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和十二世纪晚期，在我国历史长河的灿烂星空中闪耀着两颗巨星——生活在北宋仁宗时期的范仲淹（989～1052）和南宋孝宗年间的范成大（1126～1193）。这一双子星座，不仅是范氏族姓中的佼佼者，宋代历史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也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历史长廊中的杰出人物，是两位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尊敬的历史人物。
姑苏，是镶嵌在中国大地上的一颗明珠，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浩瀚的太湖，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州自宋代以来，就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范仲淹和范成大是姑苏人引以为自豪的两位历史巨人。范成大的《吴郡志》更是记载了姑苏的辉煌历史。
考察两范生活、从政、治学的人生轨迹，发现他们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均为苏州人，皆选择风光秀丽的天平山为祖茔，按“堪舆家”的预言，这是块风水宝地。同样的出身孤贫，早岁丧父，备尝人间艰辛而刻苦力学，发奋图强，青少年时期打下十分扎实的学问根基。同样的历宦州郡，出为边帅，显示了卓越的政治、军事、外交才华；同样官至参知政事，未能拜相；同样因身体羸弱，力不从心而早萌退意。同样热爱祖国山水风光，有着广泛的交游和兴趣，均有文学天赋和创作才华。甚至同样以书法及丰富的生活情趣而擅名。
当然他们也有不少不同之处：如范仲淹作为开一代士风的领袖人物，更具政治家的风范和襟怀。作为宋学的开山，不失为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在战争年代出临边塞的范仲淹更具军事才华和雄才大略，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及其善于识别拔擢人才，是其人生的光辉亮点之一。而范成大，由于其博闻强记的天赋和到过更多地区的丰富阅历，使其成为百科全书型的渊博学者；作为南宋杰出的外交使节，是为数不多的临危不惧、智勇双全的不辱使命的外交家。范成大享有“南宋四大家”之一的盛誉，其田园诗更赢得后人的讚赏，是杰出的文学家。鲜为人知的是：范成大还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地理学家，他对各地的人文风俗有着深切的瞭解和渊博的知识。令人遗憾的是：一百三十六卷的《范石湖大全集》的久佚失传（仅其中诗赋集34卷及杂著6卷存世），不仅影响了我们对范成大其人的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甚至导致了一些不公正的误解。四库馆臣未能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石湖大全集》实在是一大憾事。如果概括两范间的同与不同，是否可依主次给出五顶现代“桂冠”予以定位：范仲淹是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而范成大则是学者、文学家、外交家、地理学家、人类社会学家。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两位历史巨人进行一番比较研究。过去，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我们很长时间在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样的概念上争论不休。以笔者的愚见，历史人物研究离不开四大要素，即人、事、地、时。人，即研究其人际交往，事即其从政、治学的生活经历，地，即其生活的人文环境，时，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研究历史人物要充分把握这四大要素，网罗有关的全部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注重将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最合适的研究方式莫过于编写年谱，时经事纬，可以充分展示人物的时代风貌；而其心路历程，则有赖于评传式的理性分析来揭示。
近二十年来，笔者治学的兴趣和焦点之一即对两位范姓乡前贤的研究。如果说，对范仲淹的相关资料搜集较完备而以拙撰《范仲淹评传》的刊行及拙编《范仲淹年谱长编》的编定（待刊）为标志，对仲淹的研究可暂告一段落的话；对范成大的研究则刚方兴未艾。儘管笔者已从四部典籍、佛道两藏、出土资料及法帖石刻中搜集到范成大的佚文近百篇，也写过几篇关于范成大的论文，但对这位百科全书式学者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颇想以这种“比较研究”为契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一部《范成大评传》来，为笔者的宋代乡邦人物研究划上比较圆满的句号。今拟先对“两范”的生平事略及其学术、思想、著作等作一概略的敍述，由于拙撰《范仲淹评传》已刊行，这种略述于范成大则稍详，着重点仍在注重构成比较研究基础的基本史料。
一．范仲淹生平及其思想概论
（一）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元989年10月1日）诞生在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其父范墉时为北道重镇成德军节度掌书记。次年，范墉即因病与世长辞，终官武宁军（徐州）节度掌书记。墉两娶，生有五子，其三早卒，惟范仲温（985～1050）和仲淹幸存，仲淹即为范墉继娶谢氏所生[１]。范墉去世后，年仅六岁的仲温育于苏州族人。稍后，谢氏则带著仲淹改嫁长山朱文翰，改名朱说，渡过了备尝艰辛的青少年时代。朱文翰曾任安乡知县，范仲淹随继父生母在洞庭湖畔接受了启蒙教育，留下“书台夜雨”的佳话；后又来到朱文翰的故乡淄州长山，攻苦食淡，励志苦读于长白山醴泉寺等地，继父朱文翰终官长山县令。对于继父的“既加养育，複勤训导”，仲淹始终怀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激心理，即使在其显贵后仍念念不忘，请以“所授功臣阶勳恩命回赠继父一官”[２]，还悉心关注其丧葬事宜。对朱氏子侄的奏请异姓恩泽，解决求学及生活困难等问题，也关怀备至，视同范氏子弟，体现了一代名臣的风范。
范仲淹二十岁时，曾远游陕西，结识名士王镐，一起啸傲于雩、杜之间，抚琴论《易》，极尽其欢，晚年仍满怀深情地追念这位旧友。约略稍前，范仲淹还与王洙有布素之游，奠定了终生不渝的友情。这种出行和交游，开扩了青年范仲淹的视野。
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范仲淹在著名的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应天书院求学，数年的刻苦力学生涯使他“大通六经之旨” [３]。青年范仲淹虽“出处穷困”，“布素寒姿”，但却矢志不渝，勤奋学习，自觉磨练意志，确立了其卓荦不群的理想人格，“忧思深远”的忧患意识和“忧国忧民”[４]的远大抱负。如果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５]是范仲淹的初衷，那末在南都学舍他已有了“慨然有志于天下”[６]的人生信念。
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进士及第，是范仲淹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是科江西人萧贯贡试第一，但鄙薄南人的寇淮，硬是说服真宗，让蔡齐状元及第，这和他坚持不让王钦若拜相一样，体现了他人才观念上狭隘的地域观念，范仲淹却对这位名相的刚毅果敢，勇于决断，推崇备至。
仲淹释褐初仕广德军司理参军，首先奉母侍养。他治狱廉平，清正自守，常与知军大异其趣而挺然不从。刚正不阿，卓然而立的操守已始见于筮仕之初。天喜元年（1017），范擢文林郎、权集庆军（亳州）节度推官，时知州为上官佖，通判杨日严，十分倚重这位才华横溢的年青幕僚。次年，三十岁的范仲淹有燕赵之行，留下了豪情满怀的《河朔吟》，抒发了他收复燕云失地的壮志雄心。他还奉母命归宗复姓，上表陈请时有一联四六名句，化用范蠡、范睢故事，用事精切，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和文字功力。
天喜五年（1021），仲淹调官监西溪盐仓。这位僻居海隅的监当官，颇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感，不避自荐之嫌上书时为执政的张知白，向他倾吐心声：“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７]八百馀年后，民族英雄林则徐也直抒胸臆：“位卑未敢忘忧国”，实出同一机抒。范仲淹同年挚友滕宗谅，时官泰州从事，两人志趣相投，时相过从，唱酬无已，他们在东海之滨结下情逾骨肉的金石之交。他和富弼，也在海陵结下终身不渝的忘年交，当时，富弼侍父而来读书于此（弼父富言监泰州酒税）。
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创议重修捍海堰，与滕宗谅一起主持这项工程，因气候条件恶劣，遭遇挫折。但仲淹不为所动向朝廷力陈，得到淮南漕使胡令仪、发运副使张纶的支持，在胡、张的主持下，于四年秋重新开工，历时三年，这条横跨通、泰、楚三州，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堰终于完成。虽然仲淹因守母丧离开了泰州，但当地人民仍将其命名为“范公堤”。三州均立有范公生祠，杨阜《画像讚》云：“我思范公，水远堤长” 。“青衫下僚”的“名世高节”，是永远留在当地人民心中的丰碑，范公堤在近千年的“捍患御灾”[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遗址迄今犹存。范仲淹写有《堰记》，总结他第一次治水的实践经验，可惜这部水利名著早已散佚。
天圣五年（1027）正月，晏殊罢执政为南京留守，辟守丧居此的范仲淹掌应天府学教席。次年，还荐仲淹应学士院试，除秘阁校理，范的仕宦生涯实现了一次重要转折。从此，他对小自己二岁的晏殊终身师事之，体现了其尊师重道的可贵品格。范仲淹在执掌府学的教学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其教育思想和人才观。在南都守丧期间，范仲淹向宰相上万言书，提出了他最初的改*新思维， 不仅成为庆曆新政的蓝图， 也启示了王安石的熙丰变法。 苏轼高度评价了这一“天下传诵”的万言书，称“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９]首相王曾对这通万言书极为讚赏，暗示晏殊荐范召试馆职。在宋仁宗时期，人才的脱颖而出，时贤先达的荐拔赏识，大力提携，也是重要原因。范仲淹对此深有体会，在他跻身名流后，比他的前辈做得更多、更好。在人才的破格选任方面，由于范仲淹不遗馀力的倡导和垂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仁、英、神、哲四朝如云蒸霞蔚般灿若群星的可喜局面出现，这是赵宋王朝能在内忧外患中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
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力谏皇太后不可在殿廷接受仁宗行拜贺之礼，认为这样有损“君体主威”；又建议刘太后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但春意正浓的皇太后切于权势，疏入不报。仲淹遂自请补外，通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
天圣九年三月，仲淹迁太常博士、徒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通判。知州杨日严乃亳州时顶头上司，继任知州胡则，也与仲淹结成忘年再世之交。人在宛丘的范仲淹仍时时关注着朝廷的政治态势、人事变化动向。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撒手人环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原先上疏忤刘太后的官员相继得到提拔重用。四月，范仲淹被召回，除右司谏。宋代的台谏官许风闻言事，即可据传闻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失实，也不加罪。这是历代封建王朝望尘莫及的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和批评朝政权力。目的在于 “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 苏轼对这种“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１０]的赵宋祖宗家法最为讚赏， 儘管他自己曾蒙受过“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
仲淹直言极谏，恪尽言责。在太后称制时，劝刘后尽母道；在仁宗亲政后，则劝帝尽子道，调和二宫，煞费苦心。仲淹还受命安抚江淮灾伤，所至措置得宜，如奏蠲舒、庐州等地折役茶、赡军茶、江东丁口盐钱，主张盐法通商等，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 是年岁末，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下，仁宗废黜郭皇后。台谏在孔道辅和范仲淹的率领下，群起力争，被责问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的吕夷简玩弄阴谋手法，请台谏次日上朝力陈；仁宗连夜下达诏旨，分贬台谏领袖孔、范出知泰州、睦州，天明即押出国门。台谏官员相继上疏救援、力争，皆不报。在皇权和相权的联合压制下，显然，台谏只能屈居下风。
景右元年（1034），仲淹出守睦州。在春意绵绵，风景如画的新安江畔，身心疲惫的范仲淹，凭弔严子陵钓台，主持重修了严光祠堂，精神境界有了新的升华。他倡导贪廉懦立的名教思想，“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１１]，成为激励人们道德品质修养的千古名言。桐庐郡小政闲，公务之馀，范仲淹与幕僚一起登临游赏，交相唱酬，饱享畅游山水之乐。就在仲淹陶醉在江城赏心悦目的诗情画意之中时，同年八月，一道诏令将他调知乡郡苏州。
当时苏州正发大水，宋代任官有避乡贯、亲嫌的规定，不知是否他主修“范公堤”的成功实践促成了这次调动？范仲淹行装未卸，就赴常熟、昆山实地考察灾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引太湖之水注入东海的治水方略，成为苏州地区北宋迄今屡见成效的一种治水主导性思路。回到苏州城内，又全力以赴赈济救助嗷嗷待哺的十万灾民。仲淹记事以来第一次回故乡，仅及凭弔吴县天平山的祖茔，察看姑苏城内的祖居，命名其宅西斋为岁寒堂，堂前之松为君子树，树旁之阁为松风阁，各赋诗一首，寓意深矣。
景右二年（1035）三月，仲淹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有了更能发挥其才华和更多干预时政的机遇。八月，仲淹以判国子监召回后，言事益切。老谋深算、城府很深的吕夷简奏请任命范权知开封府，想以烦忙的日常事务困扰之，再相机寻其治政失误而罢黜之。但范精于吏治，治绩无懈可击，京都肃然。
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吕夷简擅权市恩。向仁宗上百官图，指出进退官员的大权应由皇帝亲自掌握。又上《帝王好尚》等四论，仲淹不过是从维护赵宋祖宗家法的立场出发，主张强化皇权，侵削相权而已。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权势欲极重的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１２]宠信吕相的仁宗诏令范仲淹落职出知饶州，这是范仲淹第三次因言事而遭贬黜。阿附权相的侍御史韩渎还奏请以仲淹朋堂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当时范仲淹以其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已在士林享有重望，馆职余靖、尹洙上疏论救，相继被贬外；欧阳修致书右司谏高若讷，斥其迎合时相不论救仲淹为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被贬知夷陵。蔡襄愤而作“四贤一不肖”诗记其事，士论荣之，传诵中外，洛阳纸贵。这场风波史称“景右党争”，上述诸人后来均成为宋代名臣，范仲淹士林领袖地位逐渐形成。仲淹被贬出京，依例交游官员当祖饯都门，但迫于时相的淫威，前来送行的只有李紘和王质。
三出专城，屡遭贬黜的范仲淹，虽鬓白如丝犹素心未改，“许国忘家”[１３]乃其立朝准则、处世信条。仲淹每守一州，把兴利除弊作为行政首要目标。在饶州，奏免鸟嘴茶充贡和奏免德兴银冶场的贡课，成为他新的德政。南宋初，状元及第的王十朋在州治创思贤堂，州学建敬爱堂，立颜（真卿）范庙，以纪念这位前贤。
景右四年（1037）十二月，因叶清臣疏请，诏移仲淹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次年到任。宝元二年（1039）三月，又徒知东南重镇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在润，仲淹尝筹画建州学，重建清风桥，后被改名“范公桥”；在越，则以德化治，后人建有贤牧亭以祠。他还留下了《清白堂记》，力邀李觏来越州州学执教，兴学已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康定元年（1040），西夏战事骤起，宋军大败于三川口，朝野震惊。仲淹临危受命，先以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旋擢刑部员外郎、陕西都漕，又迁龙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膺寄方面。八月，再迁户部郎中，自请代张存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在延州实行将兵法，採取积极防御、寻机小规模出击战略，初步稳固鄜延防綫。授狄青《左传》，勉以折节读书，遂成一代名将；又对志在投笔从戎的张载，劝以治《中庸》，张后成关学开山，理学巨擘。仲淹的慧眼识人，于此可见一斑。
