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北青深一度 记者/计巍
郭敏带着两个孩子在上学的路上
这对8岁的双胞胎兄妹,总是会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搜罗出一些有关“长命百岁”的办法。早饭前,正在饭桌上偷看漫画书的小男孩突然抬头说:“妈妈,你看你看,这里说,如果你连续1200个月都喝这种牛奶,你能活100岁!” 郭敏端着碗走过来,笑着冲小男孩点了点头。活到100岁,正是这个64岁的妈妈眼下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尽管现在,这个目标正在经受着不小的考验。 失独高龄再育8年后,郭敏患上腔隙性脑梗,无法再打工,丈夫也患病去世。做了多年的“新闻人物”,失独后高龄再育曾一度让郭敏背负了许多争议,其中最多的是质疑她不负责任,迟早要将两个孩子推向社会。而这次,郭敏不想让人们觉得这些非议“应验”了。 有人建议她:给电视台打电话求助吧,人家来看你,你就哭,好再次得到同情和帮助。郭敏拒绝拍摄:“我没有眼泪了”。又有人打电话来劝说她尽早“送养孩子”,或暗示:如果有什么事,要把孩子送孤儿院吧?郭敏仍旧拒绝:绝对不送。“我自己过我自己的,你说我怎么样,我也不理。”8年的“出名”经历使她愈发觉得:活着是自己的事。 而在那个“活到100岁”的人生目标面前,郭敏日渐笃信着“意念”和“信念”的力量。 “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我要看到孩子们成家立业,我要朝着它向前奔!”郭敏男性似的花白短发下,露出一张瘦削的脸,神情坚决,“一定要把这个目标实现,你想到就能做到!”
生活坚固又脆弱
郭敏起床时,窗外天还黑着。她走到客厅,打开日光灯,粉色塑料拖鞋在白瓷砖地上发出时远时近的“嗒嗒”声。煤气灶上的火被打着,水龙头边上是轻声的洗漱……
“妈妈,把衣服递给我。”半个小时后,黑暗的卧室里传出小女孩的声音。郭敏脚步加快。虽然太阳还未升起,但正式启动她每一天的那个“按钮”已经被这个声音按下。
“来不及啦!哥哥快去洗脸!”郭敏喊着。小男孩对着漫画书,一动不动。“快点!哥哥!去穿鞋!读英语!”郭敏催促。
“apple,happy,panda……”小女孩用手机上的学习软件读英语。小男孩在一旁搞怪学猪叫。“学完了没有!”郭敏在厨房喊道。
“坐到自己位置,准备吃饭!来不及了,快点!”郭敏表情严肃,“哥哥,不要玩了!喝水!没喝水,吃不下!快点!快点!”小男孩看着电视中的动画片入迷。
早饭吃到一半,郭敏起身吃了一片阿斯匹林,用于每天早上控制血脂,防止脑梗加重。
“妹妹快来梳头!回来再玩!哥哥快把衣服穿上!”郭敏喊。“妈妈,你昨天为什么给我穿7件衣服呢?我同学穿得少,他每个月都要上一次医院。”小男孩问。“上医院不是开玩笑的,一个妈妈没有钱,再一个妈妈也没有时间带着你一天到晚上医院。”郭敏说。“我同学每星期还去学音乐……”小男孩抬头看着郭敏。“不一样,我们没有钱。”郭敏快速给小男孩穿上外套。
一如往常,早上6点55分,郭敏准时领着两个孩子出门上学。
她们用15分钟,穿过3条马路,步行到学校。这条路郭敏已经走了2年多,但每次经过马路口,她都会停下来谨慎地查看四周,而且从不在红灯亮着时追随赶时间的行人们过马路。
她要杜绝一切意外的发生。比如,只要天气还有一丝凉意,她出门前就会戴上厚毛线帽,并确保帽子已包裹好整个头部。她严格遵照医生的忠告:不能再中风,否则脑梗会加重。在她看来,这些“小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否则,好不容易求得的生活,很可能会在这些意外的事情上“完蛋”。
“哎,这么早?”郭敏和一位在学校门口送孩子的家长打招呼。“你真早!你这两个孩子多好玩……”看着这对龙凤胎跑进学校大门,她对郭敏说。“要不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郭敏嘿嘿地笑。“所以说,你的选择是对的。”家长笑着说。
以前,郭敏常常会在学校门口被当成孩子的奶奶或是姥姥,她需要不断地解释说:我是他们的妈妈。现在,很多家长都听说了她的经历。有家长会把自己孩子穿小的衣服送给她,也有人向她讨教:你怎么把两个孩子养的又高又胖的?
