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维生
王尔德说：“一个自己创作的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个性强度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需要思想、智慧的氛围，需要安静、平和与孤独。”在蒋蓝的个人简介中，有一个田野考察者的身份。这不是一种称谓，而是他写作的主动脉，如果缺少这元素，其创作甚至流于平庸，或同质写作的感染中。田野考察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直接观察的实践与应用，也是在写作开展前，获取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蒋蓝生长在川蜀大地上，熟悉那片土地的历史，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捉住张献忠，这个在历史上具有争议的人。他捕获张献忠的命脉，血肉构筑的胸腔，发出兽一般的声音，让听者精神极不稳固，情绪跨掉下来。
蒋蓝没有费力为黄虎做更多的肖像塑造，而是写其人的声音：“尽管大海里的水从不咆哮，它的宽阔让那些敢于咆哮的东西自惭而低伏。李白感叹‘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虎的鲜明个性，通过吼声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一系列‘声音政治’造像，晴空霹雳，历史将永远回荡他‘最后的吼声’。”
蒋蓝的文字属于钢性，表面冰冷，闪着寒冷之光，内藏坚硬之气，绝不存在浮肿的水分。他笔下的张献忠，不仅通过外形的描绘，而是在其复杂的性格中，揪住最重要的一点，写出内心的世界。这个吼声，不是单纯的性格现象，也是张献忠的看家本领，如果没有这种声音的出现，他的人生可能要大打折扣。蒋蓝以独特的眼光，不是对张献忠进行微创，他用“开腔剖腹式”的方法，打开张献忠的性格，探究每一根经神，找出19个最重要的特征，寻着这个踪迹，走进张献忠一生的史迹中。这是蒋蓝与以往史学界和文学作品中的叙写不同，而是一种新视角，合乎张献忠人格的表现。
蒋蓝不是循着传统的叙述方式，在时空的屏幕上所看到的影像，比实际清晰放大数倍，梳理过去人们对张献忠的认识和断然的定义，减少乱猜的盲目性，还原、诊断和梳理。他不厌其烦讲张献忠的声音，从各个角度，多维的挖掘、论证，发现一个诡人，必有诡怪之处。这声音是一种政治暴力，穿越在历史的时空，是张献忠人生的法宝，支撑着宏大的理想和威慑力。
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个传教士，身材高大，睁着一双蓝眼睛人，态度恭敬，精神状态不错。他们穿着传教士的黑袍，胸前挂着十字架，手捧西文版《圣经》出现。由于语言不同，不得借助形体的姿势，不断比画，做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形象。
这不是常规外交接见，黄虎张献忠在洋人面前，紧闭大嘴，声音压缩成凝固状态。蒋蓝观察到此时是针尖对麦芒，情绪稍不对，洋人的脑袋在一声怒吼下，就会搬家入地狱。“张皇帝静静端详，并不发声，沉默就可以酝酿铺排巨大仪程。份儿必须拿捏到妙处。”
声音是黄虎张献忠的重要工具，如同一把无形的刀剑，伸缩自如，随时能出鞘，刺向他前方任何物体。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指出：“工具是一种欲望或冲动的物化，表达某种情绪的声音是情绪的物体表征。因此，某些特定的情绪或需要就外部化为某些特定的声音，通过这些声音可以识别这些情绪和需要。”
利类思、安文思归顺大西皇帝，表面的臣服，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不管如何，生存下来是最好的选择。两位洋人听命于黄虎张献忠的支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拿出研究成果，如然不负张献忠的厚望，为大西政权制作出“浑天仪、日晷”。西洋玩意的出现，可不是玩物，它让张献忠更加自信认为，他就是恒定的北极星。
“赤道日晷”是个魔鬼，打开张献忠的另一面，睁眼看清世界，也可以伸出拿刀的手，去抚摸宇宙。“张献忠迷信甚深。在我看来，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星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他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他反复摩搓，红铜越来越红，突然间，发出冲天血光。”蒋蓝看到这个青铜仪器，对于张献忠就是个魔鬼，让久经沙场的皇帝，迷失自己。倒背的双手，表现此时的心态，手上杀人无数，沾满的血腥味，和他的声音，随着他的迷失，在安静地等待出发。
老虎在张献忠的人生图谱中，十分重要，不可缺少。蒋蓝通过史料和民谣，进一步证实真实的四川历史。他在一段文字中写道：“杀人总有森森白骨为证。老虎纵横成都平原，肯定也不会毫无踪迹。老虎在巴蜀大地上的踪迹，自然而然带来了一系列地名。”蒋蓝不是在做假设的试验，通过观察模型进行检验的科学假说，希望根据结果，对未知做出推论。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无法更改，即使改变以后，它深藏的历史分子，撒落大地的泥土中，多么先进的工具都不可能挖掘、筛选。每一个地名的形成，背后厚重的历史，与该区时空中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关系密切。地名学是交叉学科，与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不可分割的联系，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不仅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征。
每一个字，充满历史的沧桑，带着时间的温度。
这一次黄虎发声，突现他人生的另一面。“他勃然大怒：周围的太监为何不阻止这一场演出？这一次，他是清醒白醒的，他拔出佩刀，苍然龙吟。黑刀与刀鞘摩擦，宛如肌肤相亲。刀身没有风暴，黑刀嘤咛一声，就让黄虎痛彻骨髓。他吼声如雷，黑刀奋然勃起，其实还是长刀牵引着黄虎的手臂，突然发出了一道昔日的香气。几个来自蜀王宫的太监，现在，纸片儿一般首身分离。”
虎的叫声特别响亮，吼叫能达两千米远，被誉为“山中之王”或“兽中之王”。张献忠的外号，绝不徒有其名，也不仅脸长得发黄，而是声音与众不同，带着逼人的兽音，让人听后荒乱奔逃。声音是张献忠的另一把黑刀，剑锋发出的光，与腰上挎的黑刀光，是他的看家武器。
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蒋蓝不是形式上的描红，而是独自的行走。这样的文本，不是文学所能承担，需要各种学科的支持和交融。明末清初的战争，四川发生前无古人所做的事情，丧失绝大部分人口，这个问题历来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这场灾难是否为张献忠所杀，或有其他的原因，蒋蓝不作评论，他通过认知和对史料的梳理，以及最重要的田野考察，对于张献忠入川，并建立大西政权，还原真实的历史。
蒋蓝在行走中，跋涉荒山野岭，遗存的古迹，在实地搜集档案遗漏的史料，注重口述史的整理。经过田野考察发现，产生以新的角度记录大西皇帝言行的愿望。这部书不同于传统的人物传记，也不是历史小说，采用了反讽为基调的“悖论写作”，紧贴张献忠这个诡人，从他的性格中，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情景。
《黄虎张献忠》选择他在场的最为重要的十几个场景，构成这个人的奇特、怪异和奇怪的禀赋，描写大西国麾下的方方面面的举措，没有做出好坏的定义，只是如实记录自己看到和听到的。历史学家对张献忠的记录，受制于条条框框，不敢触摸人的内心世界，缺乏有血有肉的描述。蒋蓝以开阔的视野，完成人的张献忠写作，真实历史的写作，令人耳目一新。我不想对蒋蓝的这部书冠以非虚构，这是独有的“悖论写作”，他写出了一部文坛罕有的力作，是打通文史跨界的大书。
《黄虎张献忠》，蒋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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