庆曆元年（1041），韩琦对西夏採取攻策，仲淹不为所动，结果宋军大败于好水川。仲淹也因私与元昊通书，独犯“人臣无外交”天条而被降官户部员外郎，贬知耀州；韩琦则因败军之罪贬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十月，分陕西为秦凤、泾原、鄜延、环庆四路，由韩琦、王沿、仲淹、庞籍分任四路帅臣。仲淹奏上攻守二议，初步形成其独具卓见的加强西北防务、抗击西夏的军事思想。
庆曆二年（1042），范上疏再论攻守之策，主张增筑堡塞，行坚壁清野之计，在扩军备战的同时，实施招纳怀抚之策。三月进筑大顺城，成为楔入双方必争地界的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范有诗记其事，张载有《记》颂其功。仲淹又主张营水洛城，坚辞邠州观察使之职，不愿以文阶易武阶，这是当时儒臣的普遍心态。闰九月，由于主将葛怀敏“猾懦不知兵” [１４]，轻率冒进，再败于定川砦。仲淹及时从庆州出兵驰援，方稳住阵脚，迫使西夏退兵。十一月，诏命复置四路都部署，以范、韩、庞籍分领之，系衔并带四路招讨使。仲淹上表自请，愿与韩琦共同驻跸泾州，与延州庞籍成犄角之势，又奏请文彦博知秦州、滕宗谅知庆州，并兼两路帅臣。经过反复探索，在范、韩主持下，宋陕西四路立体纵深攻防体系始构筑完成，宋夏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宋夏和议，仍以延州为管道，正式启动。范仲淹稳妥的积极防御战略初见成效。
庆曆三年（1043）四月，范、韩因西綫战功而擢拜枢密副使，八月，又除范仲淹参知政事，九月开天章阁，诏命近臣条对时政，仲淹应诏上《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措施。标志着庆曆新政之始，且除修武备一项外，其馀九项措施均以诏令形式划一颁行，在行之二年的新政期间，尚有溢出十事疏的内容。新政包括澄清吏治、培育人才、富民强兵、强化法制等四个方面内容。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法制等各个领域，是顺应历史潮流，颇有一定深广度和社会效应的一次改革运动，旨在调整封建国家决策体制及运行机制的改革。其中，如“磨勘新制”是对两宋陈陈相因的的磨勘旧法唯一一次革故鼎新的强力衝击；厚农桑也确实对兴水利、课农桑、辟田畴、增户口产生了积极影响。最为功德无量的是诏州学立学和改革贡举考试制度，这不仅促进了文风和社会风气的深刻转变，也造就了大量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文化学术事业等精神文明的高度繁荣昌盛。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弥久的影响。庆曆新政为熙丰变法及此后的历次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由于仁宗皇帝的始从终弃，执政大臣的首鼠两端，守旧势力的顽固强大，祖宗家法的掣肘限制，导致了庆曆新政的功败垂成。但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全面政治改革，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远大抱负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功绩永垂史册。庆曆四年八月至五年元月，仲淹被命宣抚河东、陕西，在秋冬季节，先后行经今山西及陕西的一些地区，在宋代为交通未便、备极艰辛的极边地区。就在仲淹黾勉王室，艰难跋涉之际，王拱辰等策划了“奏邸之狱”，将苏舜钦等改革派新进英锐“一网打尽”，矛头直指时相杜衍和参知政事范仲淹，范自请罢执政，求知邠州，得到批淮。庆曆五年十一月，又诏罢仲淹兼任四路帅臣，以给事中改知邓州。
庆曆六年（1146）起，范仲淹在邓州渡过了三年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解除了机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在邓州这一风光秀美的重镇，在“幕中文雅尽嘉宾”[１５]和诸子随侍的亲情中优闲度过了邓州之任。在这里，他的曹氏新夫人还生下了季子纯粹，后来成为苏轼的徐州僚友，他请苏轼写下了《范文正公文集序》。仲淹在邓州，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既是对前任、同年谢绦的忆念，又把这风景如画的园囿辟为公园而与民同乐。仲淹在邓州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其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他还兴致勃勃参加了祠风师、贺瑞雪等民俗活动，祈求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每到一地，他总把民众的疾苦安危放在首位。所以当他任满时，邓民遮道，仲淹也颇愿留任，遂得再任。范仲淹身后，邓人在州治建“景范楼”，在百花洲建范公祠，纪念这位名臣在邓州留下的政绩与遗泽。
皇右元年（1049），范仲淹移守东南重镇杭州。在赴任途中，他最后一次在乡郡姑苏逗留，决定创办范氏义庄。作为元老重臣，这年七月，又擢官礼部侍郎。儘管他未能如唐宋贤守白居易、苏东坡那样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留下令人讚歎的白堤、苏堤，但他首创的救荒模式，却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皇右二年，两浙路爆发大饥馑，杭州灾情尤重。仲淹一改开仓济民，赈济流亡的常规办法，而是纵民出游竞渡，力倡公私兴工造作，独创以工代赈，募民兴利的救灾新模式。另外，他又抬高粮价，广泛吸纳粮食涌向杭城，导致粮价大幅回落和人心稳定。这种扩大消费，刺激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兴办公共设施和工程项目，组织灾民自救；与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粮价双管齐下的高明措施，保证了杭州“民不流徒”[１６]，安然度荒。皇右三年，范仲淹移知青州，与富弼交政后，又逢河朔饥荒，范又成功地将这种管子发明的轻重之术发挥到极至，一举三得，既平抑粮价，又免支移之苦，还帮助州民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这充分体现了范仲淹的过人胆识和行政智慧。可惜，皇右四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052年6月20日），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移守颍州的途中病逝于徐州。范仲淹“智谋过人远甚”，“文武兼备” [１７]，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方面，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即使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也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又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教育事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１８]，居无定所，临终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他不凡而短促的人生，谱写了“先忧后乐”的时代乐章。
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和十二世纪晚期，在我国历史长河的灿烂星空中闪耀着两颗巨星——生活在北宋仁宗时期的范仲淹（989～1052）和南宋孝宗年间的范成大（1126～1193）。这一双子星座，不仅是范氏族姓中的佼佼者，宋代历史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也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历史长廊中的杰出人物，是两位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尊敬的历史人物。
姑苏，是镶嵌在中国大地上的一颗明珠，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浩瀚的太湖，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州自宋代以来，就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范仲淹和范成大是姑苏人引以为自豪的两位历史巨人。范成大的《吴郡志》更是记载了姑苏的辉煌历史。
考察两范生活、从政、治学的人生轨迹，发现他们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均为苏州人，皆选择风光秀丽的天平山为祖茔，按“堪舆家”的预言，这是块风水宝地。同样的出身孤贫，早岁丧父，备尝人间艰辛而刻苦力学，发奋图强，青少年时期打下十分扎实的学问根基。同样的历宦州郡，出为边帅，显示了卓越的政治、军事、外交才华；同样官至参知政事，未能拜相；同样因身体羸弱，力不从心而早萌退意。同样热爱祖国山水风光，有着广泛的交游和兴趣，均有文学天赋和创作才华。甚至同样以书法及丰富的生活情趣而擅名。
当然他们也有不少不同之处：如范仲淹作为开一代士风的领袖人物，更具政治家的风范和襟怀。作为宋学的开山，不失为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在战争年代出临边塞的范仲淹更具军事才华和雄才大略，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及其善于识别拔擢人才，是其人生的光辉亮点之一。而范成大，由于其博闻强记的天赋和到过更多地区的丰富阅历，使其成为百科全书型的渊博学者；作为南宋杰出的外交使节，是为数不多的临危不惧、智勇双全的不辱使命的外交家。范成大享有“南宋四大家”之一的盛誉，其田园诗更赢得后人的讚赏，是杰出的文学家。鲜为人知的是：范成大还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地理学家，他对各地的人文风俗有着深切的瞭解和渊博的知识。令人遗憾的是：一百三十六卷的《范石湖大全集》的久佚失传（仅其中诗赋集34卷及杂著6卷存世），不仅影响了我们对范成大其人的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甚至导致了一些不公正的误解。四库馆臣未能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石湖大全集》实在是一大憾事。如果概括两范间的同与不同，是否可依主次给出五顶现代“桂冠”予以定位：范仲淹是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而范成大则是学者、文学家、外交家、地理学家、人类社会学家。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两位历史巨人进行一番比较研究。过去，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我们很长时间在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样的概念上争论不休。以笔者的愚见，历史人物研究离不开四大要素，即人、事、地、时。人，即研究其人际交往，事即其从政、治学的生活经历，地，即其生活的人文环境，时，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研究历史人物要充分把握这四大要素，网罗有关的全部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注重将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最合适的研究方式莫过于编写年谱，时经事纬，可以充分展示人物的时代风貌；而其心路历程，则有赖于评传式的理性分析来揭示。
近二十年来，笔者治学的兴趣和焦点之一即对两位范姓乡前贤的研究。如果说，对范仲淹的相关资料搜集较完备而以拙撰《范仲淹评传》的刊行及拙编《范仲淹年谱长编》的编定（待刊）为标志，对仲淹的研究可暂告一段落的话；对范成大的研究则刚方兴未艾。儘管笔者已从四部典籍、佛道两藏、出土资料及法帖石刻中搜集到范成大的佚文近百篇，也写过几篇关于范成大的论文，但对这位百科全书式学者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颇想以这种“比较研究”为契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一部《范成大评传》来，为笔者的宋代乡邦人物研究划上比较圆满的句号。今拟先对“两范”的生平事略及其学术、思想、著作等作一概略的敍述，由于拙撰《范仲淹评传》已刊行，这种略述于范成大则稍详，着重点仍在注重构成比较研究基础的基本史料。
一．范仲淹生平及其思想概论
（一）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元989年10月1日）诞生在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其父范墉时为北道重镇成德军节度掌书记。次年，范墉即因病与世长辞，终官武宁军（徐州）节度掌书记。墉两娶，生有五子，其三早卒，惟范仲温（985～1050）和仲淹幸存，仲淹即为范墉继娶谢氏所生[１]。范墉去世后，年仅六岁的仲温育于苏州族人。稍后，谢氏则带著仲淹改嫁长山朱文翰，改名朱说，渡过了备尝艰辛的青少年时代。朱文翰曾任安乡知县，范仲淹随继父生母在洞庭湖畔接受了启蒙教育，留下“书台夜雨”的佳话；后又来到朱文翰的故乡淄州长山，攻苦食淡，励志苦读于长白山醴泉寺等地，继父朱文翰终官长山县令。对于继父的“既加养育，複勤训导”，仲淹始终怀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激心理，即使在其显贵后仍念念不忘，请以“所授功臣阶勳恩命回赠继父一官”[２]，还悉心关注其丧葬事宜。对朱氏子侄的奏请异姓恩泽，解决求学及生活困难等问题，也关怀备至，视同范氏子弟，体现了一代名臣的风范。
范仲淹二十岁时，曾远游陕西，结识名士王镐，一起啸傲于雩、杜之间，抚琴论《易》，极尽其欢，晚年仍满怀深情地追念这位旧友。约略稍前，范仲淹还与王洙有布素之游，奠定了终生不渝的友情。这种出行和交游，开扩了青年范仲淹的视野。
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范仲淹在著名的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应天书院求学，数年的刻苦力学生涯使他“大通六经之旨” [３]。青年范仲淹虽“出处穷困”，“布素寒姿”，但却矢志不渝，勤奋学习，自觉磨练意志，确立了其卓荦不群的理想人格，“忧思深远”的忧患意识和“忧国忧民”[４]的远大抱负。如果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５]是范仲淹的初衷，那末在南都学舍他已有了“慨然有志于天下”[６]的人生信念。
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进士及第，是范仲淹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是科江西人萧贯贡试第一，但鄙薄南人的寇淮，硬是说服真宗，让蔡齐状元及第，这和他坚持不让王钦若拜相一样，体现了他人才观念上狭隘的地域观念，范仲淹却对这位名相的刚毅果敢，勇于决断，推崇备至。
仲淹释褐初仕广德军司理参军，首先奉母侍养。他治狱廉平，清正自守，常与知军大异其趣而挺然不从。刚正不阿，卓然而立的操守已始见于筮仕之初。天喜元年（1017），范擢文林郎、权集庆军（亳州）节度推官，时知州为上官佖，通判杨日严，十分倚重这位才华横溢的年青幕僚。次年，三十岁的范仲淹有燕赵之行，留下了豪情满怀的《河朔吟》，抒发了他收复燕云失地的壮志雄心。他还奉母命归宗复姓，上表陈请时有一联四六名句，化用范蠡、范睢故事，用事精切，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和文字功力。
天喜五年（1021），仲淹调官监西溪盐仓。这位僻居海隅的监当官，颇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感，不避自荐之嫌上书时为执政的张知白，向他倾吐心声：“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７]八百馀年后，民族英雄林则徐也直抒胸臆：“位卑未敢忘忧国”，实出同一机抒。范仲淹同年挚友滕宗谅，时官泰州从事，两人志趣相投，时相过从，唱酬无已，他们在东海之滨结下情逾骨肉的金石之交。他和富弼，也在海陵结下终身不渝的忘年交，当时，富弼侍父而来读书于此（弼父富言监泰州酒税）。
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创议重修捍海堰，与滕宗谅一起主持这项工程，因气候条件恶劣，遭遇挫折。但仲淹不为所动向朝廷力陈，得到淮南漕使胡令仪、发运副使张纶的支持，在胡、张的主持下，于四年秋重新开工，历时三年，这条横跨通、泰、楚三州，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堰终于完成。虽然仲淹因守母丧离开了泰州，但当地人民仍将其命名为“范公堤”。三州均立有范公生祠，杨阜《画像讚》云：“我思范公，水远堤长” 。“青衫下僚”的“名世高节”，是永远留在当地人民心中的丰碑，范公堤在近千年的“捍患御灾”[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遗址迄今犹存。范仲淹写有《堰记》，总结他第一次治水的实践经验，可惜这部水利名著早已散佚。
