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市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全国10个省市的社会建设工作机构协办，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推动基层治理创新”为主题的第七届全国部分省市社会建设（上海）年会于9月27日在沪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16个省市社会建设工作机构的代表和社会建设领域有关专家共聚一堂，共同探讨交流基层治理创新的新情况、新挑战和新机遇，谋求新形势下的社会建设和基层治理的新方法、新举措和新路径。
近年来，随着上海经济加快转型发展、人口总数大量增加、社会结构趋于多元、群众利益诉求复杂多样、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变化，传统社会管理方式面临挑战。加强基层建设，提高社会治理创新水平，成为关系上海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等，要求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要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重大转变，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成为关键所在。上海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高认识促推进，紧扣目标抓落实，把基层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把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通过改革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把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衡量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的根本标准，深入推进社会建设工作。
党建引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市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孙甘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要求，“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彻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上海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和总书记讲话，努力探索党建引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方法，按照韩正同志提出的“基层有活力、管理出实效、群众得实惠”目标，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深化党建引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上海把社会组织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深化党建引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在加强社会组织党建格局上下功夫，落实责任完善机制。构建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落实责权明确的党建领导责任；完善联动合作的党建工作机制。在发挥社会组织党建作用上下功夫，扩大覆盖发挥作用。近年来，我们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确保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一是按照“应建尽建”原则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二是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保障。在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方法上下功夫，拓展空间增能增效。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实践和近三年的深化推进，我们深深感到，党建引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水平的有效方法途径。
一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将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作为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红线。
二是要坚持凝聚共识，将激发社会活力、动员社会力量作为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上海市委领导明确指出要相信社会力量，进一步开放社会参与的空间。凡是社会有能力承担的，就放给社会；凡是社会组织可以积极作为的，就依靠其发挥作用；凡是政府能购买服务的，就向社会购买。
三是要坚持核心是人，一支勇于担当、敢于碰硬、重于实践的基层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是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上海“补短板”补出了党员干部的精气神。
四是坚持真抓实干，将深入抓落实、持续抓推进、合力抓成效成为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点。上海坚持重实践看行动，坚持加强统筹、形成合力，坚持重点推进、分步实施，坚持干字当头，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
上海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希望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要求，学各地之长、补上海之短，继续深入推进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
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 宋贵伦
全国部分省市社会建设年会创始于上海，今年又在上海举办第七届年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回归，而是螺旋式上升，回到了历史新起点。社会工作说到底就是群众工作。党群关系问题、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是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抓住了这个根本和关键，许多问题就可以看清楚、做明白。
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以来，在视察北京工作和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会议上，围绕大城市管理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去年8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今年上半年讨论通过了《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就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
积极动员社会参与，首先要动员社会参与社会建设、改革、治理工作，把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文明、社会和谐和社会领域党建工作做好。北京市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抓住几个着力点，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
