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农历八月十一，安徽合肥城西大街四古巷的杨家宅院内，传来一阵婴儿呱呱坠地的啼哭声。出生的是一个男婴，按照家谱辈分，父亲杨武之为这个长子取名杨振宁。
父亲的心充满了温馨和喜悦，小时候的他缺失家的温暖，现在自己有了孩子就等于拥有了完整的家。母亲亲抚着怀中的婴儿，天生的母性涌上心间，望着孩子的脸蛋，满身心都是幸福感。初为人父母，满心期许的是孩子健康平安或许更大的期望是孩子将来能有出息。他们也许不曾想到，多年以后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而杨振宁所取得的成就，与生他、养他、教他的父母亲，有很大关系。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年轻时就已经学业有成，是第一代留美博士，数学先驱 ，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教育家。
杨武之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家庭，他生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 二)，是家中的长子。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日子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的，他的父亲凭着清末秀才的身份常年在外做着幕僚养家。
母亲王氏和他还有弟弟守着家相依为命。就在杨武之9岁的时候，母亲因为长年肺疾，撇下未成年的两个孩子撒手人寰，等漂泊在外的丈夫得到消息赶回去的时候已经与妻子阴阳两隔。杨武之的父亲处理好妻子的后事，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他们的叔叔杨邦瑞和婶子范氏照顾，并且嘱咐他们刻苦于自己的学业，自己再一次出门给官员做幕僚去了。
杨武之深知父亲的艰辛，学习上从来不敢怠慢。不幸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在他12岁时，辗转漂泊的父亲在去奉天谋职的途中因为传染上鼠疫客死在一家旅店里。
杨武之与弟弟成为了没有父母的孩子，好在他们的仲叔和婶娘对两个孩子视如己出。杨武之在这种境遇下，发愤苦读，自立自强。
19，22岁的杨武之学业有成，在北师大本科毕业。而后回到家乡，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任职后转入省府安庆市成为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员。
工作安稳以后，他的叔叔认为杨武之该成家了。杨武之的姑父刘芷江有个友人叫罗竹泉，他的女儿罗孟华待字闺中，便由大人做主，杨罗两家联姻。罗孟华略识几个字，没有受过新式教育，杨武之有颜有才，嫁给这样的男人，于罗孟华来说无可挑剔了。19，23岁的杨武之与同岁的罗孟华成婚。
婚后，杨武之在离家百余公里的安庆继续教书，罗孟华则留在合肥县城西大街四古巷的杨家宅院里生活。成家以后的杨武之一边工作一边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学术，在杨振宁不满周岁时，杨武之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生。
19，杨武之匆匆赶回合肥老家，与妻子幼儿告别，踏上了去美国的留学之路。妻子罗孟华是旧式妇女，有着朴质的人生观，像旧中国大多数妇女一样秉承付出的精神态度，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在丈夫他国求读的漫长岁月里，罗孟华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在儿子身上。在她看来，丈夫、儿子就是她的生命，她的全部。丈夫远在万里，这时儿子就成了她的精神支柱，母子相依为命，过着艰辛的日子，那种感情是最深厚而无可替代的。
在20世纪代中期，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之中，老百姓不断地逃难，当时叫作“跑反”，或跑到乡下，或跑到教会办的医院里去。杨振宁在四五岁之前，经常和母亲“跑反”。他后来回忆说：“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三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就是在这动荡、险恶与艰困的生活中，罗孟华也没有放松对孩子的幼年教育。罗孟华本人诚然是个旧式的妇女，她却有自己的智慧与道理。丈夫为了求知离开妻儿远渡重洋，使她感受到使儿子受教育的重要性。儿子在母爱的温情里一天天长大，等到儿子四岁时，罗孟华利用有限的知识教儿子识字，同时给他请来了私塾先生。
半个世纪后，回顾这段往事，杨振宁感慨道：“那是妈妈为我的人生打下扎实基础的起步阶段，我在4岁时，母亲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时间，共教了我3000个字。现在，我认识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字的两倍。”
杨武之在国外留学5年，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当时，五四新思潮冲击正劲，思想进步的文人都把自由摆在第一位 ，许多留洋归来的人都毁掉了幼时父母给订下的婚约。杨武之在美国时，妻子罗孟华心里除了牵挂，隐约还有一些顾虑。事实上杨武之并没有为了那样的自由思想去抛弃妻儿。
1928年夏天，求学5年之久的杨武之回家了。妻子带上儿子赶去上海迎接他的归来，一家三口在上海终于团聚了。牙牙学语的儿子已经是能识字的儿童了，再次见到父亲 ，6岁的杨振宁觉得陌生而又熟悉。父亲给他的见面礼是一支自来水笔。杨武之亲热地把儿子抱在怀中，这是杨振宁记事以来得到父亲的第一个怀抱。
