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对夫人说，把家中的金器、银元整理出来，全都兑换成金圆券。可没过多久，金圆券就变成了一堆废纸，陈布雷的个人积蓄化为乌有。他长叹道：“我为了守法，却便宜了金融家！”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文胆、智囊、大秘”有不少，其中最为蒋介石所倚重、为蒋介石服务最多的要数陈布雷。蒋、陈合作，陈布雷办事，蒋介石放心。陈对蒋是竭心尽力，忠心一片；蒋对陈则是重用不疑，信任尤甚。
陈布雷虽然受人注目，可谨慎从事，在官场上以“俭朴”“高效率”著称，被蒋介石称为“一代完人”。
陈布雷身居高位，对国民党内的腐朽阴暗最清楚，不过他总认为这个党、这个政权还可以拯救，陈布雷颇为自信地说：“（对于时局）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
陈布雷不缺书生本色，基本不贪不捞不挥霍，他也想从自己做起，延缓国民党的失败。
当时，他主持召集中央宣传小组会议，国民党当局拨法币100亿元作为宣传经费。有人建议换成黄金、美钞，以免贬值，但是他无论如何不答应，认为这与国家法令相抵触。他经手的公款，手续极为严格，支票和印鉴由他自己亲自管理，与贪污盛行的官场形成鲜明对照。
币制改革会议之后，陈布雷带头响应号召，把家中全部金银细软兑换成金圆券，想到金圆券发行不久，物价就直线上升，他主管的中央宣传小组的公款100亿元法币只换成几千元金圆券，他的个人积蓄更是化为乌有。
蒋介石见陈布雷清苦，劝陈布雷兼职，增加一笔收入，甚至可以办公司做生意，那更是一本万利、财源茂盛，此种事在国民党要人中间比比皆是，而且还亲自给陈联系。可陈布雷只同意兼职中国文化服务社的董事长，因为此职是没有兼职费的。为此他的秘书都有抱怨，失去捞外快的机会。
陈布雷的行为与其说是洁身自好，还不如说既为自己又为国民党。
说他为自己，陈布雷文人出身，深知自己并无实战功劳，仅是蒋介石的笔杆而已，稍有不慎，辫子、话柄就会落入他人之手，很容易被人置于死地，取而代之。说他为国民党，是他想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改变国民党高层的风气，竭力维持国民党的声誉和地位，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蒋经国尚且扳不倒他们，国民党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如果说他的廉洁奉公有什么效果的话，至多是死后蒋介石和其他人多说几句好话而已。
进入1948年11月，国民党政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辽沈战役刚刚惨败，淮海战役又开局不利，桂系和美国眉来眼去，合谋“换蒋”，陈布雷忧心忡忡，他向同僚表示：“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
为此，陈布雷曾去蒋介石的官邸探望过两次，并密谈良久。因为陈布雷知道，这种劝和的意见是不宜在蒋介石召集的正式会议中公开提出来的。
过去尽管不能代替蒋介石决策，但是陈布雷替蒋介石所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提供的思路，深受蒋的欢迎，可以影响蒋介石观点的形成、左右蒋介石最后下决心。
只不过这一次，蒋介石没有听进去他的话，甚至由于触动了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底线，蒋介石还把陈布雷归入到他所斥的“主和派”中。
像陈布雷这样一个忠实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自尊心极强而且士大夫气节很重的人，受到蒋介石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
他知道蒋介石已经挽回不过来了，但是他信奉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忠臣不事二主”的那一套，旧道德的束缚使他无法解脱，无可奈何之际，他把死作为最后一次向蒋介石尽忠的机会。
当年还在重庆时，周恩来曾经托人带话给陈布雷，“希望你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试图点醒这个梦中人，可陈布雷感谢蒋介石知遇之恩，选择了愚忠到底。
1948年11月13日的夜晚，作为一个文人，陈布雷选择了文人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尸谏”蒋介石。
陈布雷之死是一个象征。当年北伐时，像他这样的一批立志救国的人投身国民革命，希望能为国家的复兴贡献力量。他们曾为国民党政权尽心竭力，但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独裁，国民党官僚在经济上的腐败，使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民心。
