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素有理性主义的传统，因而精神满足或精神幸福被哲学家们一再提及，其中也有哲学家自身就是这种精神满足的践行者。如斯宾诺莎在遭受迫害之后始终坚持自己的哲学理论，不愿通过妥协来换取经济上的收入，最后只得以磨制镜片为生，即使在这样的贫困境地中，他仍然写出了《伦理学》《神学政治论》等重要著作。这种精神的满足在某种事业的追求中显得尤为重要，在斯宾诺莎身上，这一事业的追求就是哲学研究。
而英国小说家毛姆则用一种文学的笔法对此进行了描述。在他以印象派画家高更为原型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主人公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原本是伦敦一名证券经纪人，拥有幸福的中年生活和美满的家庭，但有一天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伦敦，作者“我”受思特里克兰德妻子的请求去寻找思特里克兰德。
当在巴黎找到他之后，发现他正在尝试绘画，而当“我”质问思特里克兰德为什么要抛弃家庭，在一个已然是中年显然绘画不会有所成就的年纪去开始画画时，思特里克兰德的回答是“我要画画……如果现在再不开始就太晚了……他的语音里流露着一片热诚，我不由自主地被他感动了。
我好像感觉到一种猛烈的力量正在他身体里面奋力挣扎。我觉得这种力量非常强大，压倒一切，仿佛违拗着他自己的意志，并把他紧紧抓在手中。只要他觉得能够接近他追寻的事物，采用简单的线条也好，画得歪七扭八也好，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他根本不考虑真实情况，因为他要在一堆互不相关的偶然的现象下面寻找他自己感到意义重大的事物。他好像已经抓到了宇宙的灵魂，一定要把它表现出来不可。
这种文学的描绘，实际上体现的仍然是一种满足的观念在其中：当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某一目标或追求之时，目标的达成甚至朝向目标的努力本身就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满足，因而使得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也是精神幸福论者所支持的含义。
当然这只是精神幸福意义上的满足，然而这种精神满足同时包含着某种物质条件上的标准在其中，只是其物质条件上的标准被降低了，因而使得一个人能够在恶劣的物质条件下也感到满足的幸福。如哈伯恩就曾对此评论说：一个生活窘迫的艺术家可能会认为物质上的享受，甚至情感的体验都不重要，甚至他可能相信，这些痛苦的经历对他是有益的（比如能够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等，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穷而后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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