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花开春尽也,闻旧曲,破朱颜。——《江城子·曲》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浣溪沙·端午》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青玉案·送伯固归吴中》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洞仙歌·冰肌玉骨》
皆言东坡豪放,殊不知其婉约词更是别有风味。读过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著名学者王水照先生的《苏轼研究》,其中一篇论文题为《苏轼的人生思想和文化性格》。王先生将苏轼一生的性格特点概括为狂、旷、谐、适四个字。
四字中“狂”与“旷”相互涵摄,体现在东坡一生的学识及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上;“谐”则着重乐观率真的一面。将一些生活琐事付之于玩笑,作品中亦能体现风趣之妙;而“适”更是苏轼毕生追求的精神境界,甚或也是中国士人普遍向往的文化性格。表现在淡泊清空、宁静简远等生活及审美情趣上。
另有一文是同辛弃疾对比,王水照先生的结论是:稼轩乃真豪,而东坡的特质,于豪之外更多了“旷”……
起初系统地了解苏轼,是通过阅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而在这之前,我也仅是单纯地喜欢东坡诗词。钱钟书先生有句名言: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似乎很有道理,但许多人不知道,这只是先生为婉拒一位想要登门拜访的美国女读者的诙谐之词,是为化解麻烦而已。并且其重点在于“认识”二字,即现实中的互相结识。
相反,喜欢某作家的作品,不见得非要认识这个作家,但了解却很必要。如若不了解鲁迅,不熟悉写作背景,你就会以为《狂人日记》是描写“被害妄想症”患者精神状态的;会以为《秋夜》不过是篇写景抒情的散文;也会以为《伤逝》仅写了爱情……
鸡蛋虽也美味,但你不觉得鸡汤更香更好喝吗?
喜爱东坡诗词文章,又想简单领略他传奇的人生经历,这部由王水照及其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刚联袂撰写的《苏轼诗词文选评》,当为您的不二之选。
了解作家的一生有很多种方法。针对历史人物,我们可以根据史料所载的事迹,还原其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同时还可根据作品,了解他的生平经历,以及对待特定事件的观点态度等。
此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将两者结合。既书写评述重大事件,又分析同期代表作品,拟了解作家创作时的心态。
全书共分八个章节,每章又细分为两部分。前半部按照时间线索,交代苏轼此时所处人生阶段和重大事件,后半部选取重要作品进行评述。
而作品赏评部分,便是此书又一处与众不同。一般而言,我们是从文学角度欣赏诗词文章,至多简单交代一下写作背景。但此书的重点并非于此,而是深入探究作品背后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甚或某些作品中反映出作家微妙的个性特质,很可能是苏轼自己未曾察觉、于不经意间流露的。
例如写西湖的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表面看是说西湖无论晴、雨,都各有一番胜景。但若仅停留于此,那便是一般的泛泛而谈了。书中评说的重点在于“变化”二字,即我们可以于诗中读出作者对“变化”的心领神会。自然、社会、生活际遇的变化皆可浓缩于此。
如其另一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切都是偶然,瞬息万变;甚或延伸到人生之无常——“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其实,导言中对本书观点及主旨早有清晰交代:
相比概括创作经验,揭示艺术特征等“文学史”的标准,真正走进苏轼的人生,领略他的内心世界,感其所感,思其所思,那才是一件更有兴味的事。
苏轼一生,写作2700多首诗,350多首词及4800多篇文章,且精品居多,堪称文学史上的奇迹。
而这本小书,结合作家生平经历,精选东坡文学70几篇,更是极具代表性。清人王文浩将苏轼一生创作划分为八个时期。本书八个章节,亦大致符合此分期规则。透过作品及背景介绍,我们完全可以快速系统地领略苏东坡传奇的一生。
“文坛千古两谪仙”,所指即为李白和苏轼。相对于李白,我更偏爱苏轼,因为他“接地气”。从作品角度分析,李白空无依傍,将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苏轼则倾向于对人生际遇的感悟和人生哲理的思索。
同写庐山,李白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苏轼则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此可见一斑。
都说东坡豁达,而初贬黄州时,寄居定慧院,他也曾“拣尽寒枝不肯栖”,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欲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寻求精神解脱。
总体上说,东坡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不避讳生命中的挫败与低谷。并且无论身陷多么艰难的境地,他总能在短时间内坦然面对现实,欣然接受挑战。继而调整心态,寻求化解。
贬谪领海,他从歌女柔奴处悟得“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道理;最后由儋州遇赦北还之际,他说: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从黄州时期的“有恨无人省”、“长恨此身非我有”,到此时的“不恨”。作为常人,我实难想象,此间的苏东坡,该是走过了如何波澜壮阔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作者对于“乌台诗案”的研究和见解。朱刚教授认为,乌台诗案是一场文字狱,但算不得冤案。道理在于案中所涉“讥讽”新法之事实有。
应该说这是比较客观的观点。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不同时期于细节处虽有变化或矛盾,但总体上是反对的。文人作诗有感而发、不平则鸣,反映在作品中自然不足为奇。
另一方面,以往对于乌台诗案的研究,多有非黑即白之弊。认为致使苏轼入罪者皆为奸佞,其实亦不尽然。政治立场不同,站在历史的围墙外,说句“各为其主”的话,也不为不当。
换个角度,每有旧党得势之时,对于新党势力的打压,亦何尝不是如此?那么熟为好人?熟又为坏人?到是东坡自己曾有言: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临终前,他还在感慨“一生未遇坏人”。足见东坡胸襟,实非吾辈之所及,怎能不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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