转身离开学校,郭敏拉着小推车奔向十五分钟路程外的早市。那里的菜是附近最便宜的,她每个周五早上会来这里买下一周的菜,一次花二三十元,最多不超过五十。她通常每个月会买1份15元左右的排骨,和1条3斤左右的草鱼,均分成4次吃。
红萝卜、豆干、油菜、芹菜是她常买的。她会在买菜当天把蔬菜外面折损发蔫的叶子吃掉,剩下里面完好新鲜的部分,放到冰箱里慢慢吃。一个月2632元的退休金,带着两个8岁的孩子生活于北京,这位做了四十多年会计的单身母亲,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小心“算计”着自己在经济、时间,以及健康上的平衡,极力避免它们失控。
虽然已经离开了曾经生活6年的昌平区东沙各庄村,搬到朝阳区五环边上的小区居住,但现在的郭敏仍时常会坐公交车跑回原来的“村里”去买日常用品。“那边饺子四块九一袋,这里要十几块”,“这里的醋一袋要三块,那边才两块”,“袜子那边十块钱可以买六双”……郭敏细数着同一个城市两个地方的物价差,仿佛“那边”才是更适合她生活的地方。而对于每一件要买的东西,郭敏脑子里都有一份明晰的价格表,数字被精确到“每一毛”。
她还有一套自己琢磨出来的“不生病”的方法:每个周二和周三要煮绿豆吃,“绿豆解百毒,不生病也不感冒”;每天晚上要吃面食,“这样孩子消化好长得高”;做面汤的时候,要放“祛湿”的姜和“预防感冒”的大蒜;每天每个人要保证吃一个鸡蛋、喝一盒酸奶,“一生病花钱更多,不如营养吃好了”。
在郭敏看来,如果一家人不生病,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生活是可以一直在她的计划中维持下去的。
孩子的饮食既要精打细算,也要保证营养
让房间里热闹些
上午九点半,窗外浓重的雾霾照得屋子里乌蒙蒙的白。郭敏打开门,把装满菜的桔色小推车拉进屋。她脱掉外套和帽子,换上拖鞋,走到电视机旁,按下遥控器的开关——这是郭敏一进家门的习惯。她觉得电视机的声音可以让房间显得热闹一点,尤其在她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100平米的房子,是前意外去世的女儿留给她的。起初,在郭敏的心中,它只是一个“空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女儿死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要这么大的房子有什么用。”51岁时,郭敏失去自己的独生女。和很多失独者一样,她眼睛哭瞎过,也想过自杀。但最终她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我意念中觉得就得再要个女儿!”郭敏意志强烈。
54岁那年,她偶然间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个60岁的日本女人“奇迹般地”通过试管婴儿生下了孩子。郭敏想:我比她还小6岁,我能不成功?
没有医生认为她能以当时的年龄再育“成功”。直到她遇见那个被她亲切地称呼为“博士”的人——一家私立医院的医生。经过前期检查后,这个医生认为,郭敏具备再育的身体条件,称她是个“奇迹”。
通过电脑屏幕,郭敏看着3个经过筛选的胚胎打到自己的体内。“我的意念中是女孩,所以肯定是女孩。”郭敏在心中求上天和菩萨保佑。经过几番波折,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以及老家母亲资助的3万块钱后,她最终怀上了双胞胎。得知其中一个是男孩时,郭敏也坚定的把他留了下来,“两个孩子长大了在北京有个伴儿”。虽然她的丈夫不同意,认为经济上负担不起另一个男孩,但郭敏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自己打工养活”。
两个孩子出生后,忙不迭的生活似乎一下填满了郭敏内心的那个“空房子”。为了生计,最多时她每个月打7份工,常常通宵熬夜做账。“孩子是我的精神支柱,我虽然曾经失独了,但是我有了孩子之后,重新找回快乐了,重新享受到幸福,再苦再累都值得。”郭敏觉得,这是老天爷在冥冥之中帮助她,“走这条路,成功了。”
但她没想到当年“自己打工养活孩子”的话后来一语成谶——今年2月,郭敏的丈夫患病去世。而原本计划打工到70岁的她,在去年夏天患上腔隙性脑梗后,也辞掉了5份兼职做会计的工作。这个为了自己新的“光明”和“希望”,曾“一天到晚拼命干”的高龄妈妈,不得不谨慎起来,“不能开玩笑的,你要管着孩子啊,要把他们抚养成人”。
她有时也会恍惚:如果没有这两个孩子,自己可能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不久前,一个失独母亲给郭敏打来电话,说自己“活不下去了”,她问郭敏:再生一个孩子就一定能把过去的那个忘掉吗?郭敏着急地说:“不是忘了啊!有了孩子就把心思全放在这个孩子身上,你就看到光明和希望了,不是说把以前的孩子忘了。”还有人给她打电话说:我们那么老了,再生育的话,孩子那么小,以后怎么办?郭敏说:“你要自己考虑好了,身体情况和经济情况都要考虑,什么都要注意,万一小孩十多岁时你不在了,这孩子好可怜,你本身死的那个孩子可怜,这个孩子更可怜。”