天圣五年（1027）正月，晏殊罢执政为南京留守，辟守丧居此的范仲淹掌应天府学教席。次年，还荐仲淹应学士院试，除秘阁校理，范的仕宦生涯实现了一次重要转折。从此，他对小自己二岁的晏殊终身师事之，体现了其尊师重道的可贵品格。范仲淹在执掌府学的教学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其教育思想和人才观。在南都守丧期间，范仲淹向宰相上万言书，提出了他最初的改*新思维， 不仅成为庆曆新政的蓝图， 也启示了王安石的熙丰变法。 苏轼高度评价了这一“天下传诵”的万言书，称“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９]首相王曾对这通万言书极为讚赏，暗示晏殊荐范召试馆职。在宋仁宗时期，人才的脱颖而出，时贤先达的荐拔赏识，大力提携，也是重要原因。范仲淹对此深有体会，在他跻身名流后，比他的前辈做得更多、更好。在人才的破格选任方面，由于范仲淹不遗馀力的倡导和垂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仁、英、神、哲四朝如云蒸霞蔚般灿若群星的可喜局面出现，这是赵宋王朝能在内忧外患中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
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力谏皇太后不可在殿廷接受仁宗行拜贺之礼，认为这样有损“君体主威”；又建议刘太后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但春意正浓的皇太后切于权势，疏入不报。仲淹遂自请补外，通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
天圣九年三月，仲淹迁太常博士、徒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通判。知州杨日严乃亳州时顶头上司，继任知州胡则，也与仲淹结成忘年再世之交。人在宛丘的范仲淹仍时时关注着朝廷的政治态势、人事变化动向。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撒手人环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原先上疏忤刘太后的官员相继得到提拔重用。四月，范仲淹被召回，除右司谏。宋代的台谏官许风闻言事，即可据传闻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失实，也不加罪。这是历代封建王朝望尘莫及的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和批评朝政权力。目的在于 “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 苏轼对这种“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１０]的赵宋祖宗家法最为讚赏， 儘管他自己曾蒙受过“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
仲淹直言极谏，恪尽言责。在太后称制时，劝刘后尽母道；在仁宗亲政后，则劝帝尽子道，调和二宫，煞费苦心。仲淹还受命安抚江淮灾伤，所至措置得宜，如奏蠲舒、庐州等地折役茶、赡军茶、江东丁口盐钱，主张盐法通商等，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 是年岁末，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下，仁宗废黜郭皇后。台谏在孔道辅和范仲淹的率领下，群起力争，被责问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的吕夷简玩弄阴谋手法，请台谏次日上朝力陈；仁宗连夜下达诏旨，分贬台谏领袖孔、范出知泰州、睦州，天明即押出国门。台谏官员相继上疏救援、力争，皆不报。在皇权和相权的联合压制下，显然，台谏只能屈居下风。
景右元年（1034），仲淹出守睦州。在春意绵绵，风景如画的新安江畔，身心疲惫的范仲淹，凭弔严子陵钓台，主持重修了严光祠堂，精神境界有了新的升华。他倡导贪廉懦立的名教思想，“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１１]，成为激励人们道德品质修养的千古名言。桐庐郡小政闲，公务之馀，范仲淹与幕僚一起登临游赏，交相唱酬，饱享畅游山水之乐。就在仲淹陶醉在江城赏心悦目的诗情画意之中时，同年八月，一道诏令将他调知乡郡苏州。
当时苏州正发大水，宋代任官有避乡贯、亲嫌的规定，不知是否他主修“范公堤”的成功实践促成了这次调动？范仲淹行装未卸，就赴常熟、昆山实地考察灾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引太湖之水注入东海的治水方略，成为苏州地区北宋迄今屡见成效的一种治水主导性思路。回到苏州城内，又全力以赴赈济救助嗷嗷待哺的十万灾民。仲淹记事以来第一次回故乡，仅及凭弔吴县天平山的祖茔，察看姑苏城内的祖居，命名其宅西斋为岁寒堂，堂前之松为君子树，树旁之阁为松风阁，各赋诗一首，寓意深矣。
景右二年（1035）三月，仲淹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有了更能发挥其才华和更多干预时政的机遇。八月，仲淹以判国子监召回后，言事益切。老谋深算、城府很深的吕夷简奏请任命范权知开封府，想以烦忙的日常事务困扰之，再相机寻其治政失误而罢黜之。但范精于吏治，治绩无懈可击，京都肃然。
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吕夷简擅权市恩。向仁宗上百官图，指出进退官员的大权应由皇帝亲自掌握。又上《帝王好尚》等四论，仲淹不过是从维护赵宋祖宗家法的立场出发，主张强化皇权，侵削相权而已。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权势欲极重的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１２]宠信吕相的仁宗诏令范仲淹落职出知饶州，这是范仲淹第三次因言事而遭贬黜。阿附权相的侍御史韩渎还奏请以仲淹朋堂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当时范仲淹以其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已在士林享有重望，馆职余靖、尹洙上疏论救，相继被贬外；欧阳修致书右司谏高若讷，斥其迎合时相不论救仲淹为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被贬知夷陵。蔡襄愤而作“四贤一不肖”诗记其事，士论荣之，传诵中外，洛阳纸贵。这场风波史称“景右党争”，上述诸人后来均成为宋代名臣，范仲淹士林领袖地位逐渐形成。仲淹被贬出京，依例交游官员当祖饯都门，但迫于时相的淫威，前来送行的只有李紘和王质。
三出专城，屡遭贬黜的范仲淹，虽鬓白如丝犹素心未改，“许国忘家”[１３]乃其立朝准则、处世信条。仲淹每守一州，把兴利除弊作为行政首要目标。在饶州，奏免鸟嘴茶充贡和奏免德兴银冶场的贡课，成为他新的德政。南宋初，状元及第的王十朋在州治创思贤堂，州学建敬爱堂，立颜（真卿）范庙，以纪念这位前贤。
景右四年（1037）十二月，因叶清臣疏请，诏移仲淹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次年到任。宝元二年（1039）三月，又徒知东南重镇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在润，仲淹尝筹画建州学，重建清风桥，后被改名“范公桥”；在越，则以德化治，后人建有贤牧亭以祠。他还留下了《清白堂记》，力邀李觏来越州州学执教，兴学已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康定元年（1040），西夏战事骤起，宋军大败于三川口，朝野震惊。仲淹临危受命，先以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旋擢刑部员外郎、陕西都漕，又迁龙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膺寄方面。八月，再迁户部郎中，自请代张存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在延州实行将兵法，採取积极防御、寻机小规模出击战略，初步稳固鄜延防綫。授狄青《左传》，勉以折节读书，遂成一代名将；又对志在投笔从戎的张载，劝以治《中庸》，张后成关学开山，理学巨擘。仲淹的慧眼识人，于此可见一斑。
庆曆元年（1041），韩琦对西夏採取攻策，仲淹不为所动，结果宋军大败于好水川。仲淹也因私与元昊通书，独犯“人臣无外交”天条而被降官户部员外郎，贬知耀州；韩琦则因败军之罪贬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十月，分陕西为秦凤、泾原、鄜延、环庆四路，由韩琦、王沿、仲淹、庞籍分任四路帅臣。仲淹奏上攻守二议，初步形成其独具卓见的加强西北防务、抗击西夏的军事思想。
庆曆二年（1042），范上疏再论攻守之策，主张增筑堡塞，行坚壁清野之计，在扩军备战的同时，实施招纳怀抚之策。三月进筑大顺城，成为楔入双方必争地界的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范有诗记其事，张载有《记》颂其功。仲淹又主张营水洛城，坚辞邠州观察使之职，不愿以文阶易武阶，这是当时儒臣的普遍心态。闰九月，由于主将葛怀敏“猾懦不知兵” [１４]，轻率冒进，再败于定川砦。仲淹及时从庆州出兵驰援，方稳住阵脚，迫使西夏退兵。十一月，诏命复置四路都部署，以范、韩、庞籍分领之，系衔并带四路招讨使。仲淹上表自请，愿与韩琦共同驻跸泾州，与延州庞籍成犄角之势，又奏请文彦博知秦州、滕宗谅知庆州，并兼两路帅臣。经过反复探索，在范、韩主持下，宋陕西四路立体纵深攻防体系始构筑完成，宋夏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宋夏和议，仍以延州为管道，正式启动。范仲淹稳妥的积极防御战略初见成效。
庆曆三年（1043）四月，范、韩因西綫战功而擢拜枢密副使，八月，又除范仲淹参知政事，九月开天章阁，诏命近臣条对时政，仲淹应诏上《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措施。标志着庆曆新政之始，且除修武备一项外，其馀九项措施均以诏令形式划一颁行，在行之二年的新政期间，尚有溢出十事疏的内容。新政包括澄清吏治、培育人才、富民强兵、强化法制等四个方面内容。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法制等各个领域，是顺应历史潮流，颇有一定深广度和社会效应的一次改革运动，旨在调整封建国家决策体制及运行机制的改革。其中，如“磨勘新制”是对两宋陈陈相因的的磨勘旧法唯一一次革故鼎新的强力衝击；厚农桑也确实对兴水利、课农桑、辟田畴、增户口产生了积极影响。最为功德无量的是诏州学立学和改革贡举考试制度，这不仅促进了文风和社会风气的深刻转变，也造就了大量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文化学术事业等精神文明的高度繁荣昌盛。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弥久的影响。庆曆新政为熙丰变法及此后的历次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由于仁宗皇帝的始从终弃，执政大臣的首鼠两端，守旧势力的顽固强大，祖宗家法的掣肘限制，导致了庆曆新政的功败垂成。但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全面政治改革，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远大抱负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功绩永垂史册。庆曆四年八月至五年元月，仲淹被命宣抚河东、陕西，在秋冬季节，先后行经今山西及陕西的一些地区，在宋代为交通未便、备极艰辛的极边地区。就在仲淹黾勉王室，艰难跋涉之际，王拱辰等策划了“奏邸之狱”，将苏舜钦等改革派新进英锐“一网打尽”，矛头直指时相杜衍和参知政事范仲淹，范自请罢执政，求知邠州，得到批淮。庆曆五年十一月，又诏罢仲淹兼任四路帅臣，以给事中改知邓州。
庆曆六年（1146）起，范仲淹在邓州渡过了三年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解除了机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在邓州这一风光秀美的重镇，在“幕中文雅尽嘉宾”[１５]和诸子随侍的亲情中优闲度过了邓州之任。在这里，他的曹氏新夫人还生下了季子纯粹，后来成为苏轼的徐州僚友，他请苏轼写下了《范文正公文集序》。仲淹在邓州，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既是对前任、同年谢绦的忆念，又把这风景如画的园囿辟为公园而与民同乐。仲淹在邓州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其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他还兴致勃勃参加了祠风师、贺瑞雪等民俗活动，祈求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每到一地，他总把民众的疾苦安危放在首位。所以当他任满时，邓民遮道，仲淹也颇愿留任，遂得再任。范仲淹身后，邓人在州治建“景范楼”，在百花洲建范公祠，纪念这位名臣在邓州留下的政绩与遗泽。
皇右元年（1049），范仲淹移守东南重镇杭州。在赴任途中，他最后一次在乡郡姑苏逗留，决定创办范氏义庄。作为元老重臣，这年七月，又擢官礼部侍郎。儘管他未能如唐宋贤守白居易、苏东坡那样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留下令人讚歎的白堤、苏堤，但他首创的救荒模式，却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皇右二年，两浙路爆发大饥馑，杭州灾情尤重。仲淹一改开仓济民，赈济流亡的常规办法，而是纵民出游竞渡，力倡公私兴工造作，独创以工代赈，募民兴利的救灾新模式。另外，他又抬高粮价，广泛吸纳粮食涌向杭城，导致粮价大幅回落和人心稳定。这种扩大消费，刺激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兴办公共设施和工程项目，组织灾民自救；与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粮价双管齐下的高明措施，保证了杭州“民不流徒”[１６]，安然度荒。皇右三年，范仲淹移知青州，与富弼交政后，又逢河朔饥荒，范又成功地将这种管子发明的轻重之术发挥到极至，一举三得，既平抑粮价，又免支移之苦，还帮助州民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这充分体现了范仲淹的过人胆识和行政智慧。可惜，皇右四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052年6月20日），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移守颍州的途中病逝于徐州。范仲淹“智谋过人远甚”，“文武兼备” [１７]，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方面，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即使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也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又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教育事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１８]，居无定所，临终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他不凡而短促的人生，谱写了“先忧后乐”的时代乐章。
（二）
范仲淹生前故后，士大夫对他表示了一致的推崇，绝非偶然。王安石誉之为“一世之师”，“名节无疵” [１９]，司马光称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２０]；黄庭坚论定为“当时文武第一人” [２１]，王十朋更褒为“此志此言高孟轲”，“见公端似见周公” [２２]；朱熹也评为“本朝第一流人物”；元好问亦推为“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２３]的圣贤。范仲淹的影响，也超越了时代和国界，如日本著名景观“后乐园”，即由朱舜水取范仲淹名言而命名。近代以来，范仲淹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绝非偶然。范仲淹忧先乐后的风范，刚正不阿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志，爱国忧民的信念，淡泊廉素的作风，泛爱乐善的胸怀，博闻广知的学识，文武全才的智慧，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构成了他“粹然无疵”的完美人生。
