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年闸，杨斯德在樊云门派给他的两个电话兵的帮助下，接通了与七纵队司令员成钧的电话。杨斯德报告陈毅司令员，并请陈总指示。片刻，成钧回电话说：“陈毅司令员对三绥区部队起义极为满意，并指示仍要尽力争取冯治安将军起义，扩大政治影响。”
杨斯德当即驱车赶回贾汪，向何基沣传达陈总指示。陈总的指示，拨动了何基沣的心弦，他声调低沉，很动感情，说：“我专门留了一部电话就是准备同冯老总作最后一次通话。党和人民希望他站过来，我与他多年患难相随，风雨同舟，情同手足。不管从公从私，我都要拉他一把，捆也要把他捆过来。”
都天庙的电话很快接通，电话刚一通，就传来冯治安焦虑万分的声音。“芑荪吗？”“我是芑荪。”“你见着张克侠没有？”
“见着了，他已去五十九军。”“从安阳空运的一六六师已经到齐，马上就要开到贾汪由你指挥。”冯治安仍在百里之外为何基沣打气，这位老总对前线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了。
“这些都不重要了。总座，希望你尽快到贾汪来。”何基沣语调非常恳切，充满期待。“你要干什么？”“请总座来和我们一起行动。陈毅将军希望您站过来！”
“啊……”电话传来悲哀的一声叫声，接下去是长时间的沉默。
足足有三四分钟，才传来冯治安颤抖的声音：“我的汽车坏了，等修好了就去。”
“我立即派出铁道装甲车接您。”何基沣连忙接口说。冯治安支支吾吾地应了一声，但放下了电话。何基沣急忙传令，将铁道装甲车开向徐州。好象生怕稍一迟疑，冯治安会从刚刚答应迈出的那一步上缩回去。
差不多在何基沣与冯治安通话的同时，过家芳也给王长海打了最后一个电话，过家芳劝王长海参加起义，王长海垂头丧气，无可奈何地说：“我与何基沣、张克侠说不来，我还抽大烟，打吗啡，身体也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去，我们一南一北各奔前程吧！”说完，王长海领着他的军部和李宝善三十七师的2个团逃回徐州。
派出铁道装甲车已经快20分钟了，何基沣打电话到都天庙询问冯治安的情况，参谋长陈继庵接住电话。何基沣问：“总座在哪里？”“噢噢，你是叫总座上前线吗？他准备马上去。”陈继庵说话从来就是支支吾吾的，叫人信不过。过了一会儿，何基沣又打电话催问，还是陈继庵接，他含糊其词，不作明白具体的回答。
何基沣要找冯治安直接说话，陈继庵又吞吞吐吐地说：“噢！噢，刚才剿总来了个急件，总座上楼处理去啦。”何基沣看出陈继庵成心捣鬼，延误部队行动时间，便打电话打到绥靖区政务处，政务处长陈幼青才把真相告诉了他：“冯治安已经卷起铺盖，上刘峙那里请罪去了！”
何基沣闻言，不禁喟然长叹。
本来他一心一意，满怀希望要把冯治安接出来参加起义，于公，可以扩大起义的影响，壮大进步力量；于私，可使他个人从泥坑中拔出腿来，共同走上光明大道，也算是尽了多年朋友的情义。
没想到几十年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他们都一同闯了过来，而今，即将迈上光明的坦途，却分道扬镳，看着冯治安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何基沣的心情是复杂的，痛苦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时，也为没能把他争取过来而深深感到内疚和不安。
然而，眼前不是沉湎朋友私情的时刻，需要的是坚决的行动。何基沣下令拆除通往徐州的最后一部电话，切断了同国民党总部的最后联系，毅然决然地命令指挥机关立即向运河以北进发。
同时，他通令各部，凡是不愿意随军行动的人，可乘火车返回徐州，决不勉强。冯治安存储在贾汪的财产家私，也令人装车运回徐州。午后，第三绥靖区的数万名官兵浩浩荡荡、喜气洋洋地渡过运河，进入解放区。而何基沣专门备下从贾汪开回徐州的火车上，返回徐州的官兵不过百余人。
这一天是1948年11月8日。淮海战役发起的第三天。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说：“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胜利。”
何基沣自己说：“我戎马一生，打了不知多少糊涂仗，这才是第一个真正的胜利，也是最后的胜利。”
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国务院礼堂，庄严的国歌响起，授衔将帅们军容整齐，精神抖擞。
在那些叱咤风云的将领中，李贞作为唯一的女性，备受瞩目。
李贞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周恩来亲手把少将军衔命令状授予她，并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在毛主席给李贞授勋时，周总理特意嘱咐摄影师拍下这一幕，定格了这位开国女将军英姿飒爽的瞬间。
她戎马一生，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但被人问及是不是打过很多仗时，她总是强调说：“应该讲我参加过一些战斗，因为那些仗不是一个人打的，都是集体行动，我只不过是幸存下来的及普通、极平常的一个。”
她从不追求物质上的生活，住在香山脚下的一个破旧的平房里，房子经常漏水，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所有人都觉得过于寒酸了，但她仍然迟迟不愿意搬进组织安排的楼房里。
她总说：“战争年代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谁去计较个人的住房？现在条件好了，但物质上不能追求太多。”
直到1984年，已经76岁高龄的李贞将军才搬到紫竹院附近的一套军职干部房，在这幢集体宿舍里，度过了她人生最后的六个春秋。
