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关注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且为了稳定政治,每隔一两年,要到全国各地出巡,检查沿途地方的治理情况。从公元1751年到公元1784年,他曾经先后六次巡游江南。后两次南巡时,他已是七十开外的人了。
乾隆帝每次南巡,都把视察水利工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他在巡视淮河闸堰时,发现原有的土堤不安全,就下令添筑鱼鳞石岸,还亲自画出图样。有位地方官在奏折里提出的方案同他不谋而合,乾隆帝很高兴,立即把他升了官。南巡要途经山东、江苏、浙江三省,乾隆帝多次减除这三地的赋税。他还参观农田和织造机房,鼓励农桑。这些做法,都体现了乾隆帝重视发展农业的一贯方针。
南巡所经之处,有岳飞、韩世忠、方孝孺、于谦等历代先贤的陵墓和祠堂,乾隆帝总要特派官员前去致祭,他本人还出席了对大禹陵、周公庙、孔庙及明太祖陵的祭奠。江南地区读书人很多,乾隆帝就宣布增加所到地方的官学生名额,还破格赏赐六百多人进士及第的资格。对于沿途居住的退休老臣,乾隆帝给予特别的优待和礼遇,每次来迎驾,都要升一级官爵。乾隆帝用这些办法,拉拢汉族读书做官的人,笼络人心。
然而,南巡又存在很大的弊端。乾隆帝每下江南的前一年,都要派出官员勘察路线,修桥铺路,盖建行宫。御道要求平直,不允许曲曲弯弯,操办的地方官吏就乘机勒索沿途的百姓,稍不服从,就拆房子,平祖坟,还借整肃盗匪的名义把无辜的平民投进监牢。老百姓都敢怒而不敢言。
出巡的排场更是奢华得惊人。随行的王公大臣、侍卫官员有两千多人,水路上动用大船一千多艘,陆路上征用乘马六千匹、马车四百辆、骆驼八百头,征调纤夫三千六百人、服役的民伕一万人。从北京到杭州,兴建了行宫三十所,没有行宫的地方,就搭起黄布城和蒙古包毡房。凡是御驾经过的道路要洒水除尘,沿途三十里以内,地方官员一律穿上官服迎架,所有的绅士、读书人、老年百姓都要到现场排队跪拜。乾隆帝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显示“盛世”的气象。
地方官员和富商为了讨好皇上,挖空了心思。他们在河道里安排龙舟灯舫,在岸上搭建彩棚,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中皇家队伍要路过的地方,店铺、民屋全都油漆一新。在镇江城外用红绿绸缎装饰成一枚巨大的桃子,十多里外就能望见,乾隆帝的御舟一到,突然烟火大发,巨桃开裂,桃子里出现一个剧场,有好几百名演员演戏。乾隆帝在扬州大虹园停留时,夸赞说:“这里风景不错,很像北京南海的‘琼岛春荫’,就只少一座喇嘛塔。”
扬州官员听见了,暗地买通太监取得图样,立即兴工,一夜之间就添造出一座喇嘛白塔。这些操办的官员、富商,都得到了乾隆帝的褒奖。
有个侍郎尹令一从江南回来,上奏说:“陛下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帝就怒气冲冲反问他:“你说民间疾苦,你具有指出什么人疾苦?说怨声载道,具体指出什么人有怨言?”
还有个大学士程景伊,反对乾隆帝巡游湖州。乾隆帝说:“朕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种桑养蚕。”程景伊沉痛地说:“皇上这回去湖州,下回湖州就没有蚕桑了。老百姓元气一伤,几代都恢复不了呢!”
尹令一和程景伊都因为直言而受到了处分。这一来,朝廷上下铺张奢靡、献媚取宠的风气就越来越滋长了。
乾隆帝在位期间,清朝的国力曾达到高峰。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国库有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储备。然而到了乾隆末年,库存只剩下了二百万两,这正是同乾隆帝的挥霍浪费分不开的。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造成了吏治的日益败坏,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清王朝开始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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