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5月周总理确诊为膀胱癌至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在跨越5年的时间里,“600天”只是一个概数。
昨天下午,我对我妈说:“等端午我看完这本书,就留家里,给你看。”
我妈翻了翻目录,“嫌弃”道:“这么难过的一本书,我才不要看。”
87岁的老外公,记忆力衰退,忘过我妈,忘过我爸,也忘过我。记不全自己8个亲生孩子的名字,也记不清8个孙子孙女的名字。但当他看到书的封面周恩来的照片时,竟颤颤巍巍地竖起大拇指,说,这个人很有能力。
于我而言,对周总理最深刻的印象,一是源于小学语文课本一篇名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文章;一是源于高中历史课本一张他在黄埔军校任教时拍的黑白照片。
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这是我、我妈和我外公,三代人对周总理的印象。
而他究竟有多“好”?
我只想说,在“尊敬”一词被滥用的今天,他向我诠释了“爱戴”的含义。在“公务员”遭遇信任危机被人民花式调侃时,他叫我明白“同志”一词的严肃使命与沉重分量。
《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是1988年邓颖超在丈夫周恩来去世写下的一篇文章。
朴实的话,平静地就像话家常,我却从头哭到尾。
从未有过一篇文章,像它这般打动我,让我久久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
所以,如果你愿意,我想带你重温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真诚与感动,悲痛与不舍。
1973年,新年的第五天,已经连续工作20余小时的周总理,终于走进卧室休息。
警卫张树迎却紧张地端着盛满鲜血的尿壶,惊恐地喊着尚在沉睡的张佐良医生。
自1972年5月,周恩来在例行检查中发现尿中4个血红球以来。
尿血,这个让所有人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了。
“林彪事件”后,“解放老干部”是周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有限的生命里,争取时间,尽可能多得工作,他身体力行。
他的忙,是医生取尿都提心吊胆地害怕被拒绝;他的忙,是工作人员叮嘱为了身体好一定多喝水,他却嫌工作时间上厕所太麻烦不去做。
充分的休息,在病症早期,也许能换来病情好转。
但是,日程表满满当当地安排,常在夜间会见外宾……对普通人来讲正常的休息,在过度操劳的周总理这里,却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1973年6月,周恩来因30多个小时没睡觉,两天连轴转地他,第一次在卫生间睡着了。
夜里一点多,离会见外宾还差一刻钟。“诺,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周总理对工作人员说,随即起身。只要刮胡子,就说明周总理有外事活动,这是他的习惯。
可待秘书准备就绪,却找不到周总理。最后,大家才想起上卫生间找找看。
一开门,所有人都怔住了。
周总理左手拿着毛巾,右手握着沾着肥皂沫的刮脸刀,歪着身,竟倚在镜子前睡着了。
谁也不想叫醒周总理,都不出声,想让他再休息会儿。
可不一会儿,总理双肩一动,“哎呀”一声醒过来了,满脸愧疚,一边起身一边看表:“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但此时的周总理,已经是身心俱疲,身体已经开始吃不消,可他还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工作,因为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历史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他也就只能继续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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