突发脑梗后,郭敏曾试探过两个孩子的想法。一次睡前给他们洗脸时,郭敏说:妈妈生病了,你们要不要到有钱人家去生活?她记得孩子们这样回答:不去,不去,就要跟妈妈过,穷就穷,我们长大自己赚好多钱,每个月给你一万块钱。
“虽然我们穷,但穷还在一起吧!”郭敏说,“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就什么都有了。”
整个上午,房间里电视节目的声音一直陪伴着郭敏做家务、吃午饭。拖动着墩布擦地时,她忽然停在电视机前,被正在播放的谍战剧吸引住。这是她在每天因孩子而“充实”的日子里,难得“走神”的时刻。
郭敏独自在家打扫房间
“这里的晚上灯火辉煌”
下午2点45分,郭敏来到学校门口,等待着两个孩子放学。“妈妈!”小女孩先下课出来后,一转眼就挤进了课外教育机构在校门口摆设的摊位里去——在那里,她只要报上妈妈的电话号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小礼物”。今天,她换得了一个钥匙扣。小男孩随后也扎到了里面,他被一个教授乐高积木的课外班吸引住,郭敏边拉着小女孩边喊着他:“赶快走啦,哥哥!”
每天放学后,郭敏都要带着这对双胞胎在校门口的各类教育机构的广告中“突围”。当大多数的家长正在领着刚下课的小学生们奔向“课外班”时,郭敏在催促着她的两个孩子“赶快回家”。
“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去学啊?为什么学完一次免费的,下次就不去了?”小男孩边走边挽着郭敏的胳膊问。“需要交钱的,一个人一年九千六,咱们交不起的,妈妈就这么一点工资。”郭敏说。
她曾经私下打听过,在这所自己的“学区房”被“幸运”划定的重点小学里,“每个孩子都在外面学习了”,其中最少的学3门,有的孩子甚至学了8门。从昌平东沙各庄村的打工子弟幼儿园到朝阳区的重点小学,郭敏一度庆幸女儿留下的这个房子终于可以让这对双胞“不用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很快,她又不得不担心:在这种竞争环境中,自己的孩子肯定跟不上了,“这里的孩子都是富孩子”。
她一直期待着可以在这座城市中过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但却始终未能“普通”。
一年级时,学校曾有意为郭敏的两个孩子组织捐款。郭敏婉言谢绝了。她希望在学校里自己的孩子可以像其他的孩子一样,不想让他们“被人家瞧不起”。
“我心里知道我穷,但我觉得人要活得有志气。”郭敏说。她想起自己年少时的经历:14岁时,跟着父母去江西永新县下放了5年,之后自己又到江西分宜县下放2年,并自学考取了大专学历,“我从小就是穷山沟里出来的,自己挑米煮饭,长大都是靠自己去闯,而不是靠父母都给买好东西放在那里等着”。
郭敏曾听周围的人说:现在大城市里生一个孩子要准备50万。她听后吓得不得了,觉得是“天文数字”。在她看来,多个孩子就是多双筷子,如果有条件可以培养出小姐、少爷那样的孩子当然好,但“你没那个条件,就得靠他们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这个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词,被郭敏高频度地使用着。她始终有改变命运的渴望。这种驱动力也将她的生命轨迹从江西农村带到北京。1992年,为了能挣得当时单位的5倍工资(1500块),38岁的她放弃自己的工龄,离开江西赣州老家的前夫和女儿,决然“下海”。5年后,她辗转到北京,在这个城市落脚打工。46岁时,经人介绍,她与这里的人再婚,安了家,女儿也曾来到这里和她共同生活。
但她的漂泊之路并未因此结束,接下来,她经历了失独再育、丈夫病逝,以及自己患上脑梗的变故,那种漂泊无常的感觉一直在这座“安了家”的城市里伴随着她。
她试图用“信念”去战胜这种感觉, “人的一生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有的人命很好,但是有的人有坎坷,就像爬山过草地,有时候要踩水塘,有时候要爬山……可能是命运注定的,但自己得想办法活下去。”郭敏说。
下午3点半,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家,给他们吃过水果、酸奶和煮鹌鹑蛋的加餐后,郭敏催促着他们写作业。她听从着学校老师的建议:可以不上补习班,但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每次考试要90分以上。