范仲淹留给后人的学术论著、诗文不算很多，但其影响却歴久而弥远，深刻而惊世。赵宋王朝虽然在内忧外患中支撑了三百二十年，但却创造了封建时代最为兴盛的精神文明，在当时世界也居领先地位。朱熹已指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 [２４]。近代的两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和王国维先生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２５]“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２６]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宋学是难以逾越的巍巍高峰。宋学突破了汉唐墨守经传旧注训诂的樊篱，倡导义理之学；追求心性修养，及明体达用，经世致用，外王内圣的统一；具有“致广大，尽精微”的博大精深，整合儒释道学的万千气象。其本质特徵则是陈寅恪先生总结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宋初即已确立右文崇儒，“以文德致治”[２７]的既定国策，宋代大开孤寒之士通过科举入仕之路，通过馆阁制度培养和储备人才，令其致身通显。宋代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中，多蕴涵着爱国热情、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念和自觉追求，范仲淹就是其中集政治家、思想家于一体的杰出代表。官僚与学者是他们的一身两面，范仲淹年青时曾在应天书院学习过，后又执掌书院教席，不仅自己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也对教育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庆曆新政中的诏州县立学，是功德无量的盛举，奠定了我国九百六十年以来的地方教育体系基础，为大批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他也曾短期担任过判国子监之职，主张办医学等专业教育，培养和荐引了当时最著名的几位太学教授：宋初三先生及李觏。宋代太学、州县官学、书院学等三级教育体系的形成，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创举，范仲淹视教育为头等大事，培养人才为百年大计，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如宋六家中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政治家富弼、司马光，著名学者李觏、张载，宋初三先生，均出自高平门下。他与古文学家尹洙、苏舜钦及名臣韩琦、杜衍、晏殊等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自己以《十事疏》为代表的政论性散文，五《记》为代表的古文，《易义》为代表的学术著作，骈散结合的律赋创作，乃至脍炙人口的某些诗词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尤其是他从不曲学阿世，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融儒释道于一炉的兼容併蓄的博大胸怀，使他不失为开风气之先的文化学术思想界领军人物。
范仲淹“积学于书”，“得道于心” [２８]。他哲学思想的基石是：提出了“纲维三才”的天人合一观，穷神知化的辩证思维，理一分殊，内圣外王的四德说，实开《易》学研究中义理派先河。宗经则是其哲学思想的取向，他于六经中求文、道、用的统一，实创“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治学路子[２９]。范仲淹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正如他诗中所高度概括的那样：“清静道自生”，“读《易》梦周公”，“养志学浮丘” [３０]。这种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他成为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宋学开山。
范仲淹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强烈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自觉的担当精神，浓郁的人文情怀。他立志“尚经天纬地之业” [３１]，而“忧事浑祛乐事还”[３２]成为他毕生的追求和信念。兼济天下，“爱国忧民”[３３]是范仲淹立身行事，处世立朝的惟一准则，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范仲淹毕生信守不渝的信条是：“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 [３４]，所以他能坚持“行己有耻”的高风亮节，不仅在贫贱时能安之若素，富贵时也能保持清正廉明，“为政忠厚，所至有恩” [３５]，兴利除弊；晚年又推己及人，设立扶助贫寒族人的义庄。
“素心直拟圭无玷”[３６]的范仲淹，开“重名教，以矫衰弊之俗”[３７]的时代新风。倡导名教，旨在重建以儒家名教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仲淹的名教思想，包涵了丰富的内容，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诚明、忠孝之类观念，而且也包括恬于进退，淡泊名利，犯颜直谏，气节观念等合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如果说前者更着重于个人的心性修养层面，后者则更注重于社会责任的层面，两者的和谐统一，即为外王内圣贯通的伦理道德规范。范仲淹以名教为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则是其名教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震烁古今、义薄云天的惊世名言。其“至诚许国”，“不以进退易其守”[３８]的情操，不仅两宋时广为传颂，时至今日，犹不失为仪型典范。
范仲淹无论出入中外，执政临民，乃至膺寄方面之际，始终以“犹济疮痍十万民”[３９]的执着，为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思想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他力主茶盐通商，发展商品经济的远见卓识，主持改革，兴修水利，奖劝农桑的成功实践，以军事、外交、经济（屯垦戍边、坚壁清野）手段三管齐下巩固边防的虑深思远，刺激消费、以工代赈救荒济赡的独特模式，提出“损上益下”、“裒多益寡” [４０]，摧抑兼併的固本宁邦之策，运用轻重之术平衡粮价，虽仅是吉光片羽，但仍不失为中国经济思想上颇具亮色的真知灼见。这不仅是比他的前辈提供给历史的“新的东西”，也是为后人提供有益谋谟的宝贵财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体现了他一贯的民与物胞的人文情怀，充分反映了他对家族、社会的责任感、爱心奉献及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心态。范的高瞻远瞩，实开宋代赈济、福利事业的先河，南宋不仅富家大族竞起效尤，蔚为时尚，而且，也促进了始于北宋末的官办慈善养济机构的诞生，成为近代各种官方民办扶贫事业的滥觞。范氏义庄的成功实践及其遗韵流泽，对于当今社会保障福利机制的形成及扶贫事业，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范仲淹作为宋代诗文*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提出了“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 的主张。他还力主“文质相救” [４１]，文以载道，将道统与文统完美结合，他有独具一格的诗论和赋论。他对前辈作家王禹偁、穆修比较推崇，对同时代的尹洙、苏舜钦、欧阳修等人“力为古文”的文学造就也颇为讚赏。他自己也创作了文质兼备、情文并茂，骈散结合的散文和律赋。范仲淹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群体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一扫西崑体“刻辞镂意”，“专事藻饰，破碎大雅”[４２]的弊弱文风。
范仲淹还主张：在文学创作中须“文辞贯道” [４３]， “意必以淳，语必以真” [４４]。他在《唐异诗序》等文中简要概括了唐诗各种流派的特色，反映了他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品位，对诗歌的特徵及其社会作用有明晰的认识。诗言志，歌咏言，他认为抒发真情实感是诗最本质的特徵。范仲淹的诗众体皆备，他的交游诗、山水诗、边塞诗中不泛“格清而意远”[４５]的精品佳作，如《野色》、《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献百花洲图上晏相公》等为不可多得的杰作。另外，范仲淹的律赋创作，堪称唐宋大家，儘管他精心编纂的赋汇总集《赋林衡鉴》已佚，但保存下来的序，是一篇十分精彩的赋论。律赋兴于唐，宋代以来，赋主要是应付礼部贡试的科举文体，不为人所重。但“少游文场，尝禀词律”[４６]的范仲淹，却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创作出不少言为心声的佳作。正如杨万里所论：“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４７]宋文之盛，正始于庆曆，范仲淹无疑是这一作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
作为边塞词人的范仲淹，虽其词作多已散佚，今仅存五首，但却阕阕精彩，字字珠玑。他的词作豪放中有婉约的成份，实开苏辛词风的先河，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节律感，音乐美。范仲淹的散文，题材广泛，是他从政、治军、兴学的实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颇具文学和审美价值，其中不乏佳篇。《岳阳楼记》等五记、《十事疏》、《奏上时务疏》等为传颂已久、脍炙人口的杰作，他的四论也风格犀利，纵横阖捭，还有一些书信及伤悼文字也写来感情真挚，十分动人。总之，范仲淹不失为享有时誉的作家，他的诗文言志抒情，风格清新，自然流畅，立意超迈，醇厚雅正，一如其人，广受当时及后世的人们所喜爱。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中，理应有范仲淹的一席之地。
二．范成大事歴著作考略
（一）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４８]，一字幼元，早岁自号此山居士，后又自号石湖居士，宋平江府吴县人（治今苏州吴中区）人。成大出生时，正当“靖康之耻”；幼年又遭流离，生四岁而金军再度南下，繁华的平江城毁于战火，使早慧的成大深寓家国之痛。其父范雩终官秘书郎，其母蔡氏夫人却出身名门，乃蔡襄孙女，文彦博外孙女，家学渊源有自。成大幼承庭训，自幼聪颖，据周必大撰《神道碑》记载：“公在怀抱，已识屏间字。”十二岁时已“遍读经史”，年十四，已“能文词”。其后，连遭亲丧[４９]，十年不出，竭力抚二弟、嫁二妹。当时，成大备极艰辛，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能寄居寺院，无科举意。范成大的创作生涯开始很早，自称：自十四五岁，“始为诗文”[５０]。在昆山苦读时，已加入邑中诗社，与马先觉等唱酬，诗见《昆山杂咏》。在其父执、昆山名士王葆的激励下，才奋发应举，中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开始走上仕途。
绍兴二十六年春至三十年冬（1156～1160），范成大初宦徽州司户参军，在任凡五年，歴二任，更歴三守，先后为李稙、潘莘、洪适。三十而立的成大表现出非凡的吏治和才干，徽州的老吏以弄权著称，成大以其干练精明令老吏敛手屏迹，三任州守对这位年青的僚属均颇器重。御下苛严的李稙“霁威待公”，迁官提点坑冶时“辟公干办公事，不就”。（《神道碑》）以“博洽精明”名世的洪适，则付以吏事，且常“与公商榷古今”，相当倚重，认为成大乃官至两府之才，自充举主，令成大迁官“从事郎，入监行在太平惠民和剂局。”（《神道碑》）成大在任时，多次因公务往来于今苏、浙、皖交界地区，对生活在社会基层的百姓及其生活状态、思想感情有了一定的瞭解，创作了《后催租行》等反映社会现实的杰作，与州教授严焕等僚友有唱酬之作。
由于洪适的举荐，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成大来到南宋行都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任京官，与适之兄弟——洪遵、洪迈也结下不渝的情谊。前一年在姑苏守阙待选时，为知府洪遵撰写了《思贤堂记》、《瞻仪堂记》；是年，洪迈使金，有诗送行、迎归，但洪迈却辱命而归，有失成大之期许。隆兴元年（1163），礼部贡试，翰林学士承旨洪遵知贡举，成大为点检试卷[５１]，（俗称小试官，北宋梅尧臣亦尝任此官。）楼钥、王阮是科进士及第，其后均对范成大推崇备至。
对“靖康之耻”和“平江屠城”有切肤之痛的范成大，对主战的爱国士人有爱屋及乌的亲近感。他在此前后曾上书取得“采石大捷”的虞允文，向他表示敬意；又上贺启致元老重臣张浚，庆贺他的复出。主战名相陈康伯罢相出判信州，成大赋《昼锦行》壮行，誉他为北宋名相韩琦，期许他再入朝执政。二年后，对他的去世表示了诚挚的哀悼，有挽诗二首。与请斩秦桧而享重名的胡铨有诗唱酬，对他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成大因其岳父魏信臣的关系，与主和派魏良臣（信臣弟）关系颇亲密；汤思退则秦桧馀党，但由于乃石湖第进士时的同知贡举，因师生关系亦颇密切。也许正是处在两大阵营夹缝中的尴尬，使成大在隆兴和战的政争中几乎没有发表什麽意见。但成大绝非依违于和战两党间的骑牆派，他有自己的操守和主见。他在这二年中，先后任编类高宗圣政所检讨官，兼敕令所，上条陈论时弊十事。除枢密院编修官，召试除秘书省正字，初为馆职。在临安，成大诗作几无政治题材，多赏花、游园、宴会及朋友间唱酬之作。唯一的亮点是：在抗议和反对孝宗信用近习龙大渊、曾觌的浪潮中，成大义无反顾的支持了他的两位挚友——周必大、陆游因反对龙、曾而去国，成大向他们表示了自己的支持和同情。
乾道元年（1165），成大兼国史院编修官，迁著作佐郎；二年，擢尚书吏部员外郎，旋被言者以超迁论罢，与宫祠，返故乡。乾道三年十二月，成大被任命权知处州，于次年八月抵达任所[５２]。这是成大首任亲民官，在任虽仅数月，政绩却值得大书特书。今仅举其荦荦大者：四年五月，召对，成大上三疏：其一为《论日力国力人力》，日力谓惜寸阴，国力乃资用，人力指思虑智术之所及；其二为《论慎刑》，大抵乞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责状）款”；务使“伏辜者无憾，负枉者获伸”[５３]。即不枉不纵。其三为《论兵制》，指出当时“法意中弛，戎备久缺”；“简阅未精，营伍未立”之弊。克服此弊，则“人材可恃”，“纪律可行”，才能成军隐然[５４]。这不仅是成大切中时弊之论，也成为他日后歴宦州郡，膺寄方面的施政纲领。
其一，他在处州力倡义役。其法，民户按物力高下出田产钱物以助役户，以免执役时遭破家之患。役法乃宋代政争之大端，北宋行差役法，王安石变法改免役法，元右更化，司马光废罢新法，复行差役，当时苏轼等也认为鲁莽灭裂，主张免役法有其合理成份。至南宋初，役法扰民之弊已达极至。诚如乾道三年十月臣僚奏疏中所论：“有弓兵月巡之扰，有透漏禁物之责，有捕获出限之罚，有将迎担擎之差，有催科填代之费，有应副按检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劳”；令执役者无不破家丧产。而“大姓猾民〔为〕避免赋役”，常与“人吏乡司通同作弊”，诡名析产，“将一家之产”析为“女户五七十户，凡有科配，悉行蠲免。”[５５]这种情形，较之北宋熙丰变法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范成大倡导的义役与王安石的免役法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执行过程中有摊派之弊，且又强令原行助役之官民、僧道重複出钱等，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这仅是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但其立法的本意是使乡民贫富互助，不为不善，故不仅两浙路行之既众，且江南东、西路、福建路等处亦仿效行之[５６]。处州义役之争的实质是：差役法时，吏缘为奸；义役法行，其无所措手，故造为誉论，欲败成谋。结果乃差役、义役并行不悖，由民自行选择，庶几法意完备。
其二，则兴修通济堰，有《堰记》记其事；又确立《堰规》二十条，手书刻石，以永其传。关于此事周必大《神道碑》有极为生动真切的记载：
处多山田，梁天监中，詹、南二司马作通济堰于松阳、遂昌之间，激溪水四十里外，溉田二十万亩。溪远田高，堰坏已五十年。公寻故迹，议伐大木，横壅溪流，度水与田平，即循溪叠石岸，引水行其中。置四十九闸以节启闭。上源用足，乃及其中，次及其下，而堰可复。议定，官为僱工运石，命其旁食利户各发丁壮，分画界至，以五年正月同日兴工，四月而成。水大至，如初议。适公被召，躬往劳之。父老欢呼曰：“堰成，公忍去我耶？”公曰：“吾能经始，安能保其无坏！”
为立詹南庙，作《堰规》，刻石庙中，尽给左右山林为修堰备，至今蒙其利。
成大思虑周全，踵事之密，确有过人之处。不仅在处州留下了一项兴修水利的仁政，使处州山田“灌溉有序，民食其利”[５７]。而且，其护堰保闸的《堰规》，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争水纠纷，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因争水而引起的大规模械斗之事仍时有所闻。八百馀年前的古人范成大已预为之立下一定之规，其思远虑深令人钦佩。但更重要的是：《堰规》详尽而细緻的规定，犹如不成文法，克服了水利工程旋修旋废之老大难顽症。成大非凡的吏治于此可见一斑。《堰规》刻石二十条，因年代久远，今已荡然无存，但赖《堰志》一书，留传至清。李遇孙《栝仓金石志》卷五据以收录，八百馀年前的佳话赖以留传至今。元人叶现称赏《堰规》为“鸠工有规，变程有法”；[５８]清人王尚赓（号云舫）跋云：“〔丽〕西之通济，水利最大”，成大“刻规立石”，“后之濬污通塞，实赖其法”。[５９]所言均为实录，确非虚誉。李遇孙跋还说明了“《堰规》凡二十条，今除去《堰山》一条”的原因。当时“用木篠筑成堰堤，取材于山，拦水入堰。自开喜元年（一二○五）郡人〔前〕参政何澹筑成石堤”后，请有司批凖将樵採之堰山据为家山，故除去《堰山》一条[６０]。这个据山为己有的何澹，在“庆元*禁”中成为韩侂胄禁道学的主要帮凶而得以发迹，除参加政事而知枢密院事兼参政，但嘉泰元年（一二○一）即罢知院。开喜中，居乡仍占山为物业，与成大悉心兴办水利，造福一方适成鲜明对照。
成大又因处州“带郭浮桥，岁久弗茸”；遂“造舟为梁，联以铁绠”。新之以便民跋涉，桥命名为“平政”，桥亭则名之曰“知津”。“又得废浮图之田五十亩于缙云，以其租属亭”；为“岁时治桥”之费[６１]。成大亲撰《平政桥记》并铭，又有《桥规》，宋时均刻石，惜今《桥规》已佚。
成大在处州仅数月，却兴义役，浚通济渠，修平政桥，且定下经久之规，深得民心。处州百姓列其入名宦祠奉祀[６２]。
乾道五年五月，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说书多以卿监兼，以郎官兼者仅王十朋、范成大等三人，殆异恩殊典也。岁末，擢起居舍人兼侍讲；次年五月，又进官起居郎[６３]。
