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战国晚期韩国人，出身贵族，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
韩非子(约前280~前233年),战国晚期韩国人,出身贵族,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韩非子主张“法治”,并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封建君主统治术,为封建中央集权奠定了理论基础。董仲舒(前179-前104年),西汉哲学家
董仲舒
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董仲舒非常重视天人关系的问题。在他看来,天人并非不相干,而是相互交涉、相互影响的,阴阳五行、自然现象及人类社会都是根据天意构成的一个相互制约、动态协调的大系为了论证一统专制的合理性,董仲舒把君主说成“天命”或“天意”的执行者。他认为个人成为君主,并非人力所能决定,而是自然如此的,这就表明那个人是由于禀受了天命才成为君主;君主执掌生杀大权,发号施令统治天下,他的权力是“天意之所予”;君主居于上天和人民之间,上天的意思通过君主而贯彻到人间;君主号称为“天子”,上天与天子就如同父亲和儿子,儿子遵从父命,君主服从天命;君主和人民的关系也是一样,天下之人都要服从于君主,这就好比孩子归顺父母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王充
王充(27~99年),字仲任,东汉上虞人,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倾毕生精力写成巨著《论衡》。全书85篇,共20余万字内容涉猎天文、物理、史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和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天有意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天人合一”的欺骗性。他还抨击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邪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范缜
范缜(约450-约5),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南朝齐梁间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他出身寒微,幼年丧父,少孤家贫,却养成了朴实直爽、“好危言高论”、不畏权贵的品格。他曾同佛教有神论者进行了两次公开的论战,并著有《神灭论》范缜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认为因果报应是虚构的,人生的富贵贫贱完全是一种偶然的遭遇,同善恶没有必然联系。
范缜认为,形神不能分离,“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因此,形和神是同一实体的不同表现。也就是说,形与神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这就明确肯定了形体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属于唯物的形神一元论,这是范缜“神灭论”的出发点他还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就是说,形是实体,而神只是实体的作用,不能离开实体而独立存在。精神不是实体,但又依赖于形体,不能脱离形体这个物质实体而存在。“形质神用”的观点是中国唯物论无神论发展的重大成就。
朱熹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世称朱子,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他是南宋最博学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学者,是程朱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朱熹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孝据、典章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了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的思想体系。他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2年),字子静,号存斋,南宋金溪县人。理学家、教育家,曾讲学于象山(今贵溪县南),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在哲学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把心和理、心和封建伦理纲常等同起来。陆九渊的思想经后人充实、发挥成为明清以来的主要哲学思潮,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
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年),浙江余姚人,因为他曾经筑室于绍兴阳明洞中,后又创办阳明书院,所以被称为阳明先生,是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集心学之大成他提出“心外无物”,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
他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他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比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他却认为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良知”。他主张,要认识“理”,即所谓“知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会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
如果觉得《韩非子战国晚期韩国人 出身贵族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