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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谈”即为“辩乎言谈”，是专门研究论辩的逻辑学；“道术”即为“博乎道术”，包括自然科技知识和军事应用知识两部分。墨家以造就能对全社会产生实际利益的“兼士”为教育目标，因此把有助于增进社会利益的知识技能和影响人们思想的工具即“道术”和“言谈”列为主要内容。所谓“辩”，也就是争鸣。争鸣的目的是为了在论战中取胜，以便更为广泛地推行自己的学说。墨家的“辩学”包括论辩的标准、规则和方法。在标准上，墨家提出“三法”，即：根据历史的事实和经验；根据普通民众的经验和体会；根据最终效果是否符合国家人民利益。
所谓辨明“是非”，就是辨明“利害”关系。墨家论辩的目的，是“明是非”、“察名实”、“处利害”。论辩的基本原则，是以“类”为基础。要求通观事物全貌，反对片言立论。辩论的过程，是由概念、判断、推理组成。“道术”和“言谈”为墨家的实利教育知识的一种表现，墨家把只要有利于大众利益的知识都兼收并蓄。而这种实利教育构成了墨家教育最大的特色，也是墨家以“道术”和“言谈”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的根本原因。“以名举实”和“察类明故”，是墨子在培养学生能力上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墨子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论辩才能，发展学生的理论逻辑思维。
道术
墨子认为教学中要形成正确的认识，不能单凭口头上讲的名词概念，而要根据它们所反映的客观实际来加以认识。所谓“以名举实”，“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地，“名”源于“实”，名词概念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否则就是错误的。所谓察类明故，是指在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对客观事物进行合理的分类，分析各类事物的同异、因果及其根源，通过类比，探明原理。思虑得不到结果，那就用往事来推知事情的发展趋向，用明显的事来推知隐微的事，从已知到未知，从现象到本质，这在教学方法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墨子特别主张“以名举实”和“察类明故”。
墨子
“强说人”是墨子提出的一种积极的教育态度，他认为“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他反对儒家只是被动答问的教学态度。针对“君子恭己以待，问焉则答，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焉，扣则鸣，不扣则不鸣”的儒家态度，墨子明确表示“虽不扣必鸣”。孔子教人“来者不拒”，对来学的人都乐意教，墨子则进一步主张对来学的固然要教，对不来学的人还可以主动去教。他说：“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这种以教人为己任的精神与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先后辉映。“不强说人，人莫不知”，这种由教师强行“劝教”“说教”的方式，这种“不扣必鸣”的精神，是墨子最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和观点，对后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独特的贡献。
孔子育人
在墨子的教育思想中，特别重视道德修养教育，他把道德修养放在教育作的第一位。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在道德修养过程中，注重意志的锻炼。他反复强调意志的重要，主张积极强化意志，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同时，他又指出“雄（勇）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就是说意志要不断磨练，才能增强，否则就会衰退。墨子重视意志锻炼，意义在于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牺牲自己去做有利于天下的事，承担别人所不愿承受的痛苦，为人民排难解急。
墨子还认识到意志不仅是重要的道德品质，对于智力的形成发展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墨子提出了“志不强者智不达”的观点。 墨子在教育实践中特别注重道德教育，他把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墨子从“兼爱”思想出发，引申出最高道德标准“义”。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可以利民，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既然墨子把“利民”作为实践“兼爱”的行为准则。
因此，墨子认为“利”也就是“义”，“重利”与“贵义”是统一的。墨子提出“爱利万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就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在墨子看来，“天下之大利”、“人民之大利”，即是仁义的要求，“贵义”的标准。墨家后学更明确地说：“义，利也”（《墨子·经上》）。墨子认为能够“贵义”的人，决不容许以私害义，他的这种贵义重利的道德思想，为我国以后不少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参考资料
·《墨子·经上》
·《墨子·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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