例，然而大规模的瘟疫并没有发生。从另外一个现象也可看出，这种疾病对日本来说是陌生的：鼠疫在日本被称为“Pesuto”，这是拉丁文的音译，因为在日文里并没有鼠疫这个词。
这场流行于世纪之交的瘟疫绝非像当时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凭空而生或是从神秘的“中亚”悄悄潜入的。地处偏远的云南省是黄胸鼠的栖居地，早在1772年，这里便曾有过关于天花的记录。尽管天花病历史在这一地区或许由来已久，但是地区的经济发展才是导致瘟疫肆虐的真正原因。清政府鼓励下的云南铜矿大开发，吸引了周边方圆数百公里的劳动力。1750~1800年，25万外来人口将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地，变成了一座座工棚遍野、人口稠密的城镇。随着铜矿的开采，贸易和交通日趋繁荣。与此同时，食品需求的增长对邻国缅甸的稻米生产也产生了刺激作用。正是地区交往的大幅度增加，才为鼠疫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说，这场瘟疫是边疆大开发造成的后果之一。其影响最初仅局限于中国国内，确切地讲，局限于中国西南部地区，因为在当时，云南与内地市场的联系仍然十分松散。由于鼠疫最初只是一场中国的国内危机，因此并没有引起西方的关注。19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大萧条，更使人们忽略了这一危险。1856~1873年，一连串的大规模回民暴动使中国西南部地区陷入动荡，同时也为鼠疫的蔓延提供了新的土壤。叛军和暴乱分子成为病菌的主要携带者。与此同时，随着鸦片贸易在沿海地区的兴起，西南各省逐渐被不断扩大的市场网络所覆盖。中国地方志对这场瘟疫在各地之间传播的具体时间，留下了详尽的记载。
中国传统医学对瘟疫并非毫无研究。中医一方面注重个人养生，另一方面则强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从后一点来看，它与19世纪中叶以前流行于欧洲的瘴气学说（miasma）颇有相似之处。人们往往以念咒画符、公开祭祀或其他象征性仪式，作为与瘟疫抗争的群体性手段。与早期近代的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一样，中国人也把瘟疫看作鬼神作祟，或是上天对人类的一种惩罚。为了驱赶瘟神，人们清扫街道，淘洗水井，焚烧亡者的遗物。而中国与前现代欧洲在对待瘟疫问题上的一大区别在于，无论是精通医术的江湖郎中，还是各地官僚，都没有人相信疾病是由传染所致，更无人意识到对感染者和疑似病患采取隔离措施的必要性。然而在西方，这些却是最早在港口隔离区得到验证的有效防疫手段。1894年，香港当局采取了另一种战略，用以抗击瘟疫的威胁。这是国家干预有可能采取的最强硬手段，其出发点系基于一种判断，即认定肮脏的贫民窟是引发鼠疫的病菌来源地。于是，政府下令对这些区域实行封锁，禁止华人与欧洲人接触，拆毁破烂不堪的房屋。这些做法在华人当中引起了激烈乃至暴力的反抗，其参与者不仅是那些身受其害的“贫民”，同时也包括一些热心于慈善的社会名流。
这种反抗并不是亚洲人的迷信和落后思想意识的一种表现，而是人们出于对这类过激手段效果的怀疑而做出的合理反应。当时的西方医学，同样无法为人们提供治愈鼠疫的有效方法，另外，尽管耶尔森已经发现了鼠疫杆菌，但是人们对杀灭老鼠和跳蚤的重要性仍缺乏意识。1910~19，中国东北地区再次暴发严重鼠疫，这一次，病菌并非是从南方，而是从蒙古传播而来的。这是东亚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鼠疫。在缺少国外援助的情况下，中国权力机构和医务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战胜了瘟疫。其间，中国首次采取了欧洲的隔离防疫法，并对人群实行严格的健康监控。如果说1894年鼠疫横行时，广州地方官员对待疫情的态度依然是不闻不问，那么这一次，官方的立场则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君主制政权在19被推翻之前，已将防疫事务确定为国家的一项职责。在清期末期，政府将推行有效的卫生政策作为收买民心的手段之一，一方面可以借此提高老百姓的身体素质，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止洋人以“改造落后”为借口进一步干预中国事务。这些做法，使中国与欧洲在传染病医学和防疫政策领域的差距大大缩小。