惟一可以安慰的是，陈布雷的灵魂安宁了，不用再看到半年之后，蒋介石仓皇逃离大陆，南京政府如鸟兽散的惨状了。
陈布雷的人品道德无可挑剔，这让他成为了国民党这个酱缸中的一股清流，最后自杀而去，实在令人唏嘘。值得玩味的是，陈布雷家中有三个子女是共产党员，他们倒是比清白一世的这位父亲看得更加通透。
1948年初的一天，蒋介石读到了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正巧陈布雷进来。蒋介石说：“你看人家的文章写得多好！”
陈布雷脸红了，明白委员长是在批评自己。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署名蒋介石的文章，都是出自“文胆”陈布雷之手。陈布雷有些急了，就软软地顶了一句：“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蒋介石自然很生气。
1948年11月11日上午，蒋介石因为陈布雷在会上的一句发言，就当众把陈布雷训斥了一顿。陈布雷很要面子，觉得很丢人，就心灰意冷。加之他早已对国民党绝望了，就于第二天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陈布雷笔耕一生，却无传世文集。因为他的文章署名权与版权，都归蒋介石了。
毛主席一生最大的两个嗜好，一是读书，二是吸烟。
在重庆谈判期间，主席每次同蒋介石在一起会谈时，一支烟都不抽。
蒋介石曾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伟人的自律自制能力让蒋介石折服。
乔石夫人郁文：因为陈布雷关系 乔石文革被关
1944年秋，年仅18岁的郁文背着行李，穿越日军据点，来到四明山上的鲁迅学院。鲁迅学院是中共浙东区委开办的，主要培养文教、民政和群运方面的干部。
三个月之后，鲁迅学院支部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同意郁文提前转正。但是，这一决定未获区委批准。九个月之后，支部第三次通过决议，同意郁文提前转正。这次，区党委批准了支部会议决议。1944年9月15日，郁文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0月初，郁文到达上海，进入之江大学教育系读书，组织关系从解放区转到之江
1939年11月13日早晨，郁华从寓所搭包车出来时，遭暴徒三枪击毙。暴徒留下一句“你竟不给脸”，登上一辆黑色小汽车逃逸。郁华的车夫记住了车牌号8741。当天晚上，租借当局就发现，这辆车停在“76号”的门口。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但当时，郁华之妻陈荫还不知道，主犯正是丁默邨。丁默邨的浮出水面，和郑苹如有关。郁文在文中写道：
郑是上海沦敌期间军统的地下工作者，当时佯与丁逆称善，其后谋杀丁逆未遂，反被丁逆所害。这也是最近丁逆案中的一件重要案件。不过当郁庭长被害之时，郑计犹未为丁识破，相与过从甚亲密，郑某次曾于嬉戏间以不经意之态向丁探询郁庭长何故被害，丁未加怀疑，与之直言：“事前派人劝其加入和运(注：即所谓“和平运动”)，竟遭他严词拒绝，如此不识时务，不识抬举，所以杀只鸡给猢狲看看。”又说：“你的父亲也该识相点。你们不要以为‘七十六号’没有人啦！”盖当时郑父任首席检察官，与郁故为世交，郑苹如曾私语：“决为郁伯文复仇。”采得丁语后，即密告其父。听说后来郑首席立刻密呈司法行政部，目前郁夫人正拟设法查获此项呈文。(郑首席后以爱女罹难，哀痛逝世。)且郑苹如之母弟，均能为此事作证。
引起陈荫注意的，是庭上丁默邨的自辩词。军统局称，丁1937年春至1940年3月任伪特工总部主任时，曾捕杀地下工作者72人。丁辩称，他在“76号”为1939年冬，为时仅三月，在此期间以外及上海以外之事，不能由他负责。陈荫在报上看到这句话后，才知道其夫被害正是在丁的任内，于是向上海高院递交了诉状。
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三报，多名记者被捕。为防止意外，党组织决定让郁文离家隐蔽，并参加筹组全国学联，工作上由乔石负责联系。10月，乔石通知她，她的组织关系从之江大学转出，转到了全国学联。
郁文的表姐陈琏，是陈布雷的小女儿。她1940年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又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在进步同学影响下加入了中共，后与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袁永熙结婚。
