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香风俗，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周人用香蒿沾上油脂与黍稷拌合来燃烧，让香气弥漫整个宗庙空间，期望使神灵闻到香气，从而降临世间。而在汉唐时期，熏香风气更为兴盛，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王公贵族，熏香都是重要而频繁的活动。熏香习俗的兴盛增加了人们对异域香料的需求，推动了汉唐香料贸易的繁荣。不仅如此，熏香风俗还推动了一系列精美设计的熏香器物的产生与发展。
抱着对汉唐熏香习俗和精美多样的熏香器物的好奇，小呆君带大家去到香气四溢的汉唐，领略一番汉唐时期香料贸易的繁华与熏香器物的精美。
汉代香料的输入与熏香习俗
汉武帝年间，国家大一统，南北交流增强，南方的香料大量传入中原地区。同时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使得大量西域物品的传入，异域香料随之进入中原地区，用香风气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博物志》中记载：“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西使临去，乃发香气如大豆者，拭着宫门，香气闻长安数十里，经数日乃歇。”
此外，汉代在南粤地区开始海外贸易交流。相比于陆地，海洋贸易因为运输数量的更多、到达地区的更广、距离香料主产地更近等优势，能够满足上层社会对香料越来越多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很多香料都是从海上传入我国南方地区，再传入中原地带。正所谓“汉唐以来，言香者，必取南海之产。”
海上丝绸之路 漫画
由于汉武帝对“熏香”的推崇，“香料文化”在汉代上层社会逐渐兴盛。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香”来敬神的皇帝，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汉武帝的这种行为被大臣效仿并流传到民间，形成了汉代用香料敬神的传统。
除了求神祭祀之外，香料还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根据《汉官仪》记载：尚书郎入直台，廊中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妖丽，执香炉香囊烧熏护衣服。”可见，人们在生活中已经开始使用香料来熏衣、熏被以除臭避秽。
从“兰蕙”到“合香”：两汉时期熏香器物的演变
西汉初期的豆形熏炉
西汉初期使用的熏香器物多以陶质熏炉为主，以扁平状居多，炉体较浅，多数为豆形熏炉。这大概与最初人们所燃烧的香料和最早的熏香习俗有关。
根据《急就篇》中记载：“薰者，烧取其烟以为香也”与《广雅·释草》的记载：“薰草，蕙草也。俗人呼燕草，状如茅而香者为薰草，人家颇种之”可见，蕙草、薰草、茅草应该是一种天然草本植物，可以将其晒干后直接点燃作为香料使用。而汉初最早出现的熏香习俗，也应当是以茅香之类的香料直接燃烧取其香气。因此，汉代早期所使用的的熏炉炉体较浅，下部开有用于通风透气的气孔，炉盖上部开有出烟孔。这样当植物燃料点燃之后，香烟会从烟孔袅袅升起，香气在四周逐渐弥漫开来。
西汉 鎏金青铜熏炉
在西汉中山国靖王刘胜墓中出土了一件圆形出烟孔，三足带托盘的鼎形铜质熏炉。整体炉身的设计宽而扁平，可存放较多燃料。在汉代熏炉诸多的样式中，底部带托盘的炉具多有出现，这与当时熏香所采用的材料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熏香材料以晒干的茅香也就是蕙草为主，这种植物在燃烧取香的过程中，香烟随着气流缓慢上升到出烟孔发散至熏炉四周的空气中，同时出烟孔会伴有少量的烟灰飘散开来。因而，在刘胜墓出土的这个铜质熏炉底部即有铜质的托盘，用以盛放飘落的烟灰，更精巧的是托盘底部还有一流口，可将烟灰从流口拨出。在我们所知的汉代熏炉造型中，这种较为少见，该炉的形制可称为后世多足类熏炉的鼻祖。
西汉刘胜墓 三足带托盘的鼎形铜质熏炉
汉代中后期所流行的博山炉
汉代中后期熏香习俗的不断发展，所用的香料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朝贡贸易的不断增多，从广州口岸进口的各类香料的品类和数量都有了大幅增加。此时焚香的香料也由最初直接燃烧香茅等自然植物材料，逐渐演变成了以燃烧树脂类香料为主。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熏炉形制的变化，汉代后期出现了一种新的熏炉样式——“博山炉”。
博山炉所用的香料已经不是天然植物类了。随着对外贸易的展开，从东南亚进口的香料种类日益增多，其中最多的为各类树脂类香料。而这类香料与植物类香料不同，通常选择用熏炙的方法来燃烧香料，而不是直接点燃。而且在香料燃烧时，下面要用云母之类的隔热层来将其与香灰隔开，保证香料的气味持久。可见，此时的香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为了使炉中的树脂类燃烧得以充分燃烧，博山炉的样式比起早期燃烧薰草的豆式熏炉相比，炉盖设计为高耸的山峰状，山峦起伏重叠中开有较小的出烟孔，博山炉的腹部更深，将香料点燃后烟雾缭绕的效果使得博山炉更美观，也平添了几分仙气。
博山炉所使用的香料多以“合香”，所谓合香是指古人根据各类香料独特的香味特质，与不同材料进行配比混合，赋予其一定的用途与各种气味的香气。合香多制为球形、饼形居多。在《陈氏香谱》《香乘》等文献中，都对制作合香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
