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团不打仗
首先，神秘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特别是在日本侵略者发动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时，坚持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作战非常频繁。如1942年5月冀中反扫荡血战，冀中八路军部队在两个月内共打了大小战斗272次，平均每天4次以上。
在八路军中，有一支“不打仗”的特殊而神秘的部队——八路军机动工作组。
八路军的机动工作组是活跃在山西等地的一个特殊的“主力团”。虽然名字很奇怪，但成员却很出彩:整个集团有1000多名成员，有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有英德归国的海归，也有来自全国各大一线工业城市的技术工人，学历极高。每一个人，几乎跋涉了几千里，甚至远涉重洋，历经生死的重重阻碍来到根据地，然后加入了这支“不战”的军队，承担了一项和冲锋一样艰巨的使命:制造武器！
抗日战争打响后，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最大的困难是装备不足。抗战初期，八路军主力师的枪不超过4000支。一些八路军士兵。只能扛着红缨枪投入战斗。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根据地遭到日寇空前凶残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又在捅刀子。八路军的弹药装备已经到了严重困难的地步。于是，作为抗战时期八路军的特殊军品生产企业，“八路军机动工作组”应运而生。
然而，虽然是“兵工厂”，但当时的八路军还处于一穷二白的阶段。军工这种高科技、高成本行业的生产，对于此时的“八路军机动工作组”来说，几乎不算什么。更残酷的是工作环境。不要以为这支部队不打仗就安全了。当时在日军残酷扫荡的背景下，“八路军机动工作组”不得不顶着炮火随部队移动，仅有的“家当”全靠驴和马驮着。即便如此，生产也绝不能停下来，我们还要在不断的炮火下加班加点。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这支“不战”的军队不断创造奇迹。
第二，创造奇迹
“八路军机动工作组”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枪械的研发。
在此之前，八路军不仅缺枪，而且手里有枪都是杂牌，各种装备堆得满满的。标准化的枪械装备想都不敢想。
但是“八路军流动工作组”漂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团长刘鼎是从德国回来的枪械专家。他结合欧洲各种火器的优点，很快设计出一种新型火器。然后在刘贵福(太原兵工厂前钳工)等技术骨干的集体智慧下，终于在1940年揭开了一种新步枪的面纱。这种比三八大盖短十厘米，但射击精度不错的步枪，就是著名的“八一步枪”。
和“八一步枪”一样震撼的，是炮弹的研发。
与枪炮相比，炮弹才是八路军的宝贝。有时候缴获了敌人的火炮，因为没有炮弹，只能就地弃炮。自己造炮弹比造枪还难。当时的八路军不可能单独制造出用于铸弹的铁。
1940年百团大战后，“机动工作组”工程部主任陆达毅然承担起造炮弹的重任:曾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的高材生，抗战爆发后放弃学业奔赴国难，他为八路军带来了一项全新的“德式白心韧”技术。这种欧洲技术与根据地本土冶炼的结合，最终使八路军获得了自己的“特种铁”。
从1941年4月开始，在抗日战争的大反攻阶段，八路军每月能出3万发炮弹，复仇炮弹，在大反攻的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日军的堡垒。
可以称之为独特创意的是炸药的研发:抗战初期的根据地由于缺乏铂铅板，无法生产出现代化的炸药。
“流动工作组”经过多次研发，开发出了“筒室制硫酸”的新方法，大量现代炸药开始生产。抗战末期，流动工作组先后生产了15400多公斤无烟推进剂和23500公斤硝铵炸药。从而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第三，难以想象的牺牲
巨大贡献的背后，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支部队的惨烈牺牲。
堪称生死考验，也是武器的发展过程。没有设备和技术基础，几乎每一次试错都面临着生命的考验。就火药的研发而言，负责火药研发的技术人员焦逢春，他的两个叔叔，甚至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在火药爆炸事故中丧生。他自己也遭受了几次爆炸。然而，在他携带的箱子里，却装着他冒着生命危险拿回来的各种弹片。只要他有时间，他就致力于研究。最后写成了《炮弹》一书，成为我军早期炮弹生产的专用教材。每一页都见证了多少鲜血和牺牲。
“流动工作组”的工程主任郑在决定去延安之前，生活优越。他可以继续在长城机械厂做高管，但他毅然放下一切，投身抗日战场。
这种经历在这支“不战”的军队中几乎是家常便饭。查查他们的名字:柳鼎，程明生，鲁达，张芳，李守文.......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优越的家庭，可以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可以“躲”在一个地方过悠闲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种九死一生。
英雄不仅仅是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士兵，更是战场后方的“移动工作组”，为的是确保战斗和胜利。你懂了他们，你就懂了最火热的赤子之心。今天平静的日子只是他们悲惨牺牲的结果。
1937年9月26日，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然而12月23日，茅以升却亲手炸毁了自己费尽心血建成的大桥。
1896年出生的茅以升，16岁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获得土木专业硕士学位，后又到卡利基工程学院桥梁系学习，于19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1933年3月，茅以升受邀到杭州参加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钱塘江水文地质结构复杂，民间也有“钱塘山上建桥——不可能”之说，难度很大。
当时茅以升看到中国的铁桥都是外国人修建的，心里想：“外国人能，中国人也可以。”他要为中国争一口气。
于是茅以升迎难而上，在建造钱塘江大桥过程中，针对上游的山洪爆发和下游的海潮涨落，经过多项试验，攻克了各种技术上的难题。
1937年，建桥工程接近尾声，淞沪抗战也在紧张地进行。茅以升和施工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和敌人的枪炮抢时间，加班加点紧锣密鼓地昼夜施工。
9月26日，大桥终于建成通车，这座大桥的建成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里程碑，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才华和智慧。
在建设这座桥梁的时候，茅以升考虑到局势的变化，为了不让大桥落入日军手中，建桥时在桥墩上预留了放置炸弹的空洞。
11月中旬，日军逼近杭州，中方决定炸毁钱塘江大桥，以断绝日军车辆的长驱直入。
炸桥前，大桥上面经过了300多列火车、2000多辆汽车向后方运转战略物资。在日军攻入杭州的前一天，茅以升引爆炸弹。
茅以升费尽心血才建成的大桥，因为战争而亲手把它炸毁，实属悲壮。看着在“轰隆”声中倒塌的大桥，茅以升满怀悲愤之情，他发誓抗战胜利后一定要修复钱塘江大桥。
抗战胜利后，钱塘江大桥的修复工作提上了日程，茅以升被任命继续主持修复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1948年3月，钱塘江大桥恢复通车，全民欢庆。
这是一座苦难深重的大桥，从建桥成功到炸毁再到修复成功，整整经历了十年时间。它承载着中国历史的滚滚车轮，是历史的见证者。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长期致力于桥梁科学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桥梁建设科技工作人员，为中国铁路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1989年11月12日，一代建桥大师走完了94年的人生征程。他的一生为中国桥梁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出现了很多夺目的耀眼科技明星，茅以升是闪烁其中的一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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