杨武之学成归国，对于他们一家此后的生活，是个很大的转折。他们不再回家乡，杨武之已经应聘为厦门大学数学系的教授。罗孟华虽然还是家庭妇女，但是已不再过一个人抚育幼子的独立难支的日月。杨振宁进入了一所小学读书，他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杨武之对儿子开始实行循序渐进的自然知识和文化灌输，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儿子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八卦：“乾三联，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異下断……”等等。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杨武之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他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
在清华园里，他们一家人度过了8年的岁月，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杨振宁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
杨武之在清华园里栽培了陈省身、华罗庚等人，成了名教授。清华园中，同事的妻子，大多是大学毕业的新式女性，有些还留过洋。罗孟华对于此不做攀比，她尽力把家管好，少去交际，不去打牌。一两年后，她在清华园中有了治家整洁有方的声誉。罗孟华又先后生育了振平、振汉、振玉(女)几个儿女。
1933年夏末秋初，11岁的杨振宁升入北平西单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遗传了父亲的高智商的杨振宁不仅聪明好学，且兴趣广泛，各科成绩优异，尤其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和才干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杨振宁在回忆父亲时这样写道：“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遇到不懂的细节他曾多次去问父亲，父亲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给他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父子之间最温馨的相处就是一起漫步在清华园的小路上。从自家门口东行，去古月堂或科学馆，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在小径上父亲和他一起走路的时刻是父子单独相处的最亲近的时刻。
1937年，正当杨振宁在北京崇德中学读高中，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寇入侵，山河变色，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南撤到长沙合办临时大学。
那时，罗孟华正怀着第五个孩子，且分娩在即。杨武之决定全家人先搬回老家合肥，让妻子和孩子们安住下来之后，他一个人再转道到长沙去临时大学上课。回到合肥，杨振宁转学入安徽省立六中上高中二年级，他最小的弟弟也在这期间降生了，父亲给最小的孩子取名“振复”满心期盼抗战胜利、国家光复。
当时的严酷的现实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一步紧一步踏入。不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合肥开始遭到敌机轰炸，到处是难民，到处乱纷纷。
杨武之带着一大家子奉诏从广州经海路绕道越南海防港，又转陆路进入云南，最后于1938年3月抵达昆明，这是他们一家大小长途流徙的目的地。因为长沙临时大学已经迁到昆明，改成西南联合大学，杨武受聘为这所简陋异常而又群英荟萃的国内最高学府的数学系主任。
在昆明，又是一个八年。一家人在昆明小东角城租住的一所老式房屋。环境虽然艰苦，所幸孩子们都很健康，又学习刻苦。罗孟华把这个小家收拾得十分整洁，一家七口人守在一起，互敬互爱。这八年对杨武之一家来说没有北京清华园的八年那么平静，那么安稳。逃过难，丢了很多东西；战争年代，教授收入减少，加以通货膨胀，开销也增多，战前的有限积蓄，都已花光，家庭经济条件到了十分恶劣的程度。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家七口人的衣食，就全靠罗孟华操持、支撑。
令人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很健康地逐步成长起来。1938年16岁的杨振宁以高中二年级的学历考进了西南联大化学系(入学后转物理系)
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两年后，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美的资格，真可说是一帆风顺，尽显一个尖子学生的风采。杨振宁还很体恤母亲持家的艰难，1944年夏至1945年夏，杨振宁在取得西南联大理学硕士学位后的留待期间 ，他就到西南联大附中去教了一年高中数学，又为在昆明的一些美军官兵教授中文，以所得薪资和酬金给母亲贴补家用。
对于弟妹们(最小的弟弟振复才上初小)来说，也算尽到兄长的一点责任。母亲很为有这样有出息而又孝顺的儿子而十分欣慰。而儿子对于母亲有着同样感恩的心情。回忆往事，他说：“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女人，是一位意志坚强而又克勤克俭的妇女。在特殊年代里，生活比较困难，父亲的薪水是远远不够的，母亲的操劳与坚韧使我们兄妹五人安然成长。”
1945年8月28日，那天杨振宁离家飞往印度转去美国，那时，杨振宁还不满23岁。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她没有流泪。她怕自己流泪会扰乱儿子的情绪。纵然再不舍也要支持儿子求学。
母亲有宽慰自己的想法：孩子的父亲不也是去过美国吗，而且一去就是五年呢。她想大不了孩子也跟他的父亲一样，三年五载就回来了。