1947年9月24日晚，陈琏与袁永熙被捕。所幸叛徒指认时，没有认出稚气未脱、学生模样的袁永熙，就是地下党姓袁的负责人。特务在他们住所搜到的，也仅仅是“民主青年同盟章程”。审讯关押数月后，12月下旬蒋介石下令，交陈布雷“严加看管”。
陈琏夫妇出狱后，行动受到严格限制。第二年晚些时候，才被允许看望亲戚。一次，夫妇俩从南京来到上海，专程探望五姑母、郁文之母陈若希。趁着在郁文大哥翁泽永房间小坐的机会，陈琏轻声问：“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到那边去？”郁文听出他们想去解放区，立即向当时党内联系她的(国统区)全国学联党组书记钱李仁报告。
低调本色
因为陈布雷的关系，郁文自己在文革中也被贴了大字报。但在属于文革重灾区的中联部，每天都有“重磅炸弹”，多名部长、副部长和局级干部被揪了出来，乔石等都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郁文只是处级干部，加之性格亲和、平时群众关系好，因此涉险过关。
1969年6月，乔石夫妇等中联部人员共678人，被发配到黑龙江肇源“五七干校”(1970年迁往河南省沈丘县)。
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中联部被打倒的干部逐步“解放”。乔石和郁文都先后调回中联部，在新成立的“研究组”工作。
1978年2月，乔石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1982年，担任了部长。在当年9月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7年，在十三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
虽然乔石的职位不断变动上升，郁文依然保持着低调本色，一直对自己、对子女、对乔石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1988年，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果永毅陪同副总编辑陆超祺访问波兰等国，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两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士急急忙忙走到他们跟前问道：“你们看到乔石同志夫人郁文同志吗？我们是中国民航法兰克福办事处的，我们不认识郁文同志，到处找不到她！”他们一起四处寻找，终于在候机厅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她。
郁文安静地坐在一群旅客中间，毫不引人注目。面对两位热情殷勤的民航办事处负责人，她一再表示，不必给他们添麻烦，自己转机就好。
19，陈布雷家里传来婴儿啼哭声，他怒嚷道：哭什么哭？一把揪起婴儿，径直走向窗户。一个女人一步冲到窗前，夺过孩子，说，别扔窗外，邻居知道不好，我到外面去扔。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幕僚，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和智囊。
陈布雷与妻子虽然是包办婚姻，却非常恩爱，结婚9年，生有三子一女。此次妻子怀孕，陈布雷呵护有加。但妻子身子弱，生产时大出血，随后又患“产褥热”去世。
爱妻突然离去，陈布雷痛不欲生，又没地方撒气，便迁怒于新生女儿，就是这个小东西夺走了爱妻。恨得他执意要把女儿从楼上窗户扔下摔死。
幸亏孩子姑姑在场，一把抢过来，说出去扔。陈姑回来，见陈布雷怒气未消，就说，消消气吧，孩子已经扔进河里。
过了些日子，陈布雷回到家里就唉声叹气，不住地说“糊涂啊！糊涂啊！”陈姑知道，他开始为扔掉孩子的事后悔了。
见陈布雷后悔不迭，陈姑就把悄悄放在外面养着的婴儿又抱回陈府。
这女孩一出生就没了娘，又差点被爹扔掉，真是小可怜。于是，家里人就叫她“怜儿”。
但陈布雷根本无心抚养怜儿。19，他又续弦成立新家庭。外婆心疼外孙女，就领回乡下老家抚养。怜儿深得外婆宠爱，无拘无束，从小就养成独立无畏的性格。
考虑到女儿教育问题，1925年，陈布雷还是把6岁的怜儿，接到上海家中，并给她取名陈琏。陈琏却对父亲十分陌生。
陈布雷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也很重视孩子们教育。考虑到世道太乱，为女孩子安全起见，陈布雷决定让陈琏学师范，但陈琏却很叛逆，不顾父亲反对，考入杭州高等学堂。
读书期间，陈琏结识一批思想进步的革命志士，思想有了变化，深感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贫苦百姓走向幸福生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布雷随国民政府迁入重庆，但陈莲却宁死不去。有人悄悄劝她说，后方抗日救国热情更为高涨，她才随父亲来到重庆。
