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记忆中难以忘怀的风景……

文：晓风残月

二三十年前，露天电影一直是我们老家乡村中最主要的文化生活。

所谓“露天电影”，就是在在宽敞的打麦场上，抑或是村落的街道上放映的电影。一般是支起两根柱子（有时候借就两棵树），挂上一块方方正正的白色银幕，再在银幕一边的柱子上挂上个大喇叭匣子，然后再距银幕20多米的地方支上放映机，就可以放映了。

那时候，一个生产大队一年中要掏钱，请人放几场电影。在放电影之前，消息像长了翅膀的小鸟儿，在村庄里四处翻飞，撞击起一波又一波的欢乐，连黄昏也变得异常生动和美丽起来。

心急的孩子一溜烟儿地跑到大队部门口，打听晚上要演什么片子，顺便选个正中间靠前的位置，给自己占下个地方。有的搬来一块石头摆在那里，有的捡来一块半截砖，有的弄块土坷垃，甚至弄一截儿树枝在地上画个圆圈儿，就算是占下地方了。这期间总也免不了有小孩子为抢地儿引发冲突，彼此不服，便吵起嘴来，或推推搡搡地打架，谁也不知道让着谁。

装放映机的那只暗红色大木箱和两三个装电影胶片的铁皮盒子，随意地摆在大队部的屋子地上。扒在窗户上，伸直了脖子，有时能看得见油漆斑驳的铁皮盒子上印着的电影片名。得知了片名的小孩子便绕世界地去奔走相告了。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吃过饭的老老少少，也都陆陆续续地赶了过来，有的扛着板凳，有的背着椅子，有的只是空着两手儿。等戏台子底下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放映员才慢腾腾地将放映机从木箱子里掏出来放到桌子上去，然后开始安装调试，同时一边吆喝着帮忙的人们东跑西颠地扯电线、安插板、装灯泡、摆音箱。

等一切都安装完毕后，开始调试镜头。一束雪白的光柱“刷”地亮了，打到正前方的银幕上，偏了，扶扶正；大了，缩一下；小了，再放一下；高了，把镜头压一压；低了，把机子往起支一支。直到那束光正好打在银幕上，把银幕撑得饱满。戏台子底下的人们早就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有说笑的，有嚷的，老是埋怨放映员磨蹭，老是嫌还不开演。

在电影放映之前，村支书或村主任照例要讲上几句话，无外乎要提高警惕做好治安保卫工作，要求各家各户看好门窗，最好留一人守家什么的话。村干部啰嗦完了，才报出今晚放映的片目，四下里欢呼声起，有伸胳膊举手的，有吹口哨的，有喊娘叫姐的招呼人赶紧进来坐下。等到放映员挂上圆圆的片子，灭了竹竿上的电灯，一道光束从放映机上的小孔里向前放射而去，那光束由小变大、延长，最后覆盖了整个映幕，大喇叭也随着映幕出现的画面发出了协调的声响，场子里边鸦雀无声了……

那时常看的电影就是有限的那么几部：《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难忘的战斗》、《火红的年代》，来来回回就是这几个。《地道战》、《地雷战》和《小兵张嘎》，我们至少看过六、七遍，所有的台词几乎都能背下来，电影上的人物说一句，我们马上七嘴八舌地接出下一句，但每次仍是津津有味地看，那是我们在那个物质和精神文化都极度匮乏的年代里最会心的幸福和甜蜜。

露天电影还是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场所。夏夜的乡村宁静而美好，徐徐的凉风驱走了一天的酷热，草丛里不时传出不明昆虫的咕咕叫声，池塘里不时有青蛙扑通扑通的跳入，萤火虫成群结队从眼前飞过，仿佛一盏盏小灯笼摇来晃去。

大人们往往利用这个场子和机会，通过媒妁之人，安排“婚约”男女见面，然后心头欢蹦乱跳的小伙子和羞羞答答脸色绯红的女儿家就会俏俏来到村外的麦秸垛旁，说不尽的柔情密意。

已订好婚的姑娘小伙们，互送眼波后不久即悄然退出，找个僻静所在，倾诉衷情。说到动情处，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融合在一起。每演一次露天电影，村头麦秸垛旁，总会有大量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丢弃。

村子里演电影并不是常有的事，有时一、两个月也轮不上一次。

一部电影，常常是一个村子挨着一个村子地演过去，小青年就三、五个地结上伴儿，跟着放映员串着村子去看。有时去得晚，没有地方，更没有个坐头儿，只好爬到树上去，或者干脆就去看背面。

看完了就成群结队的往回跑。有一次一个孩子竟跑丢了一只鞋子，又不敢回头去捡，回到家里挨了母亲好一顿的臭骂。多少年过去了，这样的笑话我们大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时村外的月光，格外地皎洁……

露天电影，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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