以“一刻钟社区服务圈”为载体，进一步找准社会动员的着力点。社会建设、改革、治理要以服务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城乡社区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共同体，完善的社区服务是动员社会参与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坚持以“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为载体，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作用，有步骤地实施社区就业、社会保障、养老助残等社区服务“十大覆盖工程”。这其中，除了配合政府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外，完善社会公益服务和便民服务，社会力量是主体。
以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为基础，进一步增强社会动员的组织能力。目前，北京已将80％以上的社会组织纳入工作体系。与此同时，逐步完善全市社会组织服务“一中心、多基地”立体化工作网络，大力培育发展服务民生类、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类、参与基层治理的城乡社区类社会组织以及高精尖产业联盟组织、促进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类社会组织等。
以实施“网格化＋”行动计划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社会参与的新平台。网格化是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治理与城市服务管理的新平台，要积极动员社会用好这个平台。以推动“三社”组织联动为着力点，构建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格局。在巩固发展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成果基础上，加快推进社会企业发展，着力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企业“三社”组织联动。
以社会领域党的建设为保障，确保动员社会参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党的领导是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根本保证。新时期要全面加强社会领域党的建设，努力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切实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天津市社会组织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徐宗奎
天津市社会组织党委认真贯彻中央和市委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始终坚持社会组织党建与依法自治相统一，把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放到落实“四个全面”的大局中谋划推进，推动社会组织在改革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抓顶层设计，为以党建为引领的社会组织法治化建设“把方向”。按照“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区域兜底”的基本思路，不断健全和完善天津市社会组织党建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抓制度建设，为以党建为抓手的社会组织法治化建设“立规矩”。强化党建工作责任制。坚持从严治党，自连续四年与各层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签订党建工作责任书，加强年中督促检查和年终考核。在即将开展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中，要求行政机关脱钩不脱管，确保责任到位。
抓载体建设，为以党建为示范的社会组织法治化建设“建舞台”。天津市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统筹推动，相互融合，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一是以组织生活引领依法自治工作。二是以主题活动规范依法自治工作。三是以反腐倡廉强化依法自治工作。
抓服务能力，为以党建为动力的社会组织法治化建设“使长劲”。深入开展以服务为主题的党建带工建、带团建、带妇建活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党组织服务作用，积极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一是服务改革发展。二是服务会员群众。三是服务社会治理。引导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致力于关注民情、维护民安、促进民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天津市社会组织坚持党的建设与依法自治相统一，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开拓进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党建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促使天津市社会组织在服务城市经济发展、参与社会治理、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构建新形势下社会治理大格局
广东省委政法委专职委员 刘永庆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广东整合力量，综合施策，努力构建新形势下社会治理大格局。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体制机制，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广东从去年底着手改革，从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需要出发，将社工委与政法委合署办公，并将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委政法委，要求新机构适应新形势，加快实现职能、方式、作风“三转变”。今年来，三方机构与人员已重新整合，调整职能，设置处室，进一步突出党委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统筹作用，将社会建设、社会综合治理、政治社会安全与依法治省统筹起来，力图以问题为导向，以法治为引领，以基层为重点，构建大综治、大维稳的工作格局。
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十分重视基层治理工作，明确“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牢固树立大抓基层治理工作的鲜明导向”，省委专门成立基层治理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全省基层治理工作，列出任务清单和重点工作，明确各相关单位职责、时间节点及要求，每季度通报各地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基层治理重点工作，持续推动全省基层治理工作向综合性、立体化转变。
关于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广东先后建立了全省社会稳定形势分析研判机制、省市县镇四级重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等，实现了由化解向治理、由零星个案解决向政策制度性批量消化转变。在将定为社会矛盾化解年后，今明两年继续深入推进社会矛盾专项治理，以涉农涉土、劳资纠纷、环境保护、涉众型金融、涉房地产等五大领域为重点，根据社会矛盾纠纷发展态势，以阶段性突出问题为导向，对带有倾向性、普遍性、苗头性的矛盾纠纷开展专项化解治理工作。
社会治理需要社会有序参与。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培育发展与规范管理并重，促进了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专家发言
围绕群众利益促进大都市精细化治理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博导 丁元竹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大都市圈正在形成，大都市治理问题越来越凸显，其复杂程度不言而喻。基层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点。