那时，陈琏思想很进步，信仰与父亲背道而驰。中共地下党组织便与她联系。并发展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陈琏20岁，考入西南联大。她没有官宦人家小姐的架子，永远穿一件蓝布旗袍，从来不涂脂抹粉，同学关系很好，就是很神秘，常常忽然就不见人影了。她是在为中共地下党做工作，而她秘密活动的上级，就是后来成为丈夫的袁永熙。
当时，袁永熙已是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总支书记。抗战期间，西南联大进步青年开展的各种活动，都是由他主要领导。在工作接触中，陈琏和袁永熙相爱了。
1942年初，陈琏很想去延安，找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希望得到批准。周恩来却劝陈琏要以大局为重，留在父亲身边从事地下活动，意义更重要。
于是，陈琏回到家中，陈布雷喜出望外。一天，见女儿捧着《论持久战》在读，陈布雷吃了一惊。他历来反对子女从事政治。陈琏却说：中国已经到了亡国边缘，抗日救亡是每个青年的天职。陈布雷无言反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北平学委书记，公开身份则是“敌伪产业处理局”职员。不久，陈琏大学毕业，也来到北平工作。她向父亲提出：要跟袁永熙结婚。
陈布雷对小女儿的婚姻当然很关切，而且鉴于自己的身份，自然要对未来女婿的一切疑点都要彻查清楚。调查结果：袁永熙人品才学俱佳！陈布雷便欣然接纳这位乘龙快婿。
1947年8月，陈布雷为女儿女婿举办了隆重婚礼，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应邀而至，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担任证婚。
但刚刚度过蜜月，因叛徒出卖，新婚夫妇双双被捕入狱。国民党特务用尽一切办法逼供，他们却机智应对，让特务无隙可乘，一无所获。
女儿女婿作为共产党嫌疑犯入狱，让一向标榜自己“效忠党国”的陈布雷很没面子，他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表示“该当何罪，任凭发落”。
蒋介石早就接到密报：袁永熙、陈琏只是“嫌疑”而已。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心腹智囊，又跟随蒋介石20多年，况且，宋美龄也发话“算了吧”，陈琏与袁永熙终于得以释放。
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高层贪腐之风愈演愈烈，为人刚正不阿，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陈布雷越来越失望。
1948年11月，他让女儿女婿陪他去拜谒中山陵。过了几天，又突然让袁永熙来家里，告诉他：千万要远离政治，自己就是因为政治，永远都脱不了身。袁永熙走后，也不知陈布雷经历了怎样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日便服毒自杀。
父亲突然离世，让陈琏悲痛不已。尽管与父亲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但殷殷父女之情又怎能忘怀。她知道父亲当年也有安邦定国的壮志，但最终却沦为政治牺牲品，令人深感惋惜。
在上海安葬完父亲，陈琏与丈夫一起，踏上去解放区征途。他们由中共地下党秘密护送，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跋涉，终于来到石家庄，回归革命队伍中。不久，他们又投入到解放北平，建立新中国的紧张工作中。
陈琏虽然是国民党高官女儿，但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不惜舍弃亲情，走上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由此，她被称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陈布雷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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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老蒋不高兴地对他的幕僚陈布雷说：“身体不好，你该休息了。”陈布雷从老蒋这句话中，听出了另一层意思。
回家途中，陈布雷脑中一直回响着老蒋的话，喃喃自语道：“成败在天，我是该休息了。”
几天后，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突发心脏病，享年59岁。老蒋闻讯后，更是取消了当天的所有行程，以示自己的哀泣，同时，命令成立治丧委员会，以国葬或公葬的方式，表彰陈布雷对国家的贡献。