范成大立朝最值得称颂的一件大事是：乾道六年（一一七○），为改变使孝宗感到极为屈辱难堪的离座起立受书礼及请归河南故地，成大出使金国。不畏强暴，在剑拔弩张的金廷猝发私书，力争国体；虽未能如愿以偿，但这种主动请缨的勇气，以国事为重的忠贞，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气节，却受到当时宋、金朝野的一致讚扬，也得到孝宗的信任和好感。此后成大宦运亨通，步步高升、卒至两府大臣，实肇始于此。
隆兴和议，未能变更离座起立受书之礼，使孝宗极为难堪，时相虞允文议遣泛使乞请改变并请河南皇室陵寝之地。但在宋金外交史上，只有贺正旦或告丧、贺新主等才遣使，无故遣泛使被视为挑衅，使者非杀即拘，凶多吉少。当时虞允文推荐著名史学家李焘，焘以“丞相杀焘”为辞。成大则勇于任事，慨然请行。行前，成大即安排了家事，作好不归的充分准备。由于在国书中只写请归陵寝地一事，此次出使的主要目的只能靠成大私书发之，更是犯金之大忌，几遭杀身之祸。杨万里以极洗炼的文字称：成大“仗汉节，使强虏，即其庭伏穹庐不肯起，袖出私书，切责之。君臣大惊。”[６４]成大在“守吏微言有议留使人者”的客馆赋诗词以明志。其诗云：“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方按：音否）？”其词略云：“万里汉家使，双节照清秋”。“袖里天书，眼底关河百二，歌罢此生浮。惟有平安讯，随雁到南州。”[６５]可见成大北行已有视死如归的非凡决心[６６]。
使还，成大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及实录院同修撰。六年十一月，兼侍讲，时张栻亦为侍讲。次年三月，除外戚张说签书枢密院事，朝论譁然。张说无才又超迁，因近习而膺大用。张栻切谏，范成大久不视草，周必大不草答诏，莫济不书录黄；台、谏李衡、王希吕交章疏论，可谓朝议藉藉。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范成大，他缴纳词头时劝谏孝宗说： 门官“骤寘二府”，犹如“州郡以典谒〔门〕吏为倅贰，观听如何？”义正辞严，次日，罢说除枢筦之命。不久，成大又论不当召佞倖宋贶，缘此二事，不安于位，求去，于八月五日除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据说成大与张说有私交，但不以私谊妨公事，是非分明，则尤为可贵[６７]。正如石湖在任所草叶衡起复製词所云：“体国忘恩，或不能掩义。”[６８]
乾道八年十二月七日，怀着对“骖鸾仙去”胜景广西边陲的美好向往，成大笑慰谈瘴色变亲友的担心，怡然就道，赴广西帅任。开始了他长达十年之久，走遍当时南宋疆域四至的方面大员生涯，这也是他人生中阅历最丰富，创作最出色的辉煌岁月。正如张鎡诗所称：“事业文章两足尊，南北东西曾遍歴。”[６９]赴任途中历时三月有馀，有日记体散文《骖鸾录》记其途中见闻，又有诗四十馀首，结集为《南征小集》。
乾道九年三月十日，成大入桂林接任府事帅印。广西当时管辖二十五郡、七十三县，“经抚群蛮，不知几千万〔部〕落。”[７０]广西地处荒远，财政匮乏，平时“仰湖北及封椿钱七十余万缗脾岁计”；南宋初，不再划拨，支出“惟恃盐货。”（《神道碑》）但改官般官卖法为钞盐法后，盐利尽归漕司，州郡地方财政困窘，守令束手无策，盐有增价抑配之弊。成大之任后，连上奏疏数千言，亟论钞法之弊，漕司强取之非，主张宽郡县上交之额，严禁增价抑配，杜绝侵欺之弊，其要在复官般法，对广东客盐原入广西的盐利损失，岁认二万四千六百馀缗。广西旧卖官盐八万箩，如仅以五万箩为额，即岁计可得九十馀万缗省（合七十余万缗足），而漕计仍很充裕[７１]。范成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核心是调整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得到宋廷批淮，长期困扰广西的盐政问题轻而易举得以解决，充分显示范成大洞烛幽微的观察力和处理棘手社会经济问题的过人能力。这种精明干练同样表现在处理广西马政的行政能力上。
广西买马，岁以三十纲为额，每纲五十匹。岁久日弊，一是擅自提高马之尺寸标准，二是边吏将买马之银入铜，名四六银；盐则减斤，百得七十，併折发起解的草料钱乾没侵吞。成大洞察秋毫，连上四奏，提出改革马政之弊的措施：其一，仍坚持四十年之久的四尺三寸为合格标准，仍以邕州横山寨为主要互市地。其二，银足成色，盐足斤两，印给支票凭由，每量得马尺寸，即批明尺寸、及盐斤两，杜绝官吏欺弊，蛮马近悦远来。其三，严买马官之选，执行赏罚之格，即以合格之马为率，不足一千五百匹，展磨勘一年；多二百匹以上，减磨勘；多千匹，则转官。其四，针对途中损马之弊建策：沿途给足草料，病马留寓医治，且配备兽医随行。成大莅任之际，广马极弊。邕州买马，原额一千六百匹（方按：团纲解送千五百匹），至是，亦仅二十七匹而已。一是另开宜州买马场，二是官吏欺侵所致。成大以帅守兼任买马事，仅二年买马额奇迹般地彪升至六十纲，即三千匹，增倍岁额，乃极弊时百馀倍。此虽为淳熙二年（一一七五）额，时成大正离桂赴蜀之际（方按：邕州开马市在正月），但创南宋广西买马最高记录则皆赖成大改革马政之力也[７２]。于此，足见成大的足智多谋与精明练达。
成大在广西还赈昭、贺二州旱灾，乞减四等以下户田租之半。拣汰郡卒，练兵教阅；约束傜民，置团统属，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恩威兼施，实行卓有成效的羁縻政策，抚定西南边陲[７３]。成大政馀与宾僚登临风光秀丽的山水之间，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及不少题名石刻。又兴建骖鸾亭、所思亭、碧虚亭、平易堂、正夏堂等，均为郡中名胜。“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其地成旅游圣地，成大实有先导之功，功不可没。
淳熙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范成大依依不捨告别朝夕相处的幕僚及广西军民踏上赴成都帅任的征程。
自桂至蜀，水陆兼程，长途跋涉数千里，历时四月有馀，蜀道之艰险，途中之辛劳，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成大在《与五一兄书》中自述：“只存四茎骨头，乌皮包裹，其不仆于道涂者，天也！”[７４]儘管如此，成大仍怀着对广西的深情，在途中完成了《桂海虞衡志》一书，虽今传本已散佚大半，但由于范成大据目验耳闻之风俗舆情而成，是书歴为世所重，胡起望教授称之为：“开一代体例，传宝贵资料，为历代文人所乐道，给研究少数民族历史者以启迪”[７５]；实际上，还给治宋史、西南民族史、边境地理史、生物学史、中外交通史的学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古代广西的一部百科全书式博物事典，其博洽堪与沉括《梦溪笔谈》媲美。成大在途中留意各地之风俗，古迹之幽奇，山水之胜概，物侯之变异，生民之疾苦，社会之情状，感触之深，多形之于歌咏。凡得诗一三三首，结成《西征小集》，陆游序称“尤隽伟”[７６]。诗已编入《范石湖集》卷一五至一六，凡两卷。
范成大知成都府兼安抚制置使，其权略视宣抚司，除财计、茶马不预外，举凡“节制御前军马、官员陞改放散、类省试举人、铨量郡守，举辟边州守贰”，无不在其职权之内，可谓权重事专、名实相符的方面大员、封疆大吏[７７]。诚如成大《自广帅蜀谢表》称：“去国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难；提封六十州，岂白面书生之事！”[７８]较之广西，疆域倍之而有馀。成大深感责任重大，以“既来万里，敢计一身”[７９]的献身精神面对这一挑战。他在《帅蜀即真谢表》[８０]中就提出了两大施政纲领：安边抚远，知人安民。
成大当时面临严峻的守边重任。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吐蕃、青羌两犯黎州，奴儿结、蕃列等尤桀黠；成大建三策以应付，谓内教将兵，外修堡寨，教阅团结土丁。孝宗手札奖谕，并赐度牒钱四十万。成大日夜阅士，製备器甲，奏置边地路分都监，增黎州五砦，籍少壮五千为战兵；扼吐蕃入侵之路要衝筑堡寨十八处以御。奴儿结二千人入侵安静砦，成大急调训练有素的成都禁军——飞虎军（方案：《宋史·蛮夷四》作“飞山军”）千人前往戍守，示之以威，敌三日而退[８１]。范成大对仲淹经略西事时的谋略闲熟于胸，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运用了其训练土丁，增筑堡寨的积极防御战略，实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进退得宜的惟一可能之策[８２]，两范之心是相通的。所以楼钥在制词中称誉他：“胸中之有兵甲，世称小范之才高。”[８３]用范仲淹守延州之典来誉成大安边之功，是极为贴切的。范成大在御边之奏中分析川路嘉、黎、雅三州因买马，诸蕃常有觊觎之心“来则有虏掠之利，退则无追蹑之忧”。切不可因虑及买马而养痈贻患，对首恶必加追讨，“乘风焚山，严兵清野”，除恶务尽。又榜示文州，分化瓦解诸蕃，保护正常的茶马贸易，开放互市榷场，对白水寨叛将王文才则募人斩杀。恩威兼施，军事、经济措施双管齐下，“声震四境”，巩固西南防务，以收长治久安之效[８４]。成大确有非凡之军事才能，其效初见于广右，大显于四川。
成大行政，以弛利惠民为念。在四川奏减酒课四十七万馀缗，又罢关外科籴五十二万斛[８５]。宋制，蜀帅月率一入学见诸生，成都府学崇宁新建以来，岁久敝漏；成大亲自擘画，筹集经费，“选吏程督”，一新室屋，踰年而毕功，使成都学“为西南冠”[８６]。其重视兴学，所至均然，与范仲淹也如出一辙。淳熙四年（一一七七）成大又续修方志《成都古今丙记》十卷，亲撰《丙记序》，惜是书已佚[８７]。重视文化事业也是他一贯宗旨。
陆游与范成大定交于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时为编类圣政所同僚，孝宗刚即位。十五年后两人在成都一为帅守，一为幕僚，但友谊却与日俱增。陆游对成大的洽闻强记，精明干练，远见卓识，推崇备至，期望他以“廊庙之重”，北定燕赵，“早为神州清虏尘” [８８]。
成大以病弱之躯，游宦四方，淳熙四年春，因病上章丐祠，孝宗手诏答称：“范某已病，尚为国远虑，可趣其来。”[８９]成大应诏东归，李垕称其为帅蜀之贤者，尤以文章政事见重当世[９０]。
成大五月二十九日启程离成都，十月三日入姑苏盘门，东归历时四月有馀，有行记《吴船录》，原本一卷，今传本二卷乃后人所析，非其旧。凡途经之地山川、形胜、古迹、风俗、人物、典故、园林、寺院、镇市、物产等无不记载，充分显示了成大的博学和广闻的功力。如其过三峡的峭急奇险，写来跌宕有致，游刃有馀；读之惊心动魄，击节讚赏。蜀中风物，鬼斧神工，尽现石湖笔下。
是年十一月初，成大赴临安入对，除权礼部尚书。五年正月知贡举，为克服拆换试券之弊，乞添试券头背压缝朱印。三月兼直学士院，四月拜参知政事，兼权修《国史》、《日曆》；六月，即被言者论罢。出知婺州，辞免，请以本官奉祠，返乡家居。成大徜徉在故乡的青山秀水之间，遍游石湖及姑苏诸名胜古迹，诗思泉涌，复与友人唱和相酬，其乐融融。诗作中不乏关注农事及生民疾苦之意，亦颇及吴地风俗。
淳熙七年（一一八○）二月，判明州魏王赵恺病卒，诏起成大代知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并兼沿海制置使[９１]。乞罢进奉海物，又乞权阁魏王挪用诸司钱十五万缗，以纾民力，诏皆除之。成大之任，又上奏札，论与东南蕃舶交易而铜钱外流，虽严刑峻法不能禁止之弊；认为蕃货多不急或无用之物，主张可以权停海外贸易，以绝其弊，实乃因噎废食之举。但又提出建议，令蕃舶回程时，亦博买中国货物，约与来货等价，并科其抽解，方淮其住泊，否则，禁其贸易[９２]。这才是明智之举，惜是否为宋廷採纳已无明文可考。当时明州海船之多，令人歎为观止，反映了造船业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兴盛。为防范沿海海盗侵扰，成大献海界图本，建议根括沿海船户，凡海船五八八七艘，令以五家为甲，如一船有犯，同保并科其罪。将所结保甲攒写成册，如获海盗，则按册根治[９３]。这是将王安石创议的“保甲法”行之沿海明州管下。南宋以来，海外贸易极盛，但未闻海盗之患，或与成大这一建策有关，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成大堪称处心积虑，竭尽其智。成大上此札时已受命移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兼江东路安抚使。
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四月，成大到建康任所，时值岁旱，他以急迫的心情，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投入救灾赈济。成大救荒之策主要有：招徕商贾，奏请上游税场，不可邀拦江西、湖北客米。请淮得军储粮二十万石赈饥民。权阁夏税，蠲免当年秋税额二十万斛的三分之二。府属五县受救济粮者达四五四○○馀户，民无流徒者。当时，在沿江渡口，凡流民过淮处，皆差官给粮，津发其回；不愿回者则妥善安置之。流民被荒，残税申乞蠲阁；流移归业，行李牛畜，免收渡税。次年，又筹府之馀财代输下户秋苗及丁钱之半[９４]。总之，竭尽所能赈济灾民，减免两税及丁钱，鼓励生产自救。这是宋代官员的常用之策，范成大的过人之处在于：“米到即行〔赈济〕”，且“印榜晓谕，恐村落不能通知”[９５]；亦防官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九年八月，成大因赈济旱伤有功，诏转一官，减二年磨勘[９６]。
成大在金陵任，又奉旨亲盘大军仓、转般仓。两仓及监官并干人原均属淮西总领所，应成大之请，淳熙九年七月九日诏令，自今见在米斛，依盘到实数拨付守臣认数椿管。成大认为大军仓创建四十六年，拨付军粮二千余万斛，今盘亏八万六千馀斛；鉴于历年未除亏损，建议不再追究监官、干人依律断罪并追赔补偿[９７]。体现了成大既精明干练又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认真踏实查处，又能合乎情理的提出处理意见，不枉不纵，难能可贵。成大以积劳苦于头晕，上五十章求闲，诏除资政殿闲学士，再领宫祠。
成大在石湖度过几年优闲的宫祠生涯，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淳熙十五年起知福州，十六年二月赴任行到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对成大信宠有加的孝宗内禅，光宗即位。恬于进退的成大称疾力请奉祠，应诏上疏光宗，论当世要务云：当“执仁术以守家法，坚国本以定规模，节经费以苏民力，精觇谍以应事机，审选任以求将材，修堡障以固西南，议盐筴以安二广，严钱禁以榷官会，广屯田以实边储。”（《神道碑》）又特别指出：中国万里边境，“祖宗筑城寨置兵，今名存而实废，乞行下蜀、广巡修。”对黎州青羌、吐蕃、雅州碉门、嘉州夜郎等蛮“结亲相通”，极表忧虑[９８]。其时成大虽宦情已冷，壮志渐淡，老病加身，惟祈退居石湖，以终天年；但对国事日非仍极为关注，以其经略四方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当务之急，只是已力不从心，说说而已。对*禁已渐之萌、近习擅权则隻字未及，也许成大已无壮年时力挫张说、宋贶时之锐气了。
成大最后一次出仕乃绍熙三年（一一九二），加大资政起知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五月之官。因随从赴官的次女卒于任所，哀恸欲绝，遂坚请纳禄奉祠。绍熙四年（一一九三）九月五日，一代名臣范成大久病不起，归道山，积官通议大夫，朝命赠五官。（《神道碑》）卒諡文穆，二子：莘、兹。其文集乃生前手自编定。
（二）
范成大仕歴三朝，但其实际仕宦生涯却与孝宗一朝相始终。周汝昌先生在《范成大诗选·前言》中将其一生划分为五个时期，约略每个时期均为十年，这是从其文学创作风格来划分的。一是连遭亲丧，苦读昆山，十年不出；二是习举业，第进士，初宦徽州司户；三是知处州及杭城为京官；四是出镇桂、蜀、明州、建康，期间曾参大政；五是奉祠退闲，虽其间也两度出仕，但一为半途而废，又一仅逾月而罢。关于这后四个时期成大的仕歴、政绩，已概括如上。成大这五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特点，周汝昌先生《诗选》已作了十分贴切的分析和概括，当然还有于北山先生的遗著《范成大年谱》[９９]也有详尽而全面的记述，此勿再赘及。这里仅介绍一下范成大的著作及其流传情况。
范成大的创作生涯开始很早，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赋。幸运的是在他晚年，手自编定了他自己的编年体文集——《范石湖大全集》，这部书后来被打散收入了《永乐大典》；不幸的是，《大全集》今已不复存于天壤之间，这不仅是范成大个人的悲剧，也是宋史及宋代文学史研究的巨大损失。同样博学的石湖挚友——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其《梁溪集》及《遂初稿》（合计140卷）亦已丧失殆尽，均为非常惋惜而无法弥补的遗憾。范成大现存诗三十三卷，近二千首[１００]；赋一卷，凡六首，楚辞四首；词一卷凡八十九首；（孔凡礼先生从《诗渊》补辑八首，是否均为范词，尚俟考定。）各体文迄今以即将刊行的《全宋文》所收为备，约三百篇左右（其中有不少为仅存数句的残文）。成大佚诗文还颇有辑佚的馀地，笔者搜辑所获“两全”失收的佚诗文已各数以十计。
成大的著作存佚情况大致如下：⑴《范石湖大全集》，在《大典》中出现的《石湖范成大集》、《范至能石湖集》等均为《大全集》异称，《大典》编者在称引书名上十分随意混乱。《神道碑》称：《石湖集》为一三六卷，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其编次今从《大典》所引诗集名及《范集》诗注中尚可见一斑。即使北七十二绝乃《北征小集》，自苏赴桂途中诗为《南征小集》，离桂入蜀诗则《西征小集》，陆游有序，《东征小集》则出蜀东返途中所作，凡诗一一一首。其在行在杭州为馆职时所作编为《甲稿》，桂林诗结集为《乙稿》，成都诗则编为《丙稿》，明州、建康诗则应为《丁稿》，而他淳熙五年六月*参知政事，提举临安洞霄宫家居至七年二月起知明州前诗凡六十六首，编为《洞霄集》[１０１]。这种一地一集的编辑法与今存之《诚斋集》如出一辙。这里有两个问题仍须讨论和澄清。其一，周必大和陈氏《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均著录成大《大全集》为一三六卷，但其子莘、兹之跋则称一三○卷。这有两种可能：成大手自编定的《大全集》或包括诗文以外的杂著六种，卷为一种，恰合一三六卷；或周必大所称一三六卷乃包括附录六卷而言。另一种可能为莘跋在传写过程中脱去一“六”字，但莘跋称“诗文凡百有三十卷”，则似后者可能性很小，这一百三十卷仅为诗文，不包括后来单独刊行的杂著。《范集》所附杨万里序，于成大去世次年，即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已撰成，范莘、范兹之跋则成于嘉泰三年（一二○六）十二月，时家刻本寿栎堂本应已刊成。或许范莘兄弟家刻本原来就为一三○卷，因为据《宋志》著录宋代还存在一个《石湖居士文集》，注称“卷亡”，另有《石湖别集》二十九卷。明初《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范至能《石湖居士文集》一部六册，已残；《脉望馆书目》著录相同，或照抄前者。这一《居士集》篇幅尚不及三十四卷本《诗集》八册，则可判定是残本。