1990年3月11日，李贞将军在北京逝世，人们在整理她的个人遗物时，只有几件打满补丁的旧衣服，四枚军功章，和一个已经用了四十多年的皮箱，可谓是一贫如洗，仅有的一点点存款也捐给了国家。
李贞将军参加革命六十四载，一生勤俭节约，不贪图享受，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这位开国女将军的功绩值得我们颂扬，她艰苦朴素的精神也更值得我们继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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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初，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自任总司令。此时，冯玉祥的势力扩充到了中原一带。
可武汉政府只给了个番号，没有军饷怎么带兵呀！冯玉祥跟部下商议筹集军饷之事时，有人建议道：“中原有很多古刹，比如相国寺、白马寺、少林寺等，这些寺院经过多年积累，都富得流油啊！”
冯玉祥一听，觉得这正合他意，于是就以让“中原地区的人民脱离佛教的奴性”为介口，开始对河南一带的寺庙进行洗劫。
中原有那么多的寺院，先从哪座下手呢？冯玉祥首先想到的，就是有“河南首刹”之称的开封相国寺。
相国寺位于古城开封中心，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北宋定都开封以后，相国寺深得皇家尊崇，多次扩建，占地达500余亩，辖64个禅、律院，养僧千余人，是京城最大的寺院和全国佛教活动中心。
《水浒传》描写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就发生在相国寺。
这样一座闻名全国的古刹，要对它动手，冯玉祥还是有些顾虑的。思考再三，他觉得还是应该“先礼后兵”——先派部将鹿钟麟前往相国寺充当说客，试图让寺院主动捐献资财，如果不从的话，再来硬的不迟。
为什么派鹿钟麟去当说客呢？
鹿钟麟是河北人，自北洋新军学兵营与冯玉祥相识后，随冯玉祥戎马生活四十年，成为冯的主要助手。在“北京政变”中，他率部先行入城，不费一枪一弹，仅三天就控制北京全城。
溥仪退位后，正是鹿钟麟带领一帮军警，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驱逐的皇宫。后来，鹿钟麟奉冯的命令访问苏联，会见斯大林，取得苏联援助。
彼时，鹿钟麟刚从苏联回国，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兼代理省政府主席，同时担任冯所率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9方面军总指挥。
相国寺的住持法名叫叙惠，原本跟鹿钟是故交。所以，鹿钟以故交和河南省主席的身份前往充当说客，是再合适不过了！
鹿钟麟欣然受命。他本以为以自己的身份前去说服这个方，对他晓以利害，恩威并施，肯定能让对方就范。
谁知，叙惠对鹿的造访不冷不热，更是一口拒绝了捐款捐物，让鹿钟麟很是下不来台。鹿将军回去之后，气愤难消，就私下里派人查一下这个住持的前科。
经过调查，发现这位住持竟与日本人有扯不清的瓜葛，曾跟日本人合作过。
鹿将军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冯玉祥，冯玉祥大怒，立刻派兵包围了整个相国寺，禁止一切香客进入。
随后，士兵们荷枪实弹进入寺院。
正在诵经念佛的这些出家人，迅速被一个个手持枪械的士兵叫停，并赶出殿外。清点完人数，这些僧人全部被驱逐出寺。他们连随身物品也顾不上带，一个个沮丧地离开了相国寺。
接下来才是这次大动干戈的重点！
僧人离开后，士兵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搜索寺中钱财。如同古代抄家一般，他们翻箱倒柜，把他们认为能藏住钱财的地方翻了个遍，许多明清家具、佛具悉遭损坏。
搜索完毕，这些人便开始疯狂地破坏，把寺中所有的佛像，除一尊千手千眼观音像外，全部推倒、砸碎。
这座千年古刹，瞬间变得一片狼藉，遍地都是被砸毁的佛像碎片、残破佛具。经过简单的清理，冯玉祥贴出告示，晓喻开封市民：即日起，相国考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中山市场”。
多年来诵经焚香的清静之地，转眼变成了叫买叫卖的公共场所。
改造相国寺的消息传出后，当地士绅和许多百姓纷纷响应，鼓动没收其它寺院产业。这些人中，也不乏有趁机敛财或籍此巴结迎奉冯玉祥之徒。继相国寺之后，有“释家祖庭”之称的洛阳白马寺，禅宗祖庭少林寺等各大小寺庙几无幸免。
继相国寺、少林寺这些古寺名刹被毁之后，河南一带的大小寺院数百所几乎都遭厄运，僧侶被勒令充军或还俗回家，寺产充公，寺院被改造成学校、救济院、图书馆等。
随着北伐的推进，冯玉祥的影响力也渐渐扩大，其毁佛的举动被河南周边地区跟从，河北、山东、陕西等地纷纷掀起了毁佛的高潮，大量的寺产被充公、充军，数万僧侣还俗。后来，这些财产大部分成了中国军队抗击日寇的重要支持。
冯玉祥的这次中原毁佛，历来评价不一，有支持声援的，但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冯的这次毁佛，是对佛教及文物的极大破坏，其危害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周世宗）法难。
两年后，冯玉祥的头像登在了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冯玉祥由此闻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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