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的祖父是弗莱芒人，年轻时移民到波恩，然后开支散叶。贝多芬1770年在今日波恩街20号的公寓楼里诞生。这幢公寓楼是当年遗留下的其中一幢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住户大多是当时为选帝候做事的宫廷雇员。贝多芬22岁离开波恩移居维也纳，直到1827年去世。这期间，波恩街20号左右的楼房都有所变化。1840年，贝多芬的童年伙伴弗兰茨·格哈德·维格勒确认了外墙砌着巴洛克岩石的就是“贝多芬家”。1889年，由政府支持的“贝多芬家总署”成立，今日波恩街上大部分的房子还是18世纪下半叶留下来的模样。而波恩街20号整幢楼，就成了今日的“贝多芬家”（Beethovenhaus）博物馆。
与他在维也纳的成熟期相比，波恩的博物馆集中呈现贝多芬的成长期，其中也间杂着不少对贝多芬日常生活的描述。比如说，贝多芬早上最迟6点起床，专注创作一段时间，出去散步片刻，午后一直处理与出版社合约、版税和与委约创作相关的事务。下午去咖啡馆，傍晚去看演出，然后再到酒馆去。每次走出家门，贝多芬一定会带上铅笔、口袋速记本和笔记本。在一幅“贝多芬在咖啡馆”的素描小画上，姿态放松的作曲家还叼着一根长烟斗。
3月11日至15日，我在波恩。原本做好了计划，专程来看波恩歌剧院最新版本的《费德里奥》演出，以及其他一些“贝多芬”框架内的音乐会。但就在我从维也纳搭火车往波恩的路上，忽然收到邮件：德国暂停所有音乐会与大型演出。说起《费德里奥》，这趟从维也纳到波恩的旅程中，在每一个关于这部歌剧的历史介绍中，都有提及贝多芬创作这部作品时，原来取名为《莱奥诺拉》，也就是“费德里奥”的女性原名。但歌剧的版权出让之后，作曲家只能被迫接受作品被改名的结果。
3月12日上午，我到波恩管弦乐团与波恩歌剧院与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Dirk Kaftan见了一面。他不知道“贝多芬”的演出是不是会恢复，如果恢复，也不知道会是几时的事。目前所有音乐会暂停到3月底，也许到4月。德尔克上任两年半，在波恩管弦乐团关于他的介绍中提到，德尔克实际上也是“波恩市的音乐总监”。在此之前，德尔克在奥地利南部城市格拉茨（也就是已故指挥家尼古拉斯•哈农库特的家乡与生活的地方）歌剧院担任首席指挥。
当年贝多芬由选帝候资助送去维也纳时，是一路乘坐马车抵达。德尔克在策划“贝多芬”时，与维也纳方面合作，租了一艘游船，以重现当年贝多芬的出行路线：从离贝多芬音乐厅工地不远的莱茵河畔出发，一路途经海德堡、法兰克福、雷根斯堡、林茨等地，每一站都会停下来几天，举办工作坊与音乐会。整趟旅程将持续一个月，终点是维也纳。我去参加了这艘游船的启动仪式：正午12点，汽笛低沉起鸣，仔细听，居然是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的着名动机。可惜的是，启动仪式结束一天后，也传来了游船项目被取消的消息。
德尔克告知，波恩管弦乐团同时也担任歌剧院的音乐演奏，但歌剧院与管弦乐团在行政管理上各自独立，工作团队也不一样。不过，歌剧与音乐会常有界线模糊的时候，舞台戏剧与音乐会也常有跨界，两个机构这时也会进行合作。在波恩管弦乐团不远处，就是建于1959年的“贝多芬音乐厅”。音乐厅从开始重建，原本是要赶上贝多芬250年诞辰纪念活动的，但我看到的是，音乐厅目前还是一个大工地。德尔克说，他对音乐厅几时竣工这个问题完全没有答案。
波恩歌剧院今年秋天已有计划，将带着两年前制作版本的《费德里奥》到中国巡演，目前还不确定是否按计划进行。
对波恩歌剧院与管弦乐团音乐总监Dirk Kaftan的专访
张：我最想知道的是，你在设计“贝多芬年”项目时，有没有考虑如何去衔接200多年前诞生的作品与生活在今天的听众与观众呢？
德尔克：我考虑的时候，最重要的部分是叙事方式。不论是哪个时代、哪一种文化背景，我们要处理的都跟人类状况与人性相关。贝多芬固然生活在很久以前，但人类关注的话题是经久不变的。如何突出这些方面，让听众与观众能够身同感受，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聚焦的重点所在。
