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4日，一代文坛巨匠柳亚子，在乘火车由南京返回上海途中，因敌特窥视，提笔在火车写下遗嘱。遗嘱中除了谴责蒋匪帮意图破坏民主党派合作，还对家人提了一个与鲁迅有关的“过分”要求。
柳亚子与鲁迅交往次数不多，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不小的渊源。
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合作发起成立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次年，陈去病在浙江成立南社分社，取名为“越社”，鲁迅先生经他的学生宋紫佩介绍加入越社。
越社创立了《越铎日报》，发出了鲁迅以周豫才署名的《出报传单》，以及以黄棘为笔名发表的《越铎》出世辞。
柳亚子得知鲁迅加入越社的消息，读了鲁迅先生写的文章，确信他是以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鲁迅向学校要求营救被捕学生未果，愤而辞职到上海定居。柳亚子也因被国民党通缉，东渡日本避难，1928年4月返回祖国后，也定居在上海。
两人通过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介绍见面，几个月后，柳亚子盛情邀请鲁迅聚餐。
这次碰面，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32年10月5日，作家郁达夫夫妇在上海聚丰园宴请兄长郁华，郁华与柳亚子同为南社旧识，郁达夫和鲁迅也是多好年的好朋友。
因此，郁达夫邀请了柳亚子和鲁迅两家人来作陪。
这是柳亚子和鲁迅第二次会面，临别时，柳亚子请鲁迅赠送一副墨宝，鲁迅点头答应了。
几天后，鲁迅把《梅菲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一册赠送给了柳亚子，此书仅仅印制了250套，平时鲁迅啊轻易送人。
收到鲁迅的赠礼，柳亚子视若珍宝，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他去世后，女儿才把它捐赠给柳亚子纪念馆。
次日，鲁迅又亲笔为柳亚子写下七律一首，诗中云：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不久后，柳亚子也回赠一首，请郁达夫亲自送到鲁迅住处。
两次交往后，双方都对彼此推崇备至。柳亚子评价鲁迅的旧体诗为“不可多得的瑰宝”。
鲁迅先生去世后，柳亚子还多次撰写诗文来赞美鲁迅，尤其是在他读了毛主席《论鲁迅》的演说后，提笔写下。
鲁迅先生今圣人，毛公赞语定千秋。
论定延京今后圣，毛郎一语奠群哗。
两人虽然生前交往次数并不多，可是并不妨碍柳亚子对鲁迅的崇敬之情。
在得知有形迹可疑的人窥视，柳亚子写下遗嘱，在这短短两百多字的遗嘱里，他还特意提出，如果发生意外，要家人把他埋在鲁迅先生附近，以示对这位文坛旗手的追随之意。
古人讲入土为安，中国人传统“家”的概念很深重，宗族意识也是根深蒂固。
柳亚子竟然要远离故里，让家人把他安葬在鲁迅墓旁，这个要求真的是十分“过分”，也充分说明了两位文坛巨匠深厚的革命友谊。
柳、鲁之交，虽然称不上是绝无仅有，也算是凤毛麟角，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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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山色相辉映，花红绿树醉江南。#
“世上湖⼭，天下常熟”，尚湖是常熟的⼀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尚湖是国家5A级风景区，位于江苏常熟城西，地处虞山南麓，那里碧湖掩映青山，真可谓湖光山色，宛如置身于人间仙境之中。相传因殷末姜尚（姜太公）避纣王暴政，隐居于此垂钓而得名。尚湖与虞山相映，十里青山半入城，万亩碧波涌西门，为常熟古城平添了千种风情，是江南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黄公望、沈周、唐寅、康有为、于右任、柳亚子等历代文人均有题咏传世。尚湖有许多著名的景点，如拂水山庄、长寿桥、太公岛、祈福台、杨柳屿、月堤、中华牡丹园、紫藤长廊、观荷桥等。其中，最著名的景点是拂水山庄，具有苏州园林的特色，里面有钱谦益柳如是纪念馆、蘼芜桥、耦耕堂、黑天鹅观赏区、花信楼、归来泉等景点。
尚湖是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景区，是人们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毛主席率先垂范：“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坚持“不以人名作地名”
上世纪40年代末，一些国家用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了不少地名。当时，党内也有一些呼声希望以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毛泽东同志一直坚决反对，防止出现个人崇拜现象。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议作出六条规定，其中第五条就是“不以人名作地名”。
张清华研究员认为，1979年12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中，对相应内容进行了细化，表述为“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用“一般”和“禁止”来区分不同情况。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地名管理条例》，将“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上升为行政法规条款。7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纪念馆六条规定展板前称赞“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
毛泽东也为纯洁地名文化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我们综观历史地图，中国地名以至世界地名，很多地名是以人名充作地名的。比如古代中国有禹县、秦皇岛，现代有中山、志丹、靖宇等；前苏联有列宁格勒、古比雪夫，美国有华盛顿等；甚至街道也有命名，如长春斯大林大街、天津罗斯福路等。但是，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决定禁止用中共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没有的，从此中国开始了再也不出现用在世的人名作地名的现象。它是新中国地名的一大特色。
据传有一年晚秋，毛泽东和柳亚子乘坐轿车，急驶在上海的中正路(后改名为延安路)上。柳亚子向毛泽东建议，将中正路改名为毛泽东路。毛泽东笑道：“1949年我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制定了不祝寿，不送礼，不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等几个规定。我们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时刻提醒每一位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戒骄戒躁，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主席，更要模范地遵守党的规定呀！”毛泽东拒绝了以自己的名字为路名。
这件事，若干年后毛泽东在某次会议上又再次提及。他说当时就坚决表示，“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而在1953年8月，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重申6点，其中之一就是“不以人名作地名”。他两次三番地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不得以现代人名为地名、街名。毛泽东也很注意纯洁地名。在他的主持下，建国初期，有关部门对那些自明清至旧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睦邻的地名，如迪化(乌鲁桥)、归绥(呼和浩特)、安东(丹东)、镇南关(友谊关)等地名，都作了更改或恢复原名。
商伟凡研究员认为：当前，以人名作地名的方式多种多样是直接用本人的姓名或名，如吉安的文天洋大道、扬州的史可法路、哈尔滨的赵)一曼街；二是用本人的字、号等如上海的逸仙(孙中山)路、南昌的永叔(欧阳修)路、玉溪的聂耳音乐广场；三是借用职位、尊称等代表性称呼，如延平(郑成功封延平郡王)路、龙图(包拯被尊称“包龙图”)路；四是采用其它命名方式，如湖南有炎陵县、武汉有同时纪念辛亥3烈士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路、福州派生的公交“林则徐纪念馆(站)"。
在避免个人崇拜，不以人名做地名方面，毛主席率先垂范做出了表率，之后的国家领导人也遵照这一原则，坚持了下来，这是难能可贵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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