陈布雷是老蒋的御用“笔杆子”，担任老蒋的机密幕僚以来，从来就没有失宠过，被称为“政坛不倒翁”。
然而，自陈布雷的死讯传出后，顿时漫天谣言。1948年11月18日，《中央日报》更是全盘否定此前的报道，称陈布雷死于服用过量安眠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将时间倒退至1948年11月13日。
当天上午10：05分，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发现陈布雷还未起床，觉得很纳闷。按照陈布雷平时的习惯，上午8点必定起床，他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儿，当即命人开门查看。
这一看，果然发现不对劲，他当即打电话找来医生。医生赶到后，替陈布雷打了强心针，奈何终未抢救过来。最后，经医生检查后，发现陈布雷吞服了100多片安眠药致死。
然而，蒋君章却对外发布消息称，陈布雷是“误食”安眠药而亡。为何他要掩盖陈布雷的真正死因呢？其实这一切都是陈布雷的意思。
当天，蒋君章是第一个走进陈布雷卧室的，他发现了陈布雷给他的遗书。遗书中，他要求蒋君章不必请医救治，对外发布他的死讯时，也要慎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问题来了，陈布雷为何又要自杀呢？这一切，其实还真和老蒋有关。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19进入堂兄创办的《先铎报》当记者，因为才华出众，很快便闻名上海。就在陈布雷在报界混得风声水起时，北伐开始了，老蒋身边急需“笔杆子”，陈布雷自然是他最佳的人选。
于是，老蒋约陈布雷到南昌一叙。1927年2月，陈布雷来到南昌，会面那天，老蒋正为一篇文章发愁。这时，张静江对他说：“愁啥，让陈布雷试一试嘛。”
没一会儿，陈布雷将《告黄埔同学书》递给了老蒋，老蒋看后果然被其文采所折服，当即命副官安排印刷。之后，老蒋力邀陈布雷到国民党总部工作，但被他拒绝了。
可对于老蒋而言，想让他放弃游说是不可能的，此后，他几次三番派人劝说陈布雷。最终，陈布雷被老蒋求贤若渴所打动，决定死心踏地跟着他。
自此，陈布雷就成为了老蒋的“御笔”，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他才看清老蒋的用意。
“西安事变”一个月后，老蒋回老家养伤，他将陈布雷召到住处，命陈布雷写一篇《西安半月记》，要求陈布雷编撰出他在西安的“英雄事迹”。陈布雷听后，颇觉为难，也是这时，他发现老蒋其实要的不是军事顾问，而是听话的“笔杆子”。
老蒋为了让他静心写稿，将他送到杭州。陈布雷绞尽脑汁，仍不知如何下笔，内心苦闷不已。他写不出来，也不想写，可又不能不写，最终，《西安半月记》还是交了上去。
此后，陈布雷私下里多次对众人说：“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他内心虽苦闷，仍对老蒋言听计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四处派要员接收各地，此时，国统区内物价飞涨、民生艰难，党内腐败日趋严重，这一切看在陈布雷眼里，一向隐忍的他，不断向老蒋谏言，奈何老蒋听不进去。
陈布雷对国民党内的腐败深痛恶绝，一直想要喊出自己的警世之言，谁知，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加入共产党，于1947年被捕，最后，还是老蒋发话放了他们。自己最爱的女儿入了共产党，这让陈布雷认为自己愧对老蒋，每每话到嘴边又隐忍了回去。此后，陈布雷越发沉默了，每次开会时，总欲言又止。
然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是沉默中死亡。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又一次惨败，当天陈布雷前去探望生病的老蒋。此时，他觉得有些话不得不说了。
他对躺在病床上的老蒋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将衰兵败、人人厌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若能得半壁江山，将来还可东山再起。”
老蒋不高兴了，训斥道：“从来没有什么偏安一隅，我就是瞧不起那些一击就倒的软骨头，先生什么时候与那些失败者走到一起了？”
说完，老蒋看着神色憔悴的陈布雷又道：“身体不好，你该休息了。”敏感的陈布雷听出了另一层意思。
此时，国民党败局已定，美国又有改弦易张的意思，蒋家王朝已走向末落，陈布雷绝望了。他暗想到：“我是不是真的该休息了？”
此时，陈布雷的信念已然坍塌，心存死志。