“妈妈!这道题怎么做呢?”小男孩喊着。“你自己做!每个8元,求40元能买几盒?就是求40之间有几个8?用乘法还是除法?”郭敏带上花镜指着课本对小男孩说。“我不知道啊!”小男孩叫嚷着。“这个不知道?乘法口诀,八几四十?”郭敏急得大声问。
一直到晚上8点,郭敏仍持续在与这对双胞胎的作业的“战斗”中,在一轮又一轮的催促和管教中,她的声音开始沙哑起来。隔壁断断续续地传来清脆的钢琴声,邻居的孩子开始练琴。在郭敏居住的这一层楼中,“有很多钢琴”,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它们被不同的孩子弹起。
“这里的晚上灯火辉煌,这里的人都是去上课学习,学画画,学钢琴……”郭敏觉得,“这里”比以前的地方“好太多”。
郭敏在辅导孩子的功课
“我不能悲观”
她闭着眼睛用手有节奏地敲打着头部,当心里默数到第“81下”时,她的手停了下来。接着,郭敏起身,扎下一个马步,做了几个气功“八段锦”中“摇头摆尾式”动作——这是她当年“下海”时跟别人学的,患了脑梗后,每天睡觉前她都会做几下这里面的动作。
这是郭敏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晚上十点,孩子们已经在卧室里熟睡。除了要记得在睡前吃下一片用于控制血脂的“他汀”药片,郭敏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做什么都要快”的意志也在这一刻平息下来。
客厅杂物架中间放着一些小说,那是郭敏想在空闲时翻看的,但至今一直没有动过。她想,等孩子们长大就有时间看了。年轻时,郭敏喜欢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看书,那些书大多是关于“破案”、“侦探”、“战争英雄”。她不喜欢看“谈恋爱”那一类,认为那些“磨磨唧唧”没意思。
以前打数份工熬夜做账时,这个时刻郭敏通常还在工作,每天只睡5个小时,忙的时候会“打通宵”。而现在,她准备吃下药去睡觉了,片刻放松后,生活再次回到她的计划中——距离明早起床还有7个小时,这是得了脑梗后的郭敏每天要保证的睡眠时间。
“少油少盐心态好,注意运动和休息”,她坚信,只要听医生的话就可以维持自己不发病,她的生活就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就可以实现那个“活到100岁”的人生目标。
“100岁”并不是郭敏的妄想,而是她认清现实后的信念。“要正视现实,正视生活,我要是没有失独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这些事情。”郭敏说,“这个路是人走出来的,我既然走了这个道路,就要往前走。”
然而在这个“道路”中,除了身旁的一对双胞胎,郭敏并无他人可共。患上脑梗后,她曾到居委会去说明自己的情况,希望万一自己脑梗严重住院了,这里可以暂时帮她照看一下孩子。她被问到:如果有什么情况,是不是要把孩子送孤儿院?
“孤儿院”这几个字让郭敏的心里不好受。她觉得自己不会到这个地步,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可以去解决的”。
她把眼下的日子视为“最艰苦的十年”,那之后,孩子们将18岁,可以独立,她觉得那时一家人“就更好了”。
“我不能悲观,我悲观孩子怎么办?不能把孩子推向社会。我从小就自力更生,这一辈子都是自力更生,我让我的孩子也自力更生,我跟孩子说:现在好心人帮助你们,你们长大了也要帮助别人。”
郭敏很在意两个孩子身上的共同点——开朗。以前,送他们上幼儿园时,郭敏的丈夫推小女孩的车,郭敏推小男孩的,她喜欢边走边跟小男孩说话,给他讲路上的汽车和行人,而他的丈夫跟小女孩则少言寡语。渐渐地,郭敏发现小女孩变得不爱说话,她就跟丈夫调换了车,自己推上小女孩,在路上跟她不停地讲话。她觉得,不爱说话,不开朗,就容易生病。而现在,她欣喜于两个孩子“都开朗”,“有话都说出来”。
她还希望两个孩子都不要太聪明,“傻一点挺好”,也不要太好看,怕“红颜薄命”。在她心里,没有比“普普通通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了。她为此常求“老天保佑”。
这一日放学路的上,郭敏曾和孩子们小声地谈起过与“老天爷”有关的事:
“我们班里有同学说别人的坏话,我说老天会惩罚你的,他说不会的?”小男孩仰起头问。
“老天爷知道的,要做好事,不许做坏事。”郭敏说。
“老天爷听到我们的话了吗?”小女孩问。
“他在天上听见了。”郭敏说,“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知道吗?过来妹妹,别走那里,小心扭到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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