父亲只身陪他到车站。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个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杨振宁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他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
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有20多位，谈起话来，杨振宁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他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杨振宁做手势，要他向窗外看，骤然间杨振宁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杨振宁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从1928年父亲回国到1945年儿子出国，这十七年时间，是父亲杨武之和儿子相守在一起的日子，是杨振宁从童年到成人的阶段。
杨振宁这一去，竟是与父母之间那么漫长而又漫长的阔别。
从那以后，他们一家，也从昆明搬到上海，杨武之受聘于同济大学，从此定居沪上，不再流落。
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遍全世界，杨武之夫妇为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报纸上只简略地提到杨振宁获奖，并没有就他的经历和家世作过什么宣传。对于父母来讲，这些不需要张扬，知道儿子的好消息，就已经足够。
经过有关方面的妥善安排，罗孟华和丈夫在1957年7月初到了瑞士的日内瓦，而儿子杨振宁和儿媳妇杜致礼则专程从美国到这里来看望两位老人。父母终于见到久别的大儿子。
1960年夏及1962年夏，杨武之又和妻子两度在日内瓦团聚与儿子团聚。
1964年底在香港，父母又和杨振宁团聚。
杨武之每次见到儿子，都带有使命感，他觉得应当劝儿子回国，这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他在离别之际给儿子赠诗句云“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思宏。”
1971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杨振宁实现了回国探亲的愿望，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在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迎接他。然后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杨武之住院已有半年。
上一次他们父子见面，那时杨武之六十八岁，还很健康。这六年半中间，他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儿子时仍十分激动，还同儿子谈了很多话。他再三要儿子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
1972年夏天杨振宁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1973年5月12日清晨杨武之在上海长辞人世，享年77岁。
杨振宁在写给父亲的悼词里写道：近两年来父亲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我们的一切思想行为想得很多。我想新中国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清楚地掌握的。
罗孟华痛失共同生活了50多年的老伴，杨振宁懂得母亲的心情与孤寂。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长期有一间办公室，便把母亲接去香港，时不时地抽空去陪伴她。直到1987年母亲以91岁的高龄病逝于香港。
杨振宁在回忆里说：“我母亲小时候裹过脚，后来到了民国时候放掉了，可是她的脚已经变形了，被称作‘解放脚’。中国旧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妇女，往往比男人意志更坚强。”杨振宁以十分崇敬的目光，审视着母亲的一生。杨武之晚年在病榻上也曾经说：“你母亲勤俭持家，一生奉献给丈夫和子女。”这是一对父子对一位妻子和母亲的真挚的评价。
1992年夏天，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杨振宁先生七十寿辰之际，谈到家庭，杨振宁说：“我本人的个性和作风，如学术知识，是来自父亲；而不明显的影响，如精神气质，是来自母亲。”
说起与母亲相处的细节，杨振宁一时悲从中来，哽咽失声。此时，他的母亲已经过世5年。他说：“我与母亲的关系是单纯的，没有复杂的成分，因为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也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和母亲有一种生命的默契。”这样的话只有懂的人能听懂，母子之间的心性相通是血缘的使然。母亲知道他所想所为，他知道母亲的所盼所愿。
最后借用杨振宁先生《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一段话结束全文：“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重勤奋和忍耐，注重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也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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