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治理好社区必须依靠社区居民。社区建设既是自治过程，也是法治过程。说是自治过程，就是要给居民更大空间参与自治，处理好自身事务。说是法治过程，居民要守法，地方和基层政府要依法把本该属于居民的权力还给居民，指导居民用好法律，在法律的框架内自治。社区机制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它需要个人坚守对集体的责任、完善的制度和健全的机构。每个人坚守社会规范，把日常的小事做好，才会逐渐把社会和国家的大事做好，这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真谛。上海市进一步激发社会各方面的活力，拓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渠道，提升了基层自治和共治能力和水平，努力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共治，实现了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城市治理须充分考虑社会功能的发挥。比如，让社区公园成为休闲娱乐和社会活动的中心，为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提供不同的设施，诸如游泳池、老年人活动中心和社区中心。社区的人行道不仅具有通行功能，同时也是邻里之间交往、孩子社会化和行人交流、居民守助相望的场所。
党建引领下的自治共治走上专业化道路
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导 李友梅
随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政策文件的颁布，上海的城市基层治理架构发生了重要转变。一种更注重调动城乡社区内生的资源与力量，更强调以民生为导向、向下负责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强调多元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正逐步取代注重服务经济和行政推动的传统治理模式。和以往的改革不同，这次治理转型特别强调党建引领下的基层自治和共治。
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的探索与创新恰恰在这个维度上有了许多重要的破题举措。比如：区域化党建新格局下大量社区公共资源开始与社区共治的体制框架对接；党领导下的社区基金（会）、为基层形成长期、稳定化的公共事务生产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托；更注重社会参与和自下而上视角的基层公共服务评估模式，为自治与共治的有效运行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性空间支持。
现在的自治与共治不是简单依赖积极性、参与热情和善意就能解决由此提出的问题，诸如小区停车难、物业设施维修等社区日常问题也都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才能有效解决。
现代社会中，政党组织往往会通过扶持专业化支持机构的方式，在这些机构支持自治与共治运行的同时，实施“润物细无声”的有效政治引领。相比于传统的组织引领，这种方式更容易嵌入到基层自治、共治的深层次运行机制中去。
上海近年来在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中探索了许多以专业化服务为切入点的引领机制。比如：虹口区通过党组织孵化“新家园”专业物业服务机构，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业委会的有效引导；塘桥街道通过组建“社区自治指导服务中心”，探索了以专业化力量引导社区自治的新方法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近年来的探索与创新体现了以专业化服务的思路推动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的新思路，具有深远意义。
基层共治自治的三个“关键词”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刘建军
上海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由两大要件组成：一是与法人、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参与形成的“社区共治体系”，二是与自然人或社区自组织参与形成的“居民自治体系”。自治与共治的相互嵌入、相互促进是上海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最为重要的特征。
上海未来几年进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基本取向可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党建引领，二是基层民主，三是政社互动。党建引领规定基层治理和居民自治的方向，基层民主提供基层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动力，政社互动提供基层自治和居民自治的资源。
在中国，社区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城市治理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这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把社区理解为对抗国家暴力的空间是有着根本不同的。因此，依靠党建引领规定基层治理和居民自治的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基层民主是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塑造微观治理单元、孕育治理细胞的基本要求。基层民主可以为上海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注入灵魂，提供可持续性的制度保障。
中国的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既不是国家中心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中心主义的，而是互动主义的。即通过政府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评价中国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时候，关键是要看这一良性互动格局是否被塑造出来。
在新时期，社区治理既是一种经验性工作，也是一种专业化工作。依靠专业化、技术化开辟社区治理的新格局，是提升基层自治水平的重要抓手。以此，我们应该通过专业化机构为上海培养优秀的社区治理者，为他们提供急需的社区治理的专业化知识和技术化手段，推动上海的社区治理更上一个台阶。
协调合作是治理创新的关键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彭勃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发展和转型的历史进程，上海城市社会治理实践中日益出现新问题、新挑战和新机遇，推进了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由于治理问题的多维度、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要求基层治理体系能够动员和容纳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城市治理突破传统瓶颈的关键路径，社会力量与传统治理主体间能否达成协调合作的良性机制，成为治理创新成败的关键。
从理论上分析，当前上海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和发展，仍然处于环境优化、政策调整、平台设置、定向扶持的范畴。要使参与型共治模式能够可持续运行，需要将创新引向制度化水平提升的层次。公共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治理主体的地位明确，权责清晰；第二，协作治理的规则透明，过程有序；第三，治理结构的内聚性强，共识水平高。
应当充分理顺党建工作体系，落实党建主体责任，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确保社会组织正确政治方向。应当探索建立全市统一、公开、透明的公共管理平台，确保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平性、便利性、有效性。