在印度，鼠疫的肆虐程度在全世界是空前的。1896年，瘟疫首先在孟买暴发。在1894~1938年全球死于鼠疫的1320万人当中，大约有1250万来自印度。饥荒和鼠疫的彼此作用，使灾情不断加重。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采取了与不久前在中国香港同样严格的防疫措施，其力度远远超出了以往的历次天花或霍乱疫情。病人被关进收容所，或强行拉到医院实行隔离，在这些地方，病人的死亡率高达九成。当局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寻找被藏匿的感染者或病亡者尸体。所有旅行者都必须接受身体检查。为保证通风和采光，人们不惜揭掉屋顶，凿开墙壁。大街小巷，到处都被喷洒上消毒药水。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其中包括来自国际社会的呼吁遏制疫情的压力，防止瘟疫对城市经济秩序造成毁灭性破坏的意愿，此外，还有对科学的意识以及医学界显示自身重要性的欲求，等等。在印度，防疫效果与中国香港一样不尽如人意。人们为了逃避搜捕而东躲西藏，从而导致病毒传播的进一步加剧。但是，政府机构在调整政策方面却表现得较为灵活。以往殖民政府总是将外国人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而忽略了对印度老百姓的保护。这一次，印度政府与晚清政权一样，将建设公共卫生体系确定为自身应尽的职责。
这场发生于世纪之交的亚洲大规模疫情，为国际社会就如何保障欧洲安全问题进行磋商提供了契机。自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会议召开以来，人们始终将霍乱列为会议的首要议题。1897年，以鼠疫防疫为主题的国际卫生会议在威尼斯举行，中日两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同时，许多欧洲国家还派遣本国防疫委员会代表前往孟买，考察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正是在这些防疫行动的基础上诞生的。
从疫情的地理分布来看，这场于19世纪90年代初引起全世界关注的鼠疫潮，并不比19世纪的其他几场瘟疫更具“全球性”，从全球化程度来看，甚至还不及14世纪席卷英国的黑死病（这次的鼠疫有可能是与当年英国流行的鼠疫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疾病）。死亡病例主要集中在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荷属东印度）。据统计，欧洲死于这场鼠疫的人数大约为7000人，美国有500人，中美和南美也“仅”有不到3万人。“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这场瘟疫中幸免，其原因并不仅仅归功于这些“高度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公共卫生设施。“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对立，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不能为这一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如果没有大范围地域交往的日益密切，如此大规模的瘟疫流行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场瘟疫是从中国西南部地区与异地市场的接触开始的。在疫情泛滥后，香港、孟买等航运和铁路业发达的“现代”城市，一度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卫生标准的低下以及远距离交往的加深，为鼠疫病毒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环境条件。政府对待瘟疫的态度并不能以东西轴线来进行划分。微生物学革命以及刚刚问世的实验医学给卫生政策带来的帮助，在人们的意识里还过于新鲜和陌生，因此，西方国家政府的表现往往并不比亚洲国家更聪明。在旧金山等城市，人们面对瘟疫的威胁干脆闭上眼睛，充耳不闻。在被美国兼并的城市火奴鲁鲁，人们为了发泄愤怒，甚至放火烧毁了华人和日本人的居住区。在许多国家，一些少数族群，特别是有色人种，往往被看作传染瘟疫的元凶，而不得不接受负责卫生事务的警察的严格监管。摇摇欲坠的中国清政府，是各国政府中对形势判断最理性的一个，它没有像印度的英国政府一样，采取一系列于事无补的过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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