1948年11月12日上午，陈布雷理了个发，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穿上新布鞋。随后，他又对秘书长蒋君章说：“今天不用催我睡觉，也不要让人来打扰我，我需要安静。”
“我需要安静些。”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话。陈布雷以“文胆”蜚声世人，也是国民党中少有的洁身自廉、富有才华的人才，奈何他选错了人，最终，落得以死明志的下场。#头条历史#
1929年1月10日夜，杨宇霆与常荫槐去见张学良时，被卫兵枪杀于“老虎厅”。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得知后，非常惊讶，说：“杨宇霆精干有才能，也绝非亲日派，竟然突兀被杀。”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年仅27岁的张学良主政东北。当时很多奉系的军政要人虽表面上拥戴张学良，而实际持观望态度，一些元老甚至居功自傲，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其中尤以杨宇霆为最。
张作霖在世时，视杨宇霆为左右手，关系极为密切。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办成了几件大事：一是建立了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东北农民耕种；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属归日本所有，修战备公路，可以使交通运输不受日方的挟制，一旦开战，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部队。
此外，杨宇霆还在日方向张作霖提出要在东北实行“杂居”时，认为万万不可答应，力劝张作霖不要答应，经过数度交锋，日方深感杨宇霆“不易对付”，是个棘手的对手。杨宇霆为人孤傲，性格上有很多缺点，但是在大义上还是有可取之处，尽管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但绝非亲日派。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飞扬跋扈，对张学良动辄予以训斥。每当张学良有事向杨宇霆询问，或提出一些主张时，杨宇霆常对他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
有一次，某官员求见张学良不得，只好找到杨宇霆。杨宇霆大怒说：“汉卿子承父业，如此不理事务。”随后，杨宇霆便带着那位官员来到帅府，问卫兵：“汉卿何在？”
卫兵说：“尚未起床。”
杨宇霆怒气冲冲直接来到张学良的卧室外，大声嚷道：“快起来，有公事办。”
张学良急忙披衣起床迎出，杨宇霆竟指着他的鼻子说：“老帅在世时，可不这样，你这个家伙，若是再这样下去，东北的事能干好吗？”
张学良忍无可忍，反驳说：“我干不了你干！”
据当年在帅府听差的赵吉春回忆：杨宇霆明里暗里没少攻击张学良，当着奉系元老的面，经常痛心疾首地说：“小六子难堪大任！”
当着张学良的面，杨宇霆又以长辈的口吻说：“汉卿！你给人的观感可不够好啊。”话语间总有“高高在上”的意思，这自然引起张学良的反感。
有一次，杨宇霆给父亲祝寿，张学良带着妻子于凤至前往，在杨公馆时，张学良受到冷遇，而当杨宇霆出来后，宾客都肃然起立。于凤至都非常不满，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眼睛里面还有你吗？"
杨宇霆遭至杀身之祸的直接导火索是：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为支持好友常荫槐扩充实力，掌管东北铁路。当日下午五时许，杨宇霆和常荫槐一起携带事先拟好的文件到帅府，让张学良签字。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欲成立东北铁路督办总署，任命常荫槐为总署督办。因为事先，杨宇霆并未就此事与张学良沟通过，张学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虽然张作霖过去也有成立一个铁路督办署的想法的，张学良对此也并非不赞同，但他却并不想把这块权力交给常荫槐。于是，张学良只能找一些表面的东西兜圈子，比如说成立督办总署涉及到铁路收回的问题，事关外交，须先进行交涉，然后再作研究决定。
杨宇霆、常荫槐则认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总署势在必行，有这个机构，总比没有这个机构好。显然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于是就起了争执。
争执了半个多小时，张学良借口马上到饭点了，让杨宇霆和常荫槐吃完饭再谈，杨宇霆和常荫槐不愿意在帅府吃饭，表示回去吃完饭后晚上过来谈。