在行政力量推动的有利形势下，着力挖掘社区共治的内生动力机制。强化“问题”意识，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查找社区治理重点议题，围绕社区议题，以各种方式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在社区协商中，培育包括社会力量在内治理主体的理性思维、参与意识、协调能力和社区共识。
【发言集锦】
●南京市委研究室副巡视员 张援农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不仅是理念上的转变，更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要找准政府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将更多治理权力移交给社会和公众，提升治理的开放性和科学性，推动治理主体由“大政府”向“大社会”转变。
政府在履职尽责的同时，要大力增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社会各界依法依规管理社会事务、自身事务的水平，有效扩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四川省委党建办副主任 程文茂
要加强对社会组织政策法规、发展环境、人才支撑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创新打造培育孵化体系，推动社会组织进入发展“快车道”。各级民政部门把党建工作纳入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把评估结果作为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
加强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建立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完善社会组织诚信体系和退出制度，强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贵阳市委副书记、市委群工委书记 张平
围绕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全覆盖”目标，切实加强社会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紧扣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行业特点和工作实际，采取单独组建、挂靠组建、联合组建等方式，全市共成立非公企业党组织2029个、社会组织党组织509个，并将党的组织建设延伸到产业园区、商圈、行业协会、商会、专业市场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集中的商务楼宇、集贸市场，进一步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
●嘉兴市委副书记、秘书长、市委社工委书记 孙贤龙
过去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社会治理，往往只是部分党员、政府机关干部等少数人员，我们通过推进“三社”“三治”建设，极大激发了社会各方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既有普通居民、新居民、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志愿者、辖区商户等广大社会公众，也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群众“代言人”，更有党员干部带头参与。群众在整个公共服务中参与决策，参与实施、参与监督，促进了各方协商共治。
●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两新”工委副书记 薛敏
社区社会组织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广泛参与基层公共服务，不仅有效弥补了基层党委政府的“短板”和市场“失灵”、提升了基层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还极大激发了基层社会活力，成为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有力补充和重要资源。实践表明，社会组织在基层公共服务领域的“接棒”，使社区党组织从过去事无巨细的服务事项中部分解脱出来，为社区党组织深入群众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社区党组织基本职能归位。
●厦门市美丽厦门共同缔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林勇鹏
整合社区社会组织力量，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把每个居民都纳入一个或多个社区社会组织，让每个充满活力的社区社会组织都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提升居民群众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各社区还有一批文体活动组织，吸引了大量居民参与。截至今年6月，全市登记备案社会组织3983个，其中社区社会组织966个。全市注册志愿者已达45万人。
●珠海市高新区综合治理局局长 彭志斌
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积极探索借力“互联网+”创新社会治理，构筑“大社会”服务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引导全民参与共治启动“互联网+”益民服务，建设以微信和APP为依托的网上办事服务公众平台。接受社会多方监督，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将问题处理的整个流程向社会公开。
●广州市社工委专职副主任 邓中文
社区虽小，其治理好坏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广州以增强社区自治能力、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积极探索社区微治理新模式。创新完善社区微治理机制，形成“两代表一委员”场所共享、活动共办、信息互通的协作联动机制。不断改善社区微治理环境，逐步引入香港专业社工社会服务经验。
●深圳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 熊瑛
我们通过“民生微实事”，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威信、动员力和影响力。以群众的身边事为切入点，解决了以往政府供给与居民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增强了政府供给的有效性。搭建起基层民主协商平台，激活了社区居委会、居民议事会的作用，培育了基层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济南市天桥区社会组织党工委书记、民政局调研员 袁敏
在依法自治的前提下，如何有效地实现“多元共治”,推进协商民主成为检验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协商民主首先要解决的是“谁”来参与的问题，组织重构就成为基础。
为了建立广泛有效的协商共治，我们从横向上让所有利益相关的人群参与进来，将各类人群重新实现组织化，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共建组织、健全村、居民议事组织，使它们成为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服务的基本主体。
●温州市民政局局长、市委社工办主任 白楠生
城乡治理工作主动适应社会成员日益多元的民主诉求，鼓励与引导社会力量，凝心聚力参与社区治理与服务。
参与养老服务，围绕“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参与防灾救灾，发动社会力量，在防灾救灾宣传、群众安全转移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等。
●无锡市委宣传部部务委员、市文明办副主任 商明
面对志愿者组织发展，要制定相应的建议，以促进其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积极作用。
志愿者组织要与社会合作，具体体现在要与社区、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合作，如形成志愿者加社会工作的工作模式。志愿服务形式要适应服务内容，明确责任分工，发挥志愿者特长，联合新兴媒体、信息平台，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吸引力。
如果觉得《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