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寓言之层次：身份失衡 人性失常 文明失序

初看《寄生虫》，会有种与李沧东《燃烧》和是枝裕和《小偷家族》似曾相识的印象——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焦虑，底层人物题材，大量隐喻内容，悲剧故事中东方审美的隐忍克制。但《寄生虫》显然并不是现实主义电影（也很难归为某种类型），而是奉俊昊自《雪国列车》《玉子》以来，一直坚持探索的关乎政治、人性及文明危机的高度寓言故事。影片中固然有与现实接轨的身份失衡问题，但更深刻的是导演在《寄生虫》中探讨对当代社会人性失常、文明失序的担忧。

在生存面前，金司机一家人身份面临着异化的失衡危机。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在乎放弃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甘之如饴地享受寄生虫的身份。并一度角色错乱憧憬着成为有钱人的生活，但金司机一家挥之不去的“罩门”所在，是令朴社长一家都非常敏感的“气味”，这种气味既是底层生活环境的真实气息，又是他们无法改变的身份与阶级的证明，如同一种与生俱来的屈辱烙印，最终升级为金司机人性失衡的暴力。所以，影片中角色的身份失衡是从人向动物的退化，所映射的现实危机是韩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固化壁垒。借动物隐喻人的身份异化，在文学与电影中都并不鲜见，《寄生虫》的这一逻辑，显然是导演从他所推崇的韩国前辈导演金绮泳经典电影《下女》和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作品中汲取颇多养分。

在身份失衡所导致的人性失常危机下，《寄生虫》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处遁逃的受害者、牺牲品。金司机一家与管家夫妻为了争当寄生虫展开了残酷厮杀；身处生存权利等级最高层，傲慢虚伪的朴社长最终被寄生虫所反噬；金司机堕入寄生虫的宿命轮回，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苟且偷生；陷害司机与管家的女儿丢了性命；作为事件开端的儿子，带着那块好友送的“能给家庭带来财运和考运”的假奇石（在淹水中浮了起来）想要去终结一切获得解脱，却反被奇石砸昏了头，苦笑着面对眼前失常的世界，继续幻想成为有钱人后把父亲从地下室救出。在利益与诱惑面前，影片中的人物都沦为欲望的囚徒，自动成为丛林食物链的一环，欲罢不能，又渴望救赎。

电影的最后，幽闭昏暗、隐藏着诸多恐怖秘密，见证了阶级厮杀和人性黑暗的别墅，在房产中介的包装下，隐去了过往，重新迎接新的历史书写者，而作为曾经现实伤痕的金司机，只能永远隐藏于地下室。更无解的是，劫后余生的儿子彻底接受了寄生关系的生存法则——“赚更多钱”，并制定了迈向上层阶级的计划，在半地下室开启了新一轮冲破阶级隔离的白日梦。历史在重蹈覆辙的循环结构中陷入了虚无，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很快就被遮蔽，被遗忘。人类社会文明的正常秩序始终无法得到修正，继续陷入无休止的宿命轮回。好似《雪国列车》中那辆没有终点、逐渐消亡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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