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历史的朋友，对于“明宫三大案”应该都不陌生。所谓“三大案”，指的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三大案虽然分别发生于在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时期，但它们的经过和缘由，都与明光宗朱常洛有关。
朱常洛虽然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长子，但他的母亲身份卑微，不受恩宠，使得郑贵妃和其子福王，一直对储君之位十分觊觎。虽然在大臣们的争谏之下，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但其地位并不稳固。“三大案”中的“梃击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关于事件的经过，《明史》的记载为：“（万历四十三年）夏五月己酉，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击伤守门内侍，下狱。丁巳，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揭言张差狱情，梃击之案自是起。”
慈庆宫是太子朱常洛的居所，为外人持木棍闯入，并且打伤守门太监，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尤其在太子与郑贵妃有隙的情况下，行为人张差的动机，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一些支持太子的大臣，非常怀疑张差是郑贵妃背后派人指使，因此想顺藤摸瓜，打击郑贵妃的势力，巩固太子的地位。
不过，作为最高统治者，明神宗却并不希望深究此事，造成朝野对立。在这种情形下，张差“疯癫”逐渐成为主流口径，也就是说张差完全是脑残疯癫之举，并没有谁指使。
这种解释虽然勉强可以让朝野势力接受，但也是要走程序的。因为，张差是否“疯癫”，需要到他的籍贯地调查一番才行。这个时候，一位胶东人就登场了。
前文已经说到，张差是蓟州人，也就是说调查他是否“疯癫”，需要由蓟州方面出具证明才姓。而当时，蓟州的地方官，就是一位胶东人。
（威海环翠楼）
这位胶东人来自当时的威海卫，根据清代《文登县志》记载，他的名字叫戚延龄，字对樵，威海卫岁贡，“梃击案”发生时，他正好是蓟州知州。（注：戚姓是威海比较常见的姓氏，其先祖是明初驻守威海卫的军户。）
接到上司调查张差情况的通知之后，戚延龄详细撰写了一份报告，声称张差是因为在当地做买卖被人坑了之后，心怀不满，手持木棍到京城去告御状。也就是说，确定了张差是激愤之下的个人行为。
收到戚延龄的回文之后，在京负责审理“梃击案”的官员心中有底，既然可以证明此案不牵扯朝中势力，以“疯癫”结案就无不妥。
于是，明廷“立决张差，免株连无算”（《文登县志》）。戚延龄的举动，使得这一大案件避免了大规模的株连，相当于为当地做了一件大好事，史称“蓟人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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