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姚鼐，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古文的桐城派。对桐城派的体价，是个复杂问题，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意见。
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在清代的文学发展史上，桐城派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它是代表清代散文正统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在这个流派里，姚鼐又是其中最为耀眼的那位代表作家。
桐城派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文学流派，是它对于散文创作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鲜明的主张，而这一派的作家都能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贯彻和充实这个文学理论和主张，从而扩大它的影响。
桐城派创始于方苞，经过了刘大櫆到姚鼎才发展到更成熟和巩固的阶段。在承先启后的关系上，姚鼐是一个中心人物。
要脫明姚鼐在文学上的成就，必须对桐城派在文学理论和主张上的一般性的问题以及姚鼐在散文作上的特色有所理解。这里试作如下的简单分析：
桐城派文人把他们所写的散女称为“古文”。“古文”这个名词的含义是我们最首先应该明白的。
在文学史上出现“古文”的名称，始于韩愈。韩愈所提倡的古文是对当时流行的从六朝以来相习成风的务求形式声韵之美的的务求形式声之美的骈偶文。那古文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学。苏轼称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襄”，就是这个原因。
所谓古文，并不是单纯的模拟古人文章的形式，而是从古代作品里吸收一种词必己出的创造精神和文从字顺的语言逻辑，反对时俗所崇尚的陈陈相因、堆砌辞藻的文风。
就这个意义考察，文学上的古文是在文学发展历史的某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个专门用语。这样的古文实际上是散文的标准化。桐城派作家就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集成并发展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创作。
姚鼐不仅说明了文学是人类思想情感的具体的形象的表现，而形象的本身就是作家现实生活中感受得高度集中和概括；并且指出了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所显示出来的美学意义。
他把作家的人格修养之美和作品的意境风格的美统一了起来，从而显明了他所谓“文之精”的神、理、气、味的真谛。这实在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在今天看来，还是精当的。
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在近代是一部家弦户诵的文章总集。为什么这部总集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呢？
这是因为编选标准和所收作品的范围都明确地贯彻了了编选者的文学理论和主张；而这对一般的读者来说，是具有及其普遍的意义的。
只要把另一部性质相同的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拿来对比，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了。方苞强调“辩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
因而在《古文约选》里，稍近词华一路的文章一概不选，而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则收有汉、魏、六朝的辞赋，显然是兼综众长的。
他所指示给后人的文章途径比方苞深广得多。此外在文章分类方面，姚鼎分为十三类，并且分别地辨析了它们的源流，这也是比较科学的。
在我国古典文学领域中，散文的发展和诗歌同样的源远流长，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总结前人积累的制作经验，使它理论化、系统化这一点上，桐城派文人，特别是姚鼐，有卓越的贡献。
至于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这又是另一问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由于他们都是属于封建社会的正统文人，生活的接触面不广。因而反映在作品里的现实性也就不强，往往显出内容贫乏空虚的现象，虽姚鼐亦所不免。
像他所提出的那样令人惊心动魄、富有感染力的包罗万象的巨大艺术形象，在他们的作品里是很难看到的。
姚鼐不是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也不同于山林隐逸，与那些落拓江湖、穷愁潦倒的失意之士，像和他同时的曹雪芹、吴敬梓更有所不同。
他早年的参加科举，似乎只是按照传统习惯走一走封建士大夫的那条老路。中年以后，他就完全用自己的理想来支配自己的生活，沉浸在学术、文章的研究领域和友朋、山水的乐趣里了。
这是封建社会正统文人的另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文人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或文学事业是专心致志的；另一方面，他们的行动似乎很宽阔自由.
但实质上他们毕竟是把自己的生活内容限制在个人的志愿和兴趣的圈子里。像姚鼐这样的文人，在封建社会里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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