在两人走后，张学良气愤异常，思考片刻后，用电话召来奉天警务处长的高纪毅，对他说：“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欺我太甚，他们已回去吃饭，一会儿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二人处死，你带卫士去执行！”
高纪毅问：“在哪里执行？”
张学良说：“就在老虎厅。”
高纪毅领命后，选了六名卫士，由他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布置在老虎厅附近。二个多小时后，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被请到老虎厅就座。两人刚坐下，高纪毅和谭海带着六个卫兵拿着手枪进入老虎厅，高纪毅对杨宇霆、常荫槐说：“奉长官命令，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
这个变故让杨宇霆、常荫槐毫无准备，两人顿时呆住了，连话也说不出来。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杨宇霆、常荫槐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对头部开枪。高纪毅、谭海在场监刑，几声枪响后，杨宇霆、常荫槐陈尸老虎厅。
第二天一大早，张学良发出通电，历数了杨宇霆、常荫槐二人的诸多罪状，如结党营私，任人唯亲，中饱私囊等等。
事后，张学良命人给杨、常两家各送去一万元的抚恤金，并亲自给在德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杨春元写去了一封慰问信，嘱咐他安心学习。
除了优抚家属之外，张学良还亲自为杨宇霆写了一副挽联：虽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从张学良的挽联中，可以看出，他在杀掉杨宇霆后，很快就感到后悔了。但是，人的脑袋不是韭菜，割掉就没有了，有些事情当时做错了，后悔是毫无意义的。
蒋介石的心腹陈布雷最终选择了自杀。陈布雷作为“民国第一文胆”，他的人格是矛盾的，他为何会走上自杀的道路呢？
陈布雷是一位用笔战斗的文人，1926年，他正为《商报》主笔，其内容正好符合国民党北伐的需要。因此陈布雷的才华被蒋介石看中了，接着陈布雷追随了蒋介石二十多年。陈布雷参政后，他发表的许多言论并不是他的内心所想，但他担任政治职务就得用政治的眼光看待问题。作为文人，陈布雷不能自由的表达自身的想法，这是多么痛苦！陈布雷承认政治是肮脏的，他的灵魂也得不到救赎。
抗日战争初期，陈布雷写了不少文章来激发国人的斗志，这和他救国的情怀是一致的。然而在国共内战时期，他受蒋介石之命写下了不少违背己愿的文章。陈布雷感恩蒋介石的知遇与提拔之恩，但他也深陷于痛苦的精神世界。
1948年冬季，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大部分的国民党将领都在绞尽脑汁地为自己谋出路，而陈布雷却在为时局考虑，他希望国共讲和。蒋介石知道陈布雷的想法后，却把他痛斥了一顿。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在无边的精神痛苦中结束了生命。
身为政治家，其使命不是追随某个人，而是为人民服务。陈布雷走错了道路，也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
参考资料：《“民国第一文胆”陈布雷的悲剧人生与从政之鉴》 边笑非#民国##民国风月#
1949年2月12日，戴季陶在家中去世，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着死于心脏衰弱。巧合的是三个月前，国民党另一文胆陈布雷也是死于心脏衰弱。
当时，戴季陶在陈布雷的灵堂上大哭：“布雷兄啊布雷兄，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死。”戴季陶的这一疯癫之举，很多人以为他是伤心过度。谁也没有想到，他在灵堂上的一番话应验了。
后来，有人说戴季陶的这番话是说给结拜大哥蒋介石听的。那他和蒋介石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1908年，蒋介石来到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炮兵。在这里他结识了比他大一届的戴季陶。异国他乡，俩人又都是浙江人，因此，日子格外亲密，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这时，俩人同时喜欢上了一个日本护士，最终，戴季陶抱得美人归。后来，护士产下一子就是蒋纬国。戴季陶此时已娶妻，且是个妻管严，他又如何敢将婚外子带回家呢，这时，蒋介石认下了蒋纬国，交给了妻子姚冶诚来抚养。戴季陶因为此事，非常感激蒋介石。
