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需要辩证的思考。从出题的原意看，应是把封建集权的责任加在儒家的身上，这种简单的二元思辨的方式容易糊弄头脑简单的人，但也会制造巨大的误解。
首先，儒生在先秦时期是一种职业，按照孔子的分类方式儒生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两种，但不管哪种“儒”都可看做是宗教活动里的祭司，“小人儒”为广大底层人民的生老病死禳灾祈福，“君子儒”掌管国家的礼仪秩序，所以，孔子强烈要求弟子们要志向远大，努力做一个“君子儒。
既然儒生是祭司，那么，儒家是可以作为宗教的一种的。但大家现在说（尤其是西方社会这样认为）儒家社会是一种世俗社会，没有宗教信仰。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第一，古代的宗教是家庭宗教和社群宗教分开的。在先秦时期，周朝是封建制，所谓“封”就是封土，就是在国土的边界上挖一条沟把土堆积起来作为界限，明确权属。而“建”就是建庙，建庙分两种，就是“左祖右社”，左边间祖庙，右边建社庙。这两种庙的作用是有区别的，祖庙是用来作为权力传承的象征的，所以，祖庙在周朝是分等级的，《礼记·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也就是说，祖庙制度是一种分配制度。那么社庙是什么呢？社庙就是北京天坛地坛那些个庙，这些庙起着保佑封土里面的人民风调雨顺太平安康的作用。这么说吧，祖庙体系是一种财产土地的权力分配制度，而社庙体系是一种封建体系的管理制度。
其实，在远古时代在地球村上，凡是农耕文明地区都是采用这套”左祖右社“的宗教体系，古希腊和古罗马，以及古印度都是这套宗教体系。每个城邦都有一个社庙，里面分别供的是宙斯、维纳斯之类的神，所以，古希腊古罗马为古代世界贡献了很多神。而城邦里的贵族都有家庙，只有拥有家庙的人才拥有土地占用权，才能拥有城邦的投票权和被选举权，才能成为城邦的公民。
但这套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在不断地变化以适应时代的演变。在古罗马，为了解决”人多好打架”这个刚需，给没有土地分配权的平民设了一个特殊的庙，相当于祖庙的功能，但是属于社区内所有平民共有，解决了平民的土地分配权的问题，立即将兵源以成数量级的倍数进行了扩充，以摧枯拉朽的速度扩大地盘，最后成就了环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地位。
那么，大家的祖先是怎么适应时代变化将这套“左祖右社”的宗教体系维系下来的呢？那得说说周朝的财产继承制度，只有嫡长子才有继承权。但封建主们妻妾成群，生下大量的小孩怎么办？没法办，只好凉拌，进行降级处理，“公侯伯子男”完后，就是大夫和士，一级一级往下降，降到最后降无可降，对不起，这时恭喜你顺利降为平民。孔子的老祖先就是宋国的贵族，但后来孔子的祖先不幸出生顺序没选对，进行了降级处理，再后来还是出生顺序选择错误，在宋国混不下去了，去鲁国应聘高级职务竟然成功。从此孔子这一支就落户鲁国，到孔子的爸爸时已经混到具有分配权的最后一级“士”的地步了，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孔子沦落到平民的地步了。那时平民的官方称呼是“小人”，孔子的志向是“君子儒”，但孔子的身份实际上已然是“小人”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还是具有远大志向的。
但孔子的远大志向符合当时的分配制度吗?在孔子看来是具有的。因为，虽然孔子在身份上已经是“小人”了，但孔子依然坚定认为自己还拥有祖先祭祀的权力，因为拥有这种宗教权力就保留了进行再财产分配的希望。这种祭司权可以保留孔子当兵的权力，如果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孔子就可以军功分配战利品。这个权力是源于继承，但这个权力在和平时期毫无用处。但这个权力对于没有财产继承权的人来说也很重要，必须要以显性的手段加以标示，这在春秋战国产生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君子风度”现象，这个现象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风度”现象惊人的相似。虽然，财产继承权没有了，但好歹还有财产再分配的权力，这对于基本上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就是像救命稻草一样珍贵，必须加以显性化和固化自己的身份特征，峨冠博带，佩带君子剑，端着架子走路，说话拿腔拿调等等。所以，别说大家没有骑士风度，大家的老祖先早就把这些套路玩腻味了玩剩下了。所以，孔子特别看重这个权力。
但时代的发展趋势却是有可能会把孔子的这种权力也剥夺了。因为，权力的继承方式已经不按原来的套路出牌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就是很难预测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对于像孔子这样还可靠希望活下去的人来说，无异于加大了希望破灭的危险，连奋斗的方向都不确定了。与孔子同样拥有这种危机感的人，就是当时社会组成基数的那些大多数，所以，孔子站出来说别再玩礼崩乐坏了，大家还是“克己复礼”吧，这样大家心里才踏实，立即就有一批铁粉跟着“万世师表”奔走呼号。