《石湖大全集》乃编年体，值得注意的是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七摘抄石湖诗文中有关于宋本《大全集》的编次记录。如黄氏称：“〔第〕二十卷，公出蜀时诗”，与今传本第十九卷相合；黄又说“二十一卷，（还）〔怀〕直玉堂与还吴时所作”，与今通行本第二十卷相合。卷帙前后次第相差一卷，乃宋本卷一为赋六首及楚辞四首，今本已移至卷三四所导致。即前二十一卷，今本仍宋本编次之旧。但令人费解的是：黄氏所说卷二十二至二十六，“多帅鄞（明州）所作……至金陵而诗少”；但核今本，仅卷二十一为明州诗，卷二十二为建康诗，即与黄氏所见宋本卷二十二至二十三相对应。而二十四至二十六卷（即今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均为奉祠家居姑苏诗，如果不是黄氏误记的话，则明州诗佚失有三卷之多。所以即使是石湖诗，仍有较大辑佚的馀地。关于石湖文，黄氏称：“五十一卷以后，皆帅蜀时奏札”；“第百四卷，诸启多可读者”，“第十七册两卷亦启，皆贺政府者，文尤雄雅。”据此可知，石湖书启至少有三卷以上，如果其后之文仍为二卷一册的话，则其馀二十四卷至少还应有十二册，一部百三十卷的《石湖大全集》应在三十册左右，其中诗为六册，文为二十四册。黄氏还说：“上梁文语多雄壮（自注：百九卷）”，“圣节疏亦多好（自注：百十卷）”；儘管《大全集》已佚，但其规模、编次、卷第约略可见，关于这一点，因前人从未述及，故特为拈出。
⑵《吴郡志》，又称《吴门志》五十卷，范成大纂，预其事者则龚颐正、滕宬、周南[１０２]。此书曾有著作权纠纷。因某人求持某事入志而弗果，遂造为谤语，称此书乃非出石湖手笔[１０３]。直到三十年后，李嘉言之子李寿朋出任平江知府，因乃父尝为成大幕僚，亲见成大主持修志事乃确凿无疑，遂于绍定二年（一二二九）付梓刊行，因志断限于绍熙三年（一一九二），又命校官汪泰享等增补其后之大事入志。今传本之《牧守门》有宝右三年（一二四四）记事，则重刊时又有个别内容补入。范志成书以来即享有盛誉。赵序云：“条章灿然”，“辞与事俱称”；明人王鏊《姑苏志·序》则曰：“范志竣而整”。《四库提要》卷六八又亟称是书引书多注明出处，注中又有类注，实乃“著书之创体也”。即使对范志颇有微词的清人章学诚也认为：此书“文笔清简”，“编次雅洁”；宋人方志首推范志及罗愿《新安志》。笔者以为他们对范志的评价仍有偏颇之处。首先，范志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诗文，成为今人辑佚吴郡文献的渊薮和校勘的宝山。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的编辑于此获益良多。其次，《水利门》保存了完整的宋代苏州水利史资料，至今犹能提供借鉴；关于寺、观的诗文，不仅是园林建筑史上的宝贵资料，也是宗教史上佛、道两教的重要史料；《人物门》的设置，足补史传之缺；其《官宇门》收录的浙西提刑司、提举司题名是惟一浙西路监司长官的完整记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关于太湖、虎丘等的记载，为今天旅游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提供了有益的谋谟。最后，范志作为创例性的一郡巨典，为其后宋元方志及明清姑苏方志的修纂提供了一个范例，其规模、体例皆不能出其右。
⑶《揽辔录》一卷，此成大使金时日录。《四库全书》因其敏感的民族关系，又涉及清人远祖女真，故不收此书。陆游对此书极为推重，称此书对女真国内事“皆究见本末，口讲手画，委曲周悉”；“虽虏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详也。”对成大博闻强记由衷钦佩，对此书倾注的爱国情结则尤为心领神会，以诗抒写其读后感云：“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能沾衣。”[１０４]可惜此书已非完本，从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七引用三条佚文及李心传引用十四条佚文来看，此书之佚文当不少于今传本的内容。而且，史料价值很高，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引多据以驳正《中兴遗书》、《中兴小曆》诸书之误；对成大出使未久，对金人“履历之详如此”表示由衷的肃然起敬[１０５]。
⑷《骖鸾录》一卷，此乃成大自姑苏至广西桂林沿途所撰日记体游记。书名为化用韩愈诗“飞鸾不暇骖”[１０６]而得名。此书对途中山水景物写来要言不烦，涉笔成趣；景换笔移，错落有致，如数家珍。与《石湖诗集》卷十三所存四十三首纪行诗相互发明，详此略彼，组成一卷动人的风情画卷。体现了成大丰富的学识和过人的文学才华。过严州，见来自歙州的杉排毕集，深歎商旅重征之苦；还记载了一些“交易甚伙，可敌壮县”的镇市，如湖南株州的储州，往往位于交通要衝，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宋代商业经济的发达与繁荣，毋愧史笔。
⑸《桂海虞衡志》一卷[１０７]，此乃成大沤心沥血“时念昔游”的力作。成大以病弱之躯自桂之蜀，途中歴四月有馀，凭记忆撰写以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风物，山川名胜，风俗民情，社会文化及边疆贸易等情况。此书足以备考证，广见闻，给后人留下历史地理、边疆地理、社会史、民族史、自然科学史、中外贸易史等多方面的极可贵资料，不失为一部小型的博物事典。宋人援引者极多，颇受好评，又为历代学者所重视。稍后，成大幕僚周去非援其例撰《岭外代答》，许多资料取自是书。清人檀萃有仿作《滇海虞衡志》，足见成大此书影响之大。后世是书屡被传刻，刻本有数十种之多，此书也传到了海外，今藏日本已有十四种版本之多，且有和刻本流传。可惜此书已在明代散佚，今传各本无一完本。仅《志蛮》即可从《通考·四裔考》辑佚近万字。四库馆臣明知《大典》中所收录已逸出四库本甚多，却不去辑佚，殊无识。今有齐治平、胡起望、孔凡礼等点校本行世，惜均有欠精审，且仍可补辑佚文多条，孔本最晚出却问题较多；就校注水平而言，以胡本为最，惜手民误刊实在太多。仍有必要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新本。
⑹《吴船录》一卷，今通行本为二卷，乃后人所析。内容及评价前已略述，今仅补充二点：其一，是书独家记载宋初释王继业赴西域行程记，是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上极为珍贵的史料，体现了作者极深的佛学素养，在他的诗及诗注中，这种学养和功力也随处可见。其二，书中记青城山上清宫之游，概歎为“天下伟观”；对归州一州两属，蜀道之难，麻线之厄的记载，均可补史料之缺。正如《四库提要》所评价的那样：“于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考证。”成大这几部日记体行记表明他是中国古代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地理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高的造诣和深厚的学养及文字功底。
此外，范成大还有《范村梅谱》、《菊谱》及《太湖石志》各一卷，今存。他的《成都古今丙记》十卷，敍述杭州典故的《日录》[１０８]及诗集《三（英）〔吴〕杂咏》[１０９]、与游次公等在桂林的《倡酬诗卷》[１１０]等均已佚。
范成大生前故后，其人品学问、道德文章、政绩著作，获得时贤后人的高度评价。如他的同年挚友杨万里称：中兴以来，“知政几二十人，求天下之所谓正臣，如公才一二辈”[１１１]；是说他的政绩、人品为中兴翘楚。就学问、文章而言，颇为自负的杨万里，视范成大为唯一的畏友而“只主先生一瓣香”[１１２]；他对成大的文才、著作有如下评价：
公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
公训诰具两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刻深，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传任侠则太史迁。至于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窘，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陈陈，一倡之呜呜，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予于诗，岂敢以千里畏人者，而于公独敛袵焉！
文末颇为慨歎：“人琴今俱亡矣，《广陵散》今此声遂绝矣！”[１１３]可谓推挹备至。
无独有偶，成大的另一位挚友陆游对成大的定评是：“勳劳光竹帛，风采震羌胡。”“速死从公尚何憾，眼中宁复见此杰！”[１１４]爱国诗人的心是相通的，陆游誉之为人杰，亦无以复加矣。宋人黄震对范成大也推崇有加，他的《黄氏日钞·文钞》唐宋仅录十家。唐宋八大家中苏旬、苏辙落选，仅六家；其馀四家为北宋黄庭坚、两宋之际汪藻、南宋仅范成大、叶适两人。姑且不论其选择标准当否，但范成大为宋代一流作家则无疑。黄震曾说：“公喜佛老，善文章。纵迹遍天下，审知四方风俗，所至登览啸咏，为世歆羡，往往似东坡。”[１１５]这种评价应该说颇有见地。
钱锺书先生则比较推崇石湖以《四时田园杂兴》为主的田园诗，认为比之陶潜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在于对“百姓痛苦的体会”及同情，对“官吏横暴的愤慨”。又论其诗风格为轻巧，遣词造句较杨万里为“规矩和华丽”，不及陆游“匀称和妥贴”，对他好用僻典和“多用释氏语”进行了批评，但仍不能不钦佩石湖学问的“奇博”。称之为黄庭坚以后、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１１６]。对范成大诗作出全面评价的当首推周汝昌先生。他认为范成大的诗忧国忧民，“政见是站在端人、正义、爱国这一边的，颇有史笔”；尤其推赏使金七十二绝，乃成大“最好的组诗之一”。笔者也认为：这一组诗的思想内涵，艺术成就应在《四时田园杂兴》之上。周先生还认为，范成大的山川行旅诗“真切细緻、清新丰富”，十分“充实”。又论范成大身为高官，却留意并同情农民及贫苦市民的悲惨生活，“愿为喉舌的精神”，“难能可贵”。对范诗的艺术特色，周先生也作了十分精闢的概括，其一，“清新俊逸”，“富于变化”；其二“平浅易晓”，“清圆便婉、明淨流美”。成大转益多师，“几乎向所有历代著名诗人学习”，却尤锺情于取法元白、张王。[１１７]这与《四库提要》“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之论同样是颇具见地的。叶茵评以“千古湖山人物，万年翰墨文章”；张鎡称他“事业文章两足尊，南北东西曾遍歴”；龚明之则云“范公文章政事，震耀一世”；[１１８]平心而论，均不失为对石湖的盖棺论定。
三．仲淹与成大之比较研究
本文在论及范成大之宦歴政绩时，已与仲淹略有所比较，今拟再专门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大致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⑴时代背景 范仲淹进士及第步入政坛之际，赵宋王朝已开国半个世纪。经过宋初三朝四十年之久的励精图治，北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极盛，出现了蓬勃兴旺的向上发展势头。范仲淹虽真宗末已入仕，但其宦海沉浮主要在仁宗一朝，这与号为歴仕三朝，但宦歴与孝宗朝相始终的成大极为相似。因此，比较他们从政、治学、生活的时代，只要对仁宗和孝宗两朝作一对比即可。仁宗以仁治天下，谨奉祖宗家法，忠厚之政；孝宗以孝为宗，虽即位初，锐志恢复，终碌碌无为。但旧史家予以高度评价，分别誉为卓然北、南宋诸帝之称首，详考史实，却未必尽然[１１９]。
乾兴元年（一○二三），以晚年崇奉天书、东封西祀而著称的真宗撒手人环，留给十三岁登基的小皇帝的是一个政局不稳、国弱民穷的烂摊子。头十年，真宗刘后（即仁宗时的刘太后）以真宗遗诏中“太后权军国大事”名义处理朝政，时时暴露出想临朝称制的欲望，幸赖王曾等元老重臣严守祖宗家法，辅佐她平稳渡过了过渡期，但切于权势的刘太后则在死后才还政于仁宗。在她执政的十年中信用王钦若等奸邪，罗崇勳等宦官，广修塔庙宫观，耗费国财，留给仁宗的是财政更加拮据的亲政局面。仁宗初执政，就有人抓住其生母辰妃事大做文章，幸得吕夷简预为之媒，以厚礼殡葬，才未出大乱子。范仲淹既在天圣七年（一○二九）初任京官时，就力谏仁宗不当率群臣拜贺刘太后，以为君主“无北面之仪”，并亟请回政于仁宗；得罪刘太后而被逐外放。在仁宗亲政初，他又上疏仁宗，对太后“宜掩其小故而全大德” [１２０]，竭力调和二宫。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内忧外患频仍，与西夏的战争连战皆北。养兵之费，耗尽了内外之积，加上冗官、冗费，导致了积穷积弱的财政危机。宋代的官僚机构人浮政滥，旷职废事，吏缘舞奸。“科率诛敛”，导致“天下骚然” [１２１]，社会动乱，小规模兵变、起义风起云涌。赋役不均，贫富分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面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严重局面，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新进英锐策动了庆曆新政。但由于赵宋祖宗家法的根深蒂固，仁宗皇帝的动摇反複，始从终弃，宰执重臣的首鼠两端、掣肘观望，反对派的阴谋破坏，既得利益者的公开反对，改革派内部的一些问题，如缺乏周密的部署及通盘的考虑等各种原因，新政功败垂成。
仁宗对朋党的疑忌，达到神经质般的地步，其换宰执大臣则如走马灯般，亲政三十年，两府大臣达四十余人。又自命台谏，使与大臣互相箝制。此术为孝宗所心领神会，其操纵之术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府大臣除虞允文、王淮、陈康伯外，多则一年半载，少则数月，任人不专；孝宗在位二十六年，先后命相十七人之多。又多加猜忌，再以台谏监察交攻，鲜能有所建树。仁、孝两朝的共同特点是多以“暧昧之罪加人”，说明其忌讳廷臣结党之心的疑忌心理如出一辙。当然，孝宗之弊又在多信用近习佞幸，布为耳目，乃至进退大臣亦用其策，此则其远不如仁宗也。
仁宗朝西、北两边外患不绝，尤以西夏为害尤甚。幸赖范仲淹积极防御之策而赢得还算体面的和平。虽增“岁币”于契丹，拨“岁赐”付西夏，付出沉重代价，尚得以保国本不动摇。宋孝宗即位之初，励志恢复，但用非其人，隆兴一败，则惟有和议，后虽寄希望于虞允文两度经略四川，打算东、西两路齐举，终因实力不济，有“小尧舜”之誉的金世宗又採取培植国力，不卑不亢之态度，其长备不懈，政局稳定，客观上令宋无机可乘。更重要的是：孝宗受到鲜廉寡耻太上皇赵构的干涉掣肘，因此孝宗的恢复中原梦始终难圆，只能是心有馀而力不足。宋人罗大经论其壮志难酬的三大原因颇有见地：“当时谋臣猛将凋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方按：高宗退位后居德寿宫）圣志主于安静，不思违也。”[１２２]
仁、孝两朝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人才之盛。在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中，仁宗朝的“名臣”最多。如张知白、张士逊、陈尧佐、姜遵、李迪、韩仁、郎简、张沔、夏竦、孔道辅、蔡齐、郑戬、程琳、龎籍、明镐、晏殊、张昪、宋庠、宋祁、孙甫、贾昌朝、曾公亮、叶清臣、王尧臣、吴育、富弼、韩琦、田况、文彦博、欧阳修、张方平、韩琦、蔡襄、冯京、王安石、司马光等，范仲淹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此外，如宋初三先生胡援、孙复、石介，加上李觐，为太学最有名望的教授。唐宋八大家之六全产生在仁宗朝，欧、王、曾与仲淹有交游。学术、哲学名世者则“三刘”（敞、攽、恕）、孙奭，张载、周惇颐、二程、邵雍等北宋五子，此外，还有苏颂、沉括、燕肃、毕升等科学家。在这个群星闪烁的时代，从思想学术史的历史长河考察，范仲淹无疑是领军人物，所以笔者誉之为“宋学开山”[１２３]。
而孝宗朝人才、学术之盛，亦南宋历朝之冠。先后担任过宰相的如张浚、陈康伯、陈俊卿、虞允文、赵雄、王淮、周必大等均为名相，史浩、洪适、汤思退、梁克家、叶顒、魏杞、曾怀、叶衡等或以治政著称于世，或以学术文章为时所重。范成大与他们多有或远或近的关系，与周必大、三洪、王淮等过从、交游尤为亲密。当时，哲学大师朱熹已崭露头角，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以陆九渊为祖师的心学，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为创始者的婺学,以陈亮为开山的永康事功学派，共同构成了浙东学派的万千气象，成为足与朱、陆理学、胡、张湖湘学相颉顽的鼎足而立的主流学派。范成大以其渊博的学识卓然屹立于当时思想学术之林，他与蜀学大家李焘父子、李石等也有交往，他与上述一流学者经常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要不是他一三六卷《大全集》的佚失，或许他与尤袤（《梁溪集》）、《遂初小稿》等著作丧失殆尽）也能构成吴学或苏学学派，清代惠栋的“吴学”，较之范、尤前贤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然不用说范成大还是尤陆范杨南宋四大家的著名诗人之一，也是范、陆（游）、朱（熹）、张（即之、孝祥）等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的行草深受孝宗讚赏和时人喜爱。
范成大早在乾道六年（一一七○）使金归来除中书舍人时，就在士林享有重名。诚如崔敦礼《宫教集》卷八《上范舍人书》所称，其学“包罗百氏，磅礴九流。以辉煌汗漫之作而执耳文盟，以博大高明之资而盱衡士类。”在南宋的两府大臣中，只有范成大和周必大当得起这样的评价。这与张方平当年亟称仲淹，誉之为“士林归乎北海”，（以孔融类比，称其时望与重名。）实有异曲同工之妙[１２４]。仁宗时，朋党之争开其渐，主要表现为改革派与反对改革的守旧派间的两大阵营对垒；孝宗朝则主要表现在仕宦集团与近习的对立与斗争。范仲淹无疑是前者的领袖和中坚；而范成大则仅是文士集团的重要人物而已。