在汉代博山炉中形制最为经典的当属于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中的两件博山炉，一件为“骑兽人物博山炉”，另一件为“青铜错金博山炉”，而这错金博山炉是目前所知汉代博山炉中最负盛名的一个，其生动的造型和精湛的制作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汉代刘胜墓 九层错金博山炉
唐代市舶贸易的繁荣与香料文化的形成
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而盛唐统治者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促进了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唐朝对外贸易的方式由原先唯一的“朝贡贸易”，转变为以朝贡贸易为主，“以物易物”的市舶贸易并存的方式。
“迦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如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华而不实，欲种取根。”可以看出，唐代大部分的香料是以进出口贸易、西域诸国的朝贡、礼仪往来等方式获取。当时的外来商人为唐人运来胡椒、龙涎香、沉香等质轻价昂的香料，再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走中国的丝绸，这是外来香料传入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唐 阎立本《职贡图》
盛唐时期的广州港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之一，国内国际的航线之多，超越了以往的各个时期。由于海外贸易的发达，朝廷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使，其职能以征收关税为主。也正是因为如此，唐朝时期的海外贸易也被称之为市舶贸易。
市舶贸易的繁荣大量增加外来香料的数量与种类，促进了唐代香料文化的形成。再加上唐朝宗教文化的流行，香料燃烧产生的香气和烟雾袅袅的场景很容易让人感受到宗教的神圣。烧香习俗以佛教为主，因为印度是佛教与香料的来源和产地，所以烧香文化也传入中国。在唐诗中有烧香礼佛的描写，例如李瑞《题云际寺准上人房》：“独夜焚香礼遗像，空林月出始应回。”在佛教中焚香被视为重要的供养，在唐朝就已经有了烧头香等习俗；此外，唐人还有用沉香、紫檀等雕刻佛像的方式。香料文化的形成，也使中国传统的祭祀仪式逐渐转变为有佛教色彩的烧香活动。到唐朝，香料已经大规模用在祭祀之中，并将烧香祭祖与宗教联系起来，融合了佛教等宗教的烧香传统，促进了唐朝香料文化的发展。
唐代香料文化对熏香器物的影响
在西安法门寺出土了两枚唐代精美绝伦的香囊，这对我们对唐人香料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银香囊外观呈圆形，器物表面通体镂空雕刻有精美葡萄花鸟花纹，镂空的囊体能够让香气尽情地挥发，里面的香盂由于有承平装置的作用又不会让炭火及香料撒出。最初关于这类香器的介绍于《西京杂记》一书中，文中称作“被中香炉”或“卧褥香炉”。
唐代葡萄花鸟花纹银香囊
在唐代，佩挂这种香囊应该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使用它的不仅有上层妇女，还有亲贵重臣，以及风流少年。寂寥冬日，戴上暖暖的香囊，所过之处皆留浓香，深得人们的喜爱。
除了佩戴香囊在身上散发香味外，唐人利用香炉也就是香囊用于熏暖衣被、除去潮湿。如白居易在《秋雨夜眠》云：“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当然，熏染衣被直接放在香囊上是不行的，所以人们还又设计出一个与之配套使用的器具——“熏笼”。它一般用竹片编成，形状如敞口的竹笼。此种熏笼在熏衣时，大致要在熏炉下方的承盘中先盛满热水，然后将熏笼扣上，再将衣服或者被子摊放在熏笼上，用微火慢慢熏染，将衣服被子熏暖增香。同时，暖好的香被能够给男女之情增加浪漫、温馨的气氛。因此，唐朝闺阁及青楼女子成为香料消费的主要群体。在这样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下，自然影响到了香囊、熏笼的设计与制作。除了竹片编织外，还出现了瓷制与金属制的熏笼，更便于所熏衣被的放置。
斜倚熏笼图
、品茗、插花、挂画四项作为“文人四雅”之说，其中以对香品的熟练掌握为才艺之首，足以看出香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之大。而熏香习俗的兴盛，让汉唐时期的香料贸易和香器形制不断发展繁荣，造就了我国丰富多彩的用香文化。
泱泱大国，香风鼓荡。上自宫廷皇室，下至闺阁青楼，熏香器具无处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成为汉唐时代的独特文化记录。而香料则激发文人雅士的灵感，用文学熏陶社会大众的心灵，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与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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