但历史的车轮才不管孔子这种当时社会边缘的人物怎么想怎么说的，只会按照惯性一直向前，顺偶者昌逆偶者亡。最顺应时代的趋向向着“礼崩乐坏”的极限发展，秦始皇将皇帝和平民之间所有礼仪都拿掉了，名义上只有两个等级，皇帝和平民，而每一个男性平民都有当兵的权力，通过当兵可以进行财产再分配。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将孔子的“克己复礼”理想彻底毁灭，但却顺理成章地为平民阶层保留了孔子想要的财产再分配的那个权力。因为，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所以，秦始皇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也为其覆灭埋下了伏笔，因为只有两个名义上的等级，使得阶层的跨越显得特别容易，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样容易，而且，好像还可以更进一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直接就可以“彼可取而代之”。就这样，秦朝二代而亡。
接下来，楚汉相争其实也是代表“克己复礼”和“礼崩乐坏”两种倾向的集团的斗争。项羽实际上是封建制的维护者，秦亡后的封建是在项羽的强力推进下完成的。而刘邦却是强秦的翻版，由弱及强推行侵略战争，最后竟然完成从屌丝到皇帝的超级逆袭。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结果其实却昭示着历史的发展确实是不可逆的，历史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大一统的时刻，封建制就是过时的东西，“克己复礼”必定要输给“礼崩乐坏”。
结果虽然是出来了，但隐患始终是要消除的，不然，还会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的戏码上演。
这又回到了权力来源合法性的这个起点。所以，又回到了百家争鸣的状态，其实这是只有剩下两家争鸣，道家和儒家。开始时，道家占优势，但道家那时还无法提供集权的解决方案。但皇帝集权的倾向就像热量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传递那样自然，所以道家没有脱颖而出。其实，开始时儒家也拿不出像样的解释集权来源合法性的解决方案。而且，儒家“克己复礼”的方案带有明显的封建分权的倾向。但儒家对于解释平民的财产分配权来源的合法性具有先天的优势，祖先祭祀的宗教体系天然地解决了平民财产分配权来源合法性的问题。这个优势为儒家争取了大量的粉丝，而且，也解决那些功勋家族的财产继承权的问题，具有越来越强大群众基础，因此，儒家的实力很大，而且对统治阶层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尤其，到了汉武帝时期，对外战争的需要，使得集权成为集中全国所有资源所必须的一种行政选择。
就在这个时候，儒家出现了一个天才人物董仲舒，搞了一个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的捆绑模式，既解决皇权来源合法性问题，也有效地限制了皇权无休止地侵夺平民权力的倾向。三纲五常，主要是三纲的确定赋予了皇权的集权模式，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大家来看看董仲舒是怎样玩下去的。董仲舒老人家在他的《春秋繁露。为人者天》里是这样说的：“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什么意思？天是人的曾祖父，那么天下的人就一起纳入了天这个大家庭，大家都要祭祀天这个祖先，是不是就将天纳入了大家的祭司权分配体系了，而且是不是就是祭司权分配体系的顶层设计？天才的设计啊！
三纲五常是为了将中央集权这种强权政治模式纳入祖先拜祭的祭司权分配机制之中，从而达到保留祖先宗法的基本目的。方法就是将君臣关系同父子关系进行类比，并将君臣关系置于父子关系之上，作为这个祭司权分配机制的第一前置条件，这种安排解决了君权越来越集中的这个现实没有与之相配的祭司权分配机制的尴尬状态，同时，又使君权自然容纳于原有的祖先宗法，从而保留了诸子百家们处心积虑要保护的祖先拜祭的祭司权分配机制。这种做法好像是皆大欢喜双赢的结果，其实，是有代价的。这个做法有个称呼叫移孝作忠，但随着君权越来越集中，君臣关系的法定地位远远高于父子关系的法定地位，这个称呼就调整为移忠作孝，遗毒至今。在孔子的时代“君臣关系可以解除。父子关系、父母关系不能解除，孔子绝不讲移忠作孝。（《丧家狗——偶读《论语》（附录）》李零著）”这是祖先拜祭的祭司权分配机制的原始出发点决定的，就是为了在机制上保证每个人的祭司权，从而暗含了赋予每个人的议政参政的权利这个政治需求。对鬼神的祭祀最重要的就是态度要恭敬真心诚意，对成为鬼神的祖先祭祀的态度也必须是这样。这种对祖先的祭祀的真心诚意恭恭敬敬的态度古人称之为孝，这种孝扩大到现实生活中成为父子关系的法定安排，就成为社会秩序制度安排的道德体系的核心。
