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在说丝绸之路时，有一个点也绕不开的民族——匈奴。今天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匈奴与内地的交往在很早之前便开始了。1955~1957年，考古学者在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发掘了周代古墓，其中第140号墓被确定为匈奴古墓，逝者可能是匈奴出使内地的使臣或者使臣团成员。其中出土了许多匈奴物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件长方形透雕铜饰。透雕的花纹为两颗树枝叶茂密，树下各系一马匹，均着鞍辔。画面中间为两个脚夫，头发向后披至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沣西发掘报告》，中国文物出版社）。
这可能是匈奴最早与内地交往的见证，但匈奴这个没有太多文化积累或者沉淀的民族，其历史遗迹在草原上往往像是一蓬枯黄的牧草，给人太多的是判断的答案而非生长的过程。就像商王武丁的嫔妃妇好墓中就出土了产自和田的籽玉，人们说不清这西域的玉到底是怎么来中原的那样。
匈奴，把有关早期丝绸之路的一个个谜团留给了今天的人们。
在汉代丝路开通之前，希腊人就能获得少量丝绸了，而中原人也可以获得西域的玉，这中间的杰出贡献者便是匈奴。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在张骞之前丝路之上还有无数个开拓者，因为他们的存在，丝绸之路才得以在草原上显现，而这恰恰是需要我们今人探寻和研究的，就像一个人在会走路之后，最不应该忘了的是腿的存在。
匈奴人虽说像一阵风一样时常在草原上来无影去无踪，在我国古代的一些史书记载里也不缺这样的记述。头曼单于建立了北方民族第一个国家政权，但其“政治中心”或者说头曼单于的王庭在哪里呢？
今天的学者们给出的普遍答案是：头曼城，并说，秦汉之际的匈奴头曼单于王庭，中国古书叫头曼城。《汉书地理志》五原郡条下记载，“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在今内蒙古包头市境内。然而，因为匈奴人的生活习惯问题，他们不可能大兴土木留下一座城让我们今天的学者去考察，再加上今内蒙古包头市境内的头曼城也一直没有踪影，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战国时代，匈奴的中心在漠南河套和阴山（今狼山和大青山）一带的头曼城（今内蒙五原县），对战国时代的燕、中山、赵、秦诸国形成重大威胁（参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
持此说法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刘迎胜先生。
五原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河套平原腹地，隶属巴彦淖尔市，南隔黄河与鄂尔多斯市相望，北依阴山山脉。战国以前，相传唐虞、三代时期五原地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之一。商朝时期河套地区为鬼方辖域，西周属昆夷、熏粥、猃狁诸民族牧区。周赧王（前301年）赵武灵王置云中郡，九原是云中郡的一个属县，五原为九原的西部地区，自此五原地域始有隶属。
今天，我们没法在五原县境内发现有关头曼城的蛛丝马迹。但可以肯定的是，战国末年，占据阴山南北一带的匈奴乘机南下占领了河南地，控制了整个蒙古草原。此时，河套是匈奴的主要活动地区。因此，头曼城到底在哪里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留下太多痕迹的匈奴人将它湮没在了历史里，让我们只能依据那些停泊在书籍里的文字进行大致的判断。所幸的是，巴彦淖尔市兴建的那座匈奴城景区可以让我们对这个远逝的民族进行凭吊和怀念。
冒顿应该说是一个不世出的英雄，今天一些学者对他东灭东胡、西逐月氏、尽服北夷的评价非常之高，说他不亚于秦始皇之于中国，是他把匈奴的力量推到了巅峰。
历史总有许多惊人的巧合，几乎与冒顿单于建立草原政权同时，刘邦在中原完成统一，建立了汉朝。然而，那时的刘邦绝对不是匈奴的对手，打仗打的是经济，汉初的经济就像《史记》中说的那样，“天子不能均驷，大夫或乘牛车”，连皇帝的座驾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还打什么仗啊！
冒顿把中原曾经用以防御自己的重要屏障阴山长城全部握在了手中，并将势力范围越过了河南地，成了刘邦的最大威胁，随时都有可能举兵南下。这让刘邦很头痛，一方面汉朝初立内部尚不稳定，他需要迅速地团结上下，稳定国家；另一方面，中原经过多年的血腥战争，百姓迫切需要休养生息。
现实往往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哪里有弱点，麻烦就从哪里冒出来。公元前201年，冒顿在今山西省朔州市一带向汉朝发起进攻，驻守那里的韩王信投了降。这个韩王信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被冠之“汉奸”一词的人了，因为今天的学者们研究发现，汉奸一词是从汉朝才开始有的。这个人不但自己投降，还引导匈奴人继续南下，以至于匈奴大军兵临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城下。