孝宗时期，尚称得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但养兵之费使财政状况恶化，其出路即为横赋与苛敛，这种状况较仁宗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周必大估计，川峡四路淳熙初“常赋、杂征”已为熙丰时岁入三倍有馀[１２５]。众所周知，北宋熙寕、元丰间的岁入是北宋最高的。至淳熙末，仅东南地区的岁入就达到六千五百馀万缗，这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如果考虑到南宋仅为北宋版图的三分之二，那麽我们更可感受到这种超经济的剥削和压榨的残酷，在其背后支撑的是严刑峻法与大批*官污吏。孝宗志在恢复，也效仿宋太祖设封椿库，淳熙十年也增加到三千余万缗，但这笔民脂民膏却主要用来敬奉太上皇和赏赐近习佞幸，以满足其骄奢淫佚的生活需求，两年后，内藏就仅剩五百余万缗了。孝宗对太上皇恪尽孝道，言听计从，晚年的进取心、恢复志已抛九霄云外；其信用佞幸如张说、宋贶、曾觌、龙大渊、甘昪、王抃等，导致士人文官集团与近习的对抗，近习的弄权使吏治败坏，南宋后期的权臣、近习为患，孝宗实开其渐。仅就这两点而言，他是远不及宋仁宗之开明、仁厚的。因此说他是“中兴之主”，实在是名不符实。范成大就生活从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对宋人评论甚苛的王夫之也视范成大为孝宗朝名臣，称他与周必大、王十朋、杨万里为“铮铮表见”，“文雅雍容，足以缘饰治平”[１２６]。但无论是文学学术、还是士林交游，范成大还称不上公认的领袖地位，显然比仲淹当年略逊一筹。
⑵政治理念与治绩 范仲淹“慨然有志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追求“尚经天纬地之业”[１２７]；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先忧后乐是体现其时代精神的千古名言。范仲淹倡导的名教思想实际上是儒学正宗，即以孔孟之道立言立德；他表彰严光的名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１２８]，成为士大夫光风霁月人格追求的最高境界。仲淹力主施政“布德行惠”，治理州郡之大要在于“从民心而已”[１２９]；而“惠民”之政必须：“宽猛相须”，“文质相救”，“损上益下”，“裒多益寡”[１３０]。因此，无论出为方伯连帅，或歴宦州郡，所至兴利除弊，亲民仁政就成为他一贯的方针，也赢得了过化之邦百姓的衷心爱戴。范仲淹的另一可贵之处是，不计个人安危、荣辱，凡事关国事，则挺身而出，直言极谏。“许国忘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毕生的信念，“儒者报国，以言为先”则是他无悔的追求[１３１]。在这方面范成大虽也敢于发表独立见解，但不如仲淹那样捨身忘己，当然他也有过谏罢张说，疏论不当召宋贶之类闪光之处，较之仲淹因上言极谏而三出专城犹未悔的操守尚有愧色，他人生最大的亮点是使金在金廷、粹发私书，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差一点就捨生取义。
范成大撰写的奏议、政论、序记、题跋及各体散文，均在已佚之《文集》；而能见其生平、思想概略的主要为周必大撰《神道碑》，但这类文字多溢美之词，且未必能反映传主的真实思想，因此，进行思想层面的对比研究则尤显困难。但从范成大今存诗文的字里行间，至少可以看出成大对仲淹这位乡前贤颇为心仪，其思想、行迹亦颇有类似之处。成大思想亦崇奉儒学正宗，其政治理念以儒家“仁政”为圭臬，从他的一些奏疏中可见其政治主张为慎刑谨罚，轻税薄敛，启用贤能，爱惜民力。其施政注重通权达变，审时度势。由于时代背景、社会风尚的影嚮与制约，也由于他长期患病体羸，佛道思想赋予他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很大影嚮，明显表现在晚年的急流勇退，易退难进，消极遁世，明哲保身。这与他早中期的励志恢复，锐意进取，建功立业已判若两人，形成鲜明对照。当然仲淹*参政后，也有意气消沉的一面，但在知邓、杭、青州任上仍一如既往救荒赈饥，致力于促进农业生产、商品经济发展，改善百姓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这些有所作为的政绩我们仅在石湖知处州、帅桂、蜀、明州、建康时还能见到，其后基本上是领祠禄而不出，流连于大自然的美景中与亲友饱享山水风光了。应该说最后十年，石湖基本上无所作为，这当然有近习排挤，长年卧病，晚年丧女的客观原因，但较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仲淹，成大显然颇有差距。
两范可资比较的政绩和文治武功大致有以下几项：其一，义庄与义役。范成大知处州倡义役，也许是受仲淹设义庄之启发。两者之目的虽略同，即以富济贫，贫富互助。但两者仍有颇多不同：前者救助对象为苏州范氏宗族，后者乃处州松阳民。实现手段不同，前者由仲淹个人捐俸购上田千馀亩，以租计口给米及供婚丧之用；后者则由松阳民据物力高下出钱购田以租助役，当然，当时成大官卑，俸禄远不能与其晚年及仲淹相比，即使他有心也未必有能力捐俸。从效果和影响看，前者只要有良好的管理制度（即《义庄规矩》）及公平的管理人员，就能“九族之间，莫不被其惠”[１３２]；而且，这种扶贫济困的义举，纷纷为世家大族所效仿。自宋代以来，对苏州人才之盛，社会事业之发达，养恤与教育族人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健全，仲淹可谓功德无量[１３３]。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一种可贵精神。而范成大的义役当时在执行过程中就有平均摊派和重複出钱现象。虽当时输钱买田达三千三百亩，可助役至二十年，而且一度推行到两浙。江东、西、福建路的部分地区，但终难成规模和气候，成为昙花一现。必须指出，仲淹这种民与物胞的无私情怀，道德风范，较之成大，实有天壤之别。因为成大晚年，出则安抚、制使、入则二府大臣，高官厚禄，却经营私家别墅、庄园，将石湖、范村营造得似人间仙境，但到南宋末已踪迹难寻[１３４]。较之仲淹严词拒绝门生欲为其购置洛阳原唐·裴度别墅，平生不殖私产，遗表不及私恩一字，乃至死后家人守丧只能借住官房的高风亮节，成大实乃问心有愧。
其二，治水实践与思路。天圣年间，仲淹在泰州任监盐官时，就力倡兴修捍海堰，调发通、泰、楚三州民夫修成长150里的范公堤。此堤对防止海水倒灌，改造盐硷地，促进农业生产有重大作用，歴千年而迄今仍存。在当地人民心中树起永远的丰碑，正如宋人杨阜所作《范公生祠画像赞》所云：“青衫下僚，名世高节”；“捍患御灾”，“水远堤长”[１３５]。仲淹有总结这次修堰实践的著作《堰记》，可惜已佚，这一缺憾，却由范成大完美的弥补了（说详下）。仲淹的另一成功的治水实践在景右元年（一○三四）六月，仲淹知苏州，当时姑苏久雨成灾，有十余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亟待救济。仲淹到任即赴昆山、常熟等地察看水情，确定了疏浚五河，“导太湖注之海”的正确治水方略，又力辟种种横议，首创“日以五升米，召民为役，因而赈济”的以工代赈新模式，不仅解决了灾民的生活困难，又兴修了水利，为灾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打下扎实的基础。这种浚五大浦（茜泾、下张、七丫、白卯、许浦），“以杀其势，为数州之利”的水利工程兴修新思维，可“使东南入于松江，东北入于扬子与海。”[１３６]这种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模式，不失为深谋远虑之策，为时至今日的兴修水利仍提供了有益的谋谟。
无独有偶，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重要性的共同认知方面，两范堪称“心有灵犀一点通”。成大在他的名著《吴郡志》中特创立水利一门，总结了仲淹以后的丘与权、单子发、单谔、郏亶、郏侨父子及赵霖等人的治水实践和理论，“凡古今兴废之迹，江海源委之道”，皆荟萃其说，保持了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的许多水利文献，今之治水方略，实亦无出其后。成大对水利事业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以后明代遂有《吴中水利书》的纂修，成大发凡起例，首创之功尤不可没。
成大在处州兴修通济堰的历史功绩可与仲淹媲美。通济堰是在丽水与松阳之间的大型水利工程，流经数百里，灌溉二千馀顷，自南朝萧梁时詹、南二司马始修，至南宋乾道年间成大主持重修已达六百馀年。由于成大踵事甚密，颇具远见，深知水利工程“修复之甚难，而溃塞之实易”，故撰《堰规》，且刻石列其规以俾后人所考。成为浙东山区水利工程的典范，迄今仍在发挥作用，歴八百三十馀年而不废，成大的苦心经营造就了通济堰这一有长达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水利渠道仍在造福于当地人民。时至今日，浙东山区仍不时传来因争水而发生纠纷乃至械斗之类事件的消息，我们不能不钦佩十二世纪时人范成大的虑深思远和远见卓识，这些堰规即使今日，也是仍能行用的有约束力的乡规民约，仍能对维护通济堰的正常运转和维护加修起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３７]。范成大的精明干练，于此还只是小试牛刀。
其三，军事才能与外交手腕。两范堪称各有千秋，难分高下。宋代立国之初，惩于五代骄兵悍将犯上作乱，改朝换代的历史教训，立下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不仅由文臣出临方面，担任最高统帅；武将只担任副职或部属。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历来由文臣出长，唯狄青因平息侬智高之叛而擢任枢密使，不久即被重臣文彦博以疑忌而罢，旋即忧悸而死；南宋初的韩世忠、岳飞因被削夺兵权而进位枢密使，不久即一罢一杀，未得善终。因此，在面临民族矛盾激化，边境不安时，往往由文臣挺身而出。当仁宗之世，西夏入侵乃国之大患，养兵一百二十五万却屡战屡败，范仲淹、韩琦，受命于危难之际，范主积极防御，坚壁清野，多修堡垒的战略；韩力主攻策，在国力、军力不占优的情况下，只能导致败绩。范仲淹的积极防御伺机反击的战略为实践所证明乃当时惟一可行之策。故西夏人相戒：“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方按：指范雍）软弱可欺。以延州为管道，启动和平谈判程式，因元昊来书中有侮辱朝廷之语，为不使皇帝受辱，范遂焚来书，另写副本上报朝廷，一面自行覆书西夏，这种苦心，体现了他一贯的勇于任责的担当精神，但触犯了“人臣无外交”之天条，受到降官贬责的处分。但仲淹这种以国事为重，军事、外交手段双管齐下的虑深思远，较之韩琦的一味硬拼，屡遭败绩还是要高明许多。范仲淹称得起一位建功立业的军事家和还不算蹩脚的外交家。
反观孝宗之世，国力、国运较之仁宗朝每况愈下。初志恢复的宋孝宗，挫于隆兴之败后，尚把希望寄託在虞允文身上，两次派其宣抚川峡四路，欲东西并举，兴兵恢复中原。但当时兵备未整，虞于淳熙元年（一一七四）齎志以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帅广西，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卓有成效的范成大被委以重任，调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这与当年范仲淹经略西事时的临危受命也极为相似。成大在桂林，处理当时被泛称为“西南蛮”的少数民族关系颇为得体，临之以威，抚之以恩，以和平共处为基本原则，同时辅以开放边贸口岸互通经济往来，消除为掠夺资源而引起衝突的危险。其突出的外交手腕见于他处理安南进驯象的方式上。乾、淳之际，朝廷允贡、却贡反复无常。当时因郊祀大礼，急需进象，前帅施钜又对使者恩礼过厚，遂使贡象使者傲慢无礼，成大面折其狂，称：“吾经略诸蛮，陪臣安得亢礼！”至“受其廷参而犒之，遂为定制。”这是他恩威兼施，灵活外交手腕的一个范例[１３８]。成大处理广西宜州买马事也极为得体，认为不可开远蛮侥幸之途，这将对边防构成严重威胁，所谓生其觊觎之心，对于这种见利忘义之徒，应存戒备之心，防患于未然。宁可停一年之开榷场买马，也要绝其启衅之心，坚持仍以邕州横山寨为榷场，茶马贸易中又增用盐。成大精明强干，万事练达，其在广西经略买马事宜，创下南宋历史最高记录。淳熙二年（一一七五）进马六十纲，三千匹，增倍岁额。茶马贸易于宋代财政、国防事关重大。宋人早就认识到“兵在马”，宋代积弱乃至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马政不修，缺乏一支精锐的骑兵，堪与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有善于驰骋、大范围机动作战的骑兵军团相对抗。故范成大在蜀、桂帅任于茶马贸易尤加留意。
他在成都实行“内教将兵，外修堡寨，团结土丁”三策，深得孝宗嘉许，认为“三说皆善”，赐诏奖谕，赐钱四十万缗[１３９]。成大日夜阅士卒，制器甲，以守边为先务，不轻启事端。其方略见其诗：“开边吾岂敢，自治有馀巧”[１４０]。其实，这些经略边事的具体方略，简直就是范仲淹经略西事时的南宋翻版与活用。如修筑堡寨，范成大因深谙地理之学，故凡吐蕃入犯径路十八处，皆筑堡寨，以扼其进犯之途，更加森严边垒，这是对当年范仲淹在缘边诸路大设堡寨的活学活用。成大在成都建筹边楼，筑分弓亭，都反映其留意军事，注重防御的常备不懈之意。成大经略西事也大著绩效，《神道碑》称“兵威大振，于是专意恤民。”而陆游则有一总体评价称：“〔公〕定规模，信命令，弛利惠农，选将治兵，未数月，声振四境，岁复大登，幕府益无事。”颇有一种无为而治的神闲气定[１４１]。陆游对成大的军事才华推崇备至，《渭南文集》卷十八《铜壶阁记》称：“公且以廊庙之重，出抚成师，北举燕赵，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膻之污，登高大会，燕劳将士，勒铭奏凯，传示无极。则今日之事，盖未足道。识者以此知公举大事不难矣！”这是称誉他有能力肩负起恢复中原，复兴北宋疆域的重任，可惜历史舞台没有提供给他演出的机遇。
⑶其他方面 在文学才华和创作实践方面，显然成大略胜一筹。其博学才高，对田园诗的创作，对农民及城市贫民的同情与瞭解，对封建剥削残酷的讥刺，对山川风貌的状写，无愧大手笔，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至于佛道两教的素养，仲淹虽也有“外护”之称，但显然对佛典和道学的熟悉程度尚不如成大。在生活情趣方面，两范均“素心爱云水”，喜爱大自然的真山真水。其情操均表现为官场的难进易退，自甘淡泊，但在思想境界上有很大差距。仲淹在邓州修百花洲，却并不将园圃据为己有，而是辟为公园，与民同乐；无疑较之成大刻意经营石湖、范村作为终老之地，仅与交游作为胜赏名迹，其胸怀、品格、境界不可同日而语。仲淹嗜琴喜棋，成大爱收藏，善鉴定，艺梅植菊，各有所好。两人的共同爱好乃书法，成大的行草显然功力更深。范成大还是著名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他精通乡风民俗，知识广博，爱好更多，但在哲学思想方面尚乏力著，虽不失为当时交游的中心人物，但较之范仲淹为宋学开山、思想学术界领军人物的地位，尚难与之相匹。两范可资比较之处仍有很多，有些也亟待细化，如重视教育，荐拔人才方面，显然仲淹做的更多更好；又如文学创作的特色等均是可以作为专题讨论的课题。限于篇幅，只能俟诸来日了。也许待笔者的范成大事迹著作编年完成后（中有大量辑佚诗文），会进一步深化两范比较研究的课题，此仅引玉之砖，以俟时之贤哲。
今已有学者在从事于苏轼与歌德的跨国超时空比较研究了，相信这类比较研究会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其实，这种比较研究古人早已有之，如周必大《神道碑》开宗明义就将成大与仲淹这两位精英人物作过比较。两人时隔一百三十六年相继担任参知政事，均为姑苏人，但“谱牒不通，俱望高平”。另一位吴县人，明代的状元宰相《姑苏志》的作者王鏊也对两位前贤作过比较：
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后，莫盛孝宗，皆锐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许国，可谓千载之遇，而皆不能少其志。乌呼，道之难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于时，自昔然矣！
文正子孙，今在吴中最盛，所谓岁寒堂者，有司春秋享祀不绝；而文穆之后无闻焉。文正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亚欤[１４２]！
姑且不论其对仁、孝二朝的论断正确与否？其对仲淹与成大的盖棺论定应是颇有见地的。宋代士大夫“事亲以孝，事君以忠，为吏以亷，立身以学”是其共同的立身之本，而“洁己自守”[１４３]乃其共同的操守和道德规范，两范亦不例外。明代的李贽至称“宋亡，而范仲淹不亡”，可见仲淹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笔者拟在通过两范的比较研究，揭示宋代士流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及其人文情怀。虽然，两范同中有异，各显风采。但范仲淹显然更高一筹，不仅是其先忧后乐的襟怀，尤在其立功、立德、立言。
[１] 必须指出：今有人称谢氏乃范墉之妾，实迺毫无史料依据的臆说。一个十分简单的常识是：庶出者不入各种族谱、宗谱和家谱。而今存各种范谱却均以仲淹为始祖。
[２] 《宋会要辑稿》（下简称《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六。
[３] 《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范仲淹神道碑》；《宋史·本传》也称：“泛通六经，[尤]长于易”。
[４] 《范文正公全集》（下简称《范集》）卷一六《让观察使第三表》、卷一七《谢转礼部侍郎表》。
[５]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
[６] 《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范仲淹神道碑》。
[７] 《范集》卷三《西溪书事》。引文据康熙岁寒堂本，下同。
[８] 本节引文均见《方舆胜览》卷四五。
[９] 《苏轼文集》卷一○《范文正公文集叙》。
[１０] 《苏轼文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书》。
[１１] 《范集》卷七《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１２] 《长编》卷一一八。
[１３] 《范集》卷一五《饶州谢上表》。
[１４] 《长编》卷一三一。
[１５] 《范集》卷四《寄安素高处士》。
[１６] 《梦溪笔谈》卷一一。
[１７] 《安阳集》卷二二《文正范公奏议集序》。
[１８] 《范集·尺牍》卷中《与韩琦书》三○。
[１９] 《王文公文集》卷八一《祭范颖州仲淹文》。