但大家必须要明白，君臣关系是不存在真正的祭祀与被祭祀关系的，一定要较真的话，其实就会很尴尬。为了减少这种尴尬，董仲舒又搞了一次拉郎配，将夫妻关系拉了进来，夫妻关系实际上在这套祭司权分配制度中没有明确的祭祀与被祭祀的义务权利的设定，因为双方在生死相隔时都有可能成为被祭祀的对象，而且，这种被祭祀的身份是附着于子辈的名义上进行的。不过，把夫妻关系拉进来有其当时的社会舆论作为基础，比如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是就引用当时谚语：“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史记。周本纪》），当时已进入父权社会，但原始母系社会的遗存还有不少，因此当时对父权有进一步加强的社会基本情绪，董仲舒将其拉入自己的祭司权分配体系从社会舆论上是可以得到强力支持的。将夫妻关系拉入体系后，君臣关系就在体系里不会显得那么不协调了。但是，对半边天来说就凄惨了。就这样，将三种不同伦理关系的社会关系进行了亲情捆绑，强行纳入祖先拜祭的祭司权分配体系。董仲舒这样做的用心就是要将专制的中央集权强行纳入当时现行的道德运行体系中，变成人们可以接受的社会秩序体系的一环。主要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在接受专制的中央集权这个事实时心里好受一点。
就这样，儒家获得汉武帝的首肯，赢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个体系可以说全部上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的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是自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华大地文化的主线得以稳定的压舱石。
现在说一下集权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大一统的局面成为传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绵五千年而依然可以立身当今世界强国之列的文明因素。
首先，大一统的集权局面是农耕文明对抗游牧文明最有效政权形式。看看游牧民族把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毁灭的经过就可以明白，农耕文明一旦失去了大一统的集权模式，就毫无胜出的可能性。原先的罗马共和国虽然发展的很快，但一旦进入大国模式，其权力方案就显得不堪重负，最后只得进入集权的帝国模式。当帝国内部出现分裂时，就再也无法集中力量和资源对抗游牧民族的侵扰，最后分崩离析，整个欧洲进入黑暗的封建时期。
印度文明的大一统局面基本上都是外来游牧民族建立的，而且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所以，印度文明就被游牧民族轮番糟蹋的历史。不说也罢。
所以，儒家为适应大一统而做出理论妥协，是对中华文明的指导贡献。可以说，这是为农耕文明量身定做最有效的理论体系。
但农耕文明对于自然力量的依赖是非常明显的，这就造成了农耕文明的边界受到大自然的约束，长城就是按照大自然划定的农耕文明所需的降水量边界。越过这个边界，农耕文明就会不堪重负。明朝为什么没有越过河西走廊建立边防呢？原因就是，这个时期刚好遇上一个寒冷周期，农耕文明在这里无法维持自给自足。也只能放弃。这些决定了农耕文明是有边界限制的，同时也决定农耕文明的封闭性的保守性质。闭关自守是农耕生存的主要特点。显然，如果外来力量没有改变的话，这种模式就是有效的。但一旦有外来文明突破了原来的维度，农耕文明的这种模式就失去有效性。这是，中国近代史屈辱的根本原因。
但大一统的模式始终是有效的，即使是在近代最危急的时刻，大一统的集权模式也始终维持中国的主权实体一直存在。
但儒家文明主要特征就是，公民的权力合法性的源头的先天优势就是祖先祭祀的宗教模式，含有偶命由偶也由天的深刻含义。这个宗教模式有一个非常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地方，就是祭祀自己的祖先必须是由自己作为祭司，也就是说祭司权和祭祀权是统一的，不像其他宗教，绝大多数人只有祭祀权而没有祭司权。没有祭司权，其实就是将自己的命运要通过中间人转手才能传达到神，实际上隐含的意义就是你财产权的解释权不在自己手上，这就可以接受大家这个世界的其他宗教其实都是有集权倾向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多么痛的领悟啊，原来集权无所不在。
所以，大家的宗教所体现出来特征就是世俗性，这个特性是与工业社会的特性相契合的，只要将原来不适应工业社会的那些封闭性的特性加以改造，就会无往不利。最近40年的发展就印证这个说法。
最后，回到问题上来，儒家思想既是中华大家延绵近几年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基本原因，也更是大家现在繁荣富强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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