戴季陶与蒋介石毕竟是革命者，日本的风花雪月只是一时之事。俩人回国后，便追随了孙中山。19夏天，戴季陶、蒋介石奉命到上海经商筹集军费，他们与张静江一起炒股票，搞投机生意。可以说，戴季陶与蒋介石是中国的第一代股民了。
俩人在股票市场一开始也是狠赚了一笔，他们也在此时结为兄弟。蒋介石比戴季陶大4岁居长。手上有钱后，蒋介石开始出3入赌场，奈何他水平不佳，输得一踏糊涂。蒋介石自炒股后，心越来越大，股票涨到120元时，不为所动，涨到200元，还是不为所动，不会炒股的戴季陶信任大哥，跟随他的脚步。
最后，股票大跌，俩人亏得一无所有，到处被人追债，那段日子这对兄弟俩过得着实有些艰难。
后来，蒋介石奉命筹建黄埔军校，当学校建成后，蒋介石负气而走，称回溪口养病。蒋介石生气的是他没有进入国民党核心层，此后，任孙中山如何传呼，他都不回来。戴季陶早就知道蒋介石想要的是什么，他跑到溪口去劝蒋介石。
戴季陶说：“大哥，黄埔军校怎么不好了，军权在手，大权在握啊。”当时，俩人之间的气氛比较火爆，不欢而散，事实证明，蒋介石北伐靠的就是黄埔。事后，蒋介石也是再三写信给戴季陶道歉，俩人得以和解。
此后，戴季陶与蒋介石一文一武，互相扶持，走上夺取政权之路。也因为有蒋纬国这个纽带，俩人之间越发信任。然而，西安事变后，俩人关系日渐冷淡，蒋介石对戴季陶不再信任。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消息传回后，南京国民政府人心愰愰。
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解救蒋介石。当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两种声音：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应发兵西安；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张和谈。大家讨论来讨论去，难以决议。
戴季陶在会议上大声急呼：“力主讨伐，绝不摇移。现在委员长生死未卜，若委员长不幸牺牲，我们岂不是白上当了，若是委员长安全，我们救回委员长，他要如何统率三军，领导全国呢？”
最后，他还说如果今晚不能定下讨逆大计，明天势必会大乱，届时我们将何以面目面对人民，面对蒋先生。
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众人皆知，所以，基本上也不同意他的想法。
第二天，宋子文找到戴季陶责怪他不该在会上那样说，戴季陶反驳说：“我与介石的关系，绝不下于你们亲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能反对我的意见。”
宋美龄当然不会让戴季陶得逞，她说服了众人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法。其实，戴季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在蒋介石被困西安后，一直寝食难安，甚至做好了为他殉身的准备。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回到南京。宋美龄发表了《西安半月记》一文，在文里不点名批评了戴季陶。其实，这篇署名宋美龄的文字，实际上也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对此戴季陶明白得很。
蒋介石在理智上明白戴季陶对他从无二心，但他生性多疑，好猜忌，再加之宋美龄的影响，对戴季陶心生芥蒂，慢慢疏离，不再像以前一样事事问计于他。
自西安事变后，戴季陶被边缘化。蒋介石的日益疏远，给了戴季陶很大的打击，此后，他陷入了失落与抑郁的情绪中不可自拔。
此后，俩人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改善。1949年2月11日夜，戴季陶的神经痛发作，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次日早晨8点，家人发现他气息全无，床头桌上放着只剩下30颗安眠药的药瓶。
面对戴季陶的死讯，蒋介石发出感叹道：“故人零落，中夜唏嘘，悲从中来。”
其实，在西安事变的处理上，戴季陶与宋美龄的主张不一样，是因为所站的角度不一样，戴季陶考虑的政局，是蒋介石的领袖权威，而宋美龄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及宋氏家族的利益。
在这件事情上，戴季陶高估了与蒋介石的关系。他忘了当时的蒋介石政权稳固，逆耳的忠言和平起平坐的关系会令蒋介石不舒服。
共患难的兄弟，走向决裂，也是令人唏嘘，也说明了自古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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