[２０] 《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
[２１] 《范集·补编》卷三录黄庭坚《跋道服赞》。
[２２] 《王十朋全集》卷二三《梦人赠文正公集》。
[２３] 《范集·褒贤》卷五。
[２４] 《楚辞集注》页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２５] 《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２６] 《王国维遗书》册五《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
[２７] 《宋朝事实》卷三《圣学》。
[２８] 《范集》卷九《与周騤推官书》。
[２９] 《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
[３０] 《范集》卷一《赠张先生》。
[３１] 《范集·别集》卷四《赋林衡鉴序》。
[３２] 《范集》卷四《依韵答蒋密学见寄》。
[３３] 《范集》卷一四《祭英烈王》。
[３４] 《范集》卷二○《用天下心为心赋》。
[３５] 《长编》卷一七二。
[３６] 《范集》卷四《酬李光化见寄二首》之一。
[３７] 《曾巩集》卷一五《上杜相公书》。
[３８] 《渑水燕谈录》卷二。
[３９] 《范集》卷四《依韵酬吴安道学士见寄》。
[４０] 《范集》卷五《易义》，《范集·别集》卷三《天道益谦赋》。
[４１] 《范集》卷七《奏上时务书》。
[４２] 《范集》卷六《尹师鲁河南集序》。
[４３] 《范集》卷一八《举丘良孙应制科状》。
[４４] 《范集》卷六《唐异诗序》。
[４５] 《安阳集》卷五○《崔公行状》引范仲淹评其诗语。
[４６] 《范集·别集》卷四《赋林衡鉴序》。
[４７] 《诚斋集》卷八三《杉溪集后序》。
[４８] 成大之字，多误作“致能”，详拙文《关于范成大生平行实的考订》；刊《历史文献研究》第十八辑第一○一至一○五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４９]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周必大《文忠集·平园续稿》卷二一《范成大神道碑》。（方按：下凡引此文括注简称《神道碑》，不另出注。）在“十四能文词，是岁，秦国薨”句下，误衍：“明年，少师薨”五字，据此，似范雩卒于绍兴十年（1140）成大十五岁时，但可信史料显示，范雩实卒于绍兴十三年（1143），成大时年十八岁。亦见同上拙文之考（第一○○页）。
[５０] 范莘《石湖居士集跋》，刊《范石湖集·附录三》第五○七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５１] 洪遵知贡举，成大为小试官，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一五。但《宋史》卷三九五《王阮传》却误称“知贡举范成大”，点校本未出校，亟应改正。
[５２] 此从《神道碑》。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十七《王铁面》有不同说法：“至能除提举浙东常平，命未出而寝。立春日，差知处州。至郡数月，召还为侍从。”方案：成大未除浙东提举，考《宝庆会稽续志》卷二，乾道三年八月至五年六月，提举乃徐蒇；此洪迈误记，今不从。知州，《宋会要辑稿》（下简称《宋会要》）兵六之二○称为“权发遣处州”，据成大手书《通济堰碑》及《堰规》石刻拓本自署乃“权发遣处州军州事”，则《神道碑》及史料中作“知处州”皆误。又案：官卑，资序不足，则为“权发遣”。职权同知州。
[５３]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七。
[５４] 同上书卷二二三。
[５５] 以上引文见《宋会要》食货一四之四二至四三。
[５６]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七《处州义役》有详尽记载，可参阅。行之福建，见乾隆《汀州府志》卷九《户役》。
[５７] 《栝仓金石志》卷五范成大《通济堰记》、《堰规》附录清人王尚赓跋语。
[５８] 《栝仓金石志》卷十《重修通济堰记》（元至顺元年——一三三一年叶现撰）。
[５９] 同注一。又，注一、③文，分刊《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第八二五页、八二四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三年影印本。
[６０] 同注一李遇孙跋文，同注③第八二四页。
[６１] 据光绪《处州府志》卷六《桥渡》，参校《浙江通志》卷三八。又，《桥铭》、《桥规》刻石事，见右引书同卷引崇祯《处州府志》。
[６２] 《栝仓彙纪》卷十一《治行纪》；同书卷九《礼祀纪》。
[６３] 《南宋馆阁录》卷八，《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博士正字兼说书》。
[６４] 《诚斋集》卷八十二《范公文集序》。
[６５] 分刊《范石湖集》卷十二《会同馆》第一五八页；《范石湖集》附录《水调歌头·燕山九日作》第四六七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６６] 关于成大使北，史料极多，可参看成大《揽辔录》、《范石湖集》卷十二所载使金七十二首绝句。此乃寄託石湖心声的爱国主义绝唱，是石湖诗中的璀璨华章。又见《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八，岳珂《桯史》卷四《乾道受书礼》及于北山《范成大年谱》第一三七～一四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６７] 据周必大《神道碑》，参见岳珂《桯史》卷四《一言悟主》，魏了翁《鹤山大全集》卷十八《应召上封事》；《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八三《范成大奏》，清·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十四《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记》。
[６８] 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七《石湖文》
[６９] 《南湖集》卷六《有怀参政范公因书桂隐近事奉寄》之一。
[７０]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静江府》。
[７１]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广西盐法》。
[７２] 据《宋会要·兵》二三之七至二三之一二，《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广马》，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九《四裔五·南诏》、卷三三一《四裔七·南丹州蛮》引《桂海虞衡志》佚文，《黄氏日钞》卷六七《范石湖文·奏状》综述。
[７３] 《黄氏日钞》卷六七《范石湖文·奏状》
[７４]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六。
[７５] 胡起望等：《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前言》，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７６] 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四《范待制诗集序》。
[７７]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一《制置使》。南宋仅在四川设制置使，虽在明州设沿海制置使，但仅节制水军，职在肃清海道而已，非四川之比。
[７８] 《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表》。
[７９] 同上《石湖文·启》
[８０] 同注七
[８１] 据周必大《神道碑》、《成都文类》卷十七《赐范成大奖谕》（以《全蜀艺文志》卷二十六参校）、《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成都府义勇军（雄边军）》、《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综述。
[８２] 参阅拙撰《范仲淹评传》第二章，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
[８３] 《攻鬼集》卷三八《外制·范成大转一官致仕》。
[８４]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六范成大《论文州边事札子》，《神道碑》、《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札子》，《渭南文集》卷十四《范待制诗集序》。
[８５] 酒课数，据《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奏疏》；《神道碑》和杨甲《成都縻枣堰亭记》（刊《全蜀艺文志》卷三七中）作“四十八万”，乃取其成数。科籴数，从《神道碑》；魏了翁《鹤山大全集》卷七八《李蘩墓志铭》作“六十万”，或取其成数，右引杨甲《亭记》作“七十八万”，误。又误书为“关中”，实乃“关外”。
[８６] 《全蜀艺文志》卷三六中杨甲《成都修学记》。
[８７] 《甲记》赵抃熙宁七年（一○七四）修，三十卷；《乙记》王刚中绍兴三十年（一一五○）续修，二十二卷；《丁记》胡元质淳熙七年（一一八○）续修，二十五卷；范、胡二《记》见《全蜀艺文志》卷三○。
[８８] 范陆交游，心心相印。陆游推誉至极，参见：《渭南文集》卷十四《范待制文集序》，卷十八《筹边楼记》，《铜壶阁记》；《剑南诗稿》卷八《送范舍人还朝》，卷二五《夜读范至能<揽辔录>有感》等。
[８９] 《神道碑》，参见刘克荘《后村大全集》卷一○三《孝宗辰翰十五》。
[９０] 刘宰《漫塘文集》卷二四《书石湖诗卷后》。
[９１] 《神道碑》将魏王卒及成大起知明州时间均误系于淳熙六年二月，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宝庆四明志》卷一及《宋史》卷二四六《魏王恺传》改。
[９２]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范成大《论透漏铜钱札子》，《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札子》。
[９３] 《宋会要》兵一三之三三至三四，《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札子》。
[９４] 以《神道碑》、《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札子》综述。惟蠲免秋苗额二十万，《景定建康志》卷十作十七万，疑《神道碑》乃举其成数。
[９５] 周必大致朱熹信称讚成大救荒措置得宜，信见《文忠集·书稿》卷八《致朱元晦待制》之八。方按：自注“淳熙七年”，实乃“八年”之误。
[９６] 《宋会要》瑞异二之二五
[９７] 《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五引《范至能石湖集·奏拨隶转般仓札子》，《大典》卷七五一六引《宋范石湖大全集·奏乞蠲免大军仓欠负札子》。
[９８] 《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应诏上皇帝书》。
[９９] 两书分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１００] 据敖陶孙《臞翁诗集》卷二《上闽帅范石湖》之二，有“了知长短三千首”句，则范诗应在三千首以上。
[１０１] 详拙文《杰出的地理学家范成大》所考，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一九九四年第四辑（总第三十三辑）。又，《洞霄集》之名，见《诚斋集》卷三三《和谢石湖先生寄二诗韵》题注：“一见寄《石湖·洞霄集》。”
[１０２] 三人生平分见：《吴中人物志》卷四、《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八；《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周南仲墓志铭》，卷二四《滕季度墓志铭》。
[１０３] 《吴郡志》卷首赵汝谈序，边实《咸淳玉峰续志·序》及《书录解题》卷八。
[１０４] 《渭南文集》卷一八《筹边楼记》，《剑南诗稿》卷二五《夜读范至能<揽辔录>有感》。
[１０５]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
[１０６] 《全唐诗》卷一三五，韩愈《送严大夫赴桂州》。
[１０７] 是书，诸家书目有一、二、三卷之分。笔者认为应从《神道碑》之说作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二卷或重刻时所析，《通考·经籍考》沿袭陈录；而《宋志》所谓三卷，实误。
[１０８] 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一《委巷丛谈》。
[１０９] 仅见《文渊阁书目》卷十著录，鲍廷博校认为“三英”乃“三吴”之误，其说是。此成大吴中诗。
[１１０] 见《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四《游次公小传》。次公字子明。
[１１１] 《诚斋集》卷五二《贺范至能参政启》；同书卷十六《寄贺建康留守范参政端明》二首之一又称：“天与中兴开明”，“不合威名满四夷”实乃同一机抒。
[１１２] 同右引二首之二，其上句为“一生狂杀老犹狂”。
[１１３] 《诚斋集卷八二《范公文集序》。
[１１４] 分见《剑南诗稿》卷三三《范参政挽词》，同书卷三○《梦范参政》。
[１１５] 《黄氏日钞》卷六七黄震跋文。
[１１６] 《宋诗选注》页二一六～二一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１１７] 周汝昌《范成大诗选·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１１８] 分见叶茵《顺适堂戊稿》，《南湖集》卷六《有怀参政范公》之一，《永乐大典》卷二二六六引《苏州府志》。
[１１９] 见王夫之《宋论》卷四第七七页，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版；《宋史》卷三五《孝宗记》史臣讚语。令人费解的是：最新出版的陈振《宋史》也完全赞同元史臣的论断，称孝宗“是南宋的中兴之主”。见是书第四八八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
[１２０]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吕中《皇朝大事记讲义》卷八。
[１２１] 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一○《答杜公书》。
[１２２] 《鹤林玉露》丙编卷四《中兴讲和》。
[１２３] 参见拙撰《范仲淹评传》第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
[１２４] 《乐全集》卷三一《上河中同理范学士书》，参见拙撰《范仲淹评传》第二九二页。
[１２５] 《文忠集·玉堂类稿》卷二○《召试馆职策题·试赴召胡晋臣》（淳熙四年三月十日），影印四库本第一一四八册，第三三四～三三五页。
[１２６] 《宋论》卷十二，第二○九页。
[１２７] 分见《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范仲淹神道碑》，《宋史·范仲淹传》，点校本《范仲淹全集·别集》卷四《赋林衡鉴序》。
[１２８] 影宋本《范文正公文集》卷八《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１２９] 引文分见《范集·别集》卷三《政在顺民心赋》，《范集》卷一《用天下心为心赋》。
[１３０] 分见《范集·别集》卷三《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范集》卷八《四德说》。
[１３１] 分见《范集》卷十六《饶州谢上表》，卷一《灵乌赋》，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
[１３２] 朱长文《乐圃馀稿》卷九《与诸弟书》。
[１３３] 见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关于范氏义庄，详拙撰《范仲淹评传》第四一三至四二○页。
[１３４]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第五四一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一九八七年版。
[１３５] 影宋本《方舆胜览》卷四五。
[１３６] 分见《长编》卷一一五，第二六九九页，《范集》卷十一《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二四，同书七之五二。
[１３７] 《堰规》今仅存十九条，并《堰记》见李遇孙《栝仓金石志》卷五。文繁不录。
[１３８] 事见《文献通考》卷三三○《四裔七》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传本已佚近万字），又略见周必大撰《神道碑》。
[１３９] 事具《成都文类》卷十七《<赐范成大奖谕>刻石题跋》，又见《全蜀艺文志》卷二十六（均四库本）。
[１４０] 《范石湖集》卷十七《九月十七日衙散回分韵得譟暮字》。成大经略边事的具体方略见其《论文州边事札子》等，刊《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六；又见《奏议》卷二二三《兵制》，卷一五七《知人》，卷二四二《马政》，卷二四○《任将》，卷二一八《赦宥》所刊之成大诸类。还见于《永乐大典》卷三五八七、卷八四一三所刊成大各疏，文繁勿赘。
[１４１] 《渭南文集》卷十四，范待制诗集序》。
[１４２] 钱榖《吴都文粹续编》卷十六，王鏊《范文穆公祠堂记》。
[１４３] 《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三引元·林兴祖《陈了翁年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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