刘邦坐不住了，于第二年亲率大军出征，在晋阳打了一个小胜仗，乘胜向北追击。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分明是产生了些轻敌的意思，认定自己将会轻而易举地把匈奴驱逐到阴山以北，使汉朝重新掌握北部边疆的主动权。但是，他错了，当他率少量骑兵急行于寒流中抵达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并将步兵远远甩在后方时，在平城东北的白登山，他被无数的匈奴骑兵团团围住了。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
刘邦在那里度过了也许是他生命里最为漫长的七天七夜。因为粮草断绝、后续部队也被匈奴切断联系等问题，他彻底地陷入了绝境。让人不能理解的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冒顿并没有将刘邦活活困死，而是下令大军在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放刘邦逃了出去。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记录这个事儿时，可能给我们今人玩了个“文字游戏”。他解释说，濒临绝境的刘邦派人突围，找到冒顿的老婆（阏氏），给了这个女人很多钱，请这个女人在冒顿面前为刘邦说好话。这个女人得了好处后，对冒顿说：“两主不相困，何况你就算得了汉朝的土地，也不能长久地居住，那个刘邦有上天佑护，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吧！”恰在此时，与冒顿约定驰援白登山的韩王信也没有如期抵达，冒顿怕投降过来的他们与刘邦玩阴谋，对匈奴不利，就采纳阏氏建议，把刘邦给放走了。
这话谁信？为了权力能让自己的部下们把自己老婆射死的冒顿，这时候咋就这么听女人的话了？司马迁的这个“文字游戏”的确让人费解。
对此，很多学者都有着同样的推断，即所谓的“城下之盟”：刘邦与冒顿单于签订了让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很是屈辱的条约，核心内容即是和亲，同时开放边境的关市，每年向匈奴馈赠丝缎、谷物、酒之类的东西。
所谓关市即是边关的交易场所，是一种设在边境关口从事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及外国贸易的市场。西汉时汉朝政府以内地的缯絮﹑金﹑钱﹑米﹑蘗酒等交换匈奴的牛马﹑裘革。关市由政府严格控制定期定时开放，商人需持政府颁发的符传之类的许可证按规定品种数量进行交易。严禁从事违禁品的买卖，也不许输入禁物违者罪重至死，擅自出边关走私的要处死。关市的开闭与限制往往取决于汉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常影响到双方关系，有时亦称为“边市”或“马市”。
这就是匈奴人再次越过阴山，占据河南地，以今巴彦淖尔一带为依托，向汉朝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它的终极意义不在于谁打败了谁，或者谁从谁的手里夺走了多少城池与土地，其核心应该在于匈奴与内地更多更好的交流。
通过白登之围的“蹊跷”事件，我们分明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两千多年前的汉地和匈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足以让全社会人过上温饱的日子。而关于汉匈之间的战争，只是兄弟民族之间的纷争，与现代意义上的侵略和反侵略没有什么实质的联系。
汉朝馈赠给匈奴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匈奴不知疲倦地劫掠中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那些草原上无法出产的东西，而不是占据中原的土地。对匈奴而言，丝缎、谷物和酒，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单于把它们分发给自己的臣属，借以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土地则是一种羁绊，游牧民族一旦定居下来，原本的机动性就会丧失，生活方式和权力结构也将随之巨变，并进而引起内部的混乱。
匈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原王朝，以便从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馈赠，而这些东西在经济凋敝、人民离乱的战争时期，是无从获取的。这就是游牧帝国和中原王朝之间存在着的那种微妙关系。这种关系是单向度的，因为中原王朝不必依赖草原上的任何物产，它只需防范、抵御游牧帝国三不五时的劫掠即可，而游牧帝国却必须持续不断地获取那些产自中原的易耗品，这也是它们不断劫掠中原的原因（见立山《阴山：一座山，一道墙，一条线》）。
在西汉前期的数十年间，从汉高祖、惠帝、文帝直至景帝，汉朝与匈奴始终不曾断绝和亲之策，匈奴也始终没有放弃劫掠中原的策略。通过持续不断的劫掠、敲诈，匈奴从汉朝获取了无数利益，而汉朝一直未能摆脱诸侯割据的内部危机，只能忍气吞声，仅有的几次反击也颇为不利。
冒顿与刘邦的“城下之盟”至少具备这样的一层意义，那就是在汉朝得到休生养息、匈奴通过汉朝不费什么力气地获得在他们自己土地上根本没法得到的东西的同时，汉朝送来的和通过贸易所得的丝绸通过匈奴之手，得以在草原自发地、更加开阔地流传。这种流传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发起对匈奴的全面反击，并且开通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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