在波恩，我们将一年分为“四个乐章”，或者说是一年的四个组成部分；你可以想像这一年就是贝多芬的一部交响曲。“第一乐章”，也就是贝多芬的年少时期，目前刚刚进入尾声。我们用九部交响曲作为主题叙事，这个“乐章”为全年设定了一个场景，也是一个开端。到了“第二乐章”，充满了革命色彩，是关于新思想、现代时期和发展的，这一“乐章”就从今天启动的一艘游船开始。游船将一路沿莱茵河河行驶到维也纳。当代思想、音乐与哲学将是其中的主题。（与德尔克的专访结束后，我与他一同去参与了游船的启动仪式。可惜的是，两年之后，游船项目宣布取消。）
到了夏季，也就是“第三乐章”，就是雄心勃勃的梦想成熟之时，我们邀请了一批年轻的艺术家聚集到波恩来，创造新艺术。最后一个“乐章”，当然是一种谢幕，对今年活动的回顾，同时也将展望之后我们的方向。
如何吸引年轻人、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参与进来，是我们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比如说，波恩有很多土耳其人，很多人未必天生就对贝多芬的作品感兴趣。然而，我们拥有音乐这种全球化的语言，我相信音乐是能够替我们向这个时代提出问题、乃至找到答案的。
张：你自己有没有偏爱的贝多芬作品？
德尔克：说不上有“最喜欢”的作品，我都贝多芬的每部作品都去做仔细研究。贝多芬许多创作都能与现代划上联系，比如说人类的天赋权利、人与世界的联系、建设更美好的世界等等。他深信人类有自己帮助与改变自我的能力（“天助自助者”）。由此及彼，从改变自我开始，也可以改变世界。
但同时，贝多芬也经常表达独立思考与个体主义：个人的思想与感受只与自我有关，与社会无关。这是很特别的一点，几乎在贝多芬的每部作品中，你都能接触到他的这两面，有时也只是其中的一面。
张：“贝多芬”的节目单是你本人策划的吗？当中有不少新一代作曲家与艺术家的参与，你是怎么做筛选的？
德尔克：是的，节目单是我与团队一起策划的，年轻艺术家确实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个音乐戏剧项目叫做“Nine, Nine, Nine，Nein!”，由Moritz Eggert创作（波恩音乐家们在波恩市内9个地点进行演出，最终在歌剧院会合）；还有一部由女作曲家Charlotte Seither创作的作品，她在德国很有影响力。有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当代作曲家Manfred Trojahn带来新作品，还有12月波恩歌剧院将上演一位英国作曲家Param Vir连接文化、思维的音乐戏剧新作。这些作品当然都在“贝多芬年”的主题之下，但每个人风格各异，比如有踏实的德国作曲家Trojahn，也有广受欢迎的马克思·里希特，我们还会拓展音乐风格，比如带入爵士乐音乐会，呈现多元的风格。人们习惯于将音乐放入不同的箱子里做归类，而我希望以后只有“好音乐”和“不好的音乐”。
问：自从两年半上任以来，你为波恩歌剧院与管弦乐团带入了什么改变？
德尔克：改变是有的，我有意打破一些原有的音乐会模式，增加了古典音乐讲座：请人来讲音乐，同时管弦乐团在台上与观众随时互动。我也增加了乐团与其他不同文化合作的演出，比如与东方文化、犹太文化，增加音乐对话。
问：在波恩，贝多芬的家乡担任这样一个职务，感觉怎么样？（住在这里的人，可能有时会觉得贝多芬无处不在，有点抵触?）
德尔克：是啊，你有可能是对的。置身在贝多芬之城当然很棒，可有时也很麻烦，比方说，我需要不停顿地围绕着贝多芬这个主题去创造新意。所以都是有两面的。当然，我会说其中九成是相当好的机会，我很荣幸得以在这里研究年少到成人时期的贝多芬，他离开家乡赴维也纳时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可以说，波恩为维也纳送去了一个“贝多芬大礼包”。
问：自从你搬来波恩，你有没有在研究贝多芬的过程中有新发现？
德尔克：有的，“贝多芬家”里有很多贝多芬的原手稿，很多世界各地的音乐学者都会到波恩来做研究。其中，我发现了贝多芬当年任助理管风琴手的宫廷教堂，从12岁开始，他在这个教堂里工作了6年，并为之创作了一大批作品，多年来这些作品的手稿一直藏在意大利莫德纳的一个酒窖内，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几位维也纳大学的音乐学者发现，并重见天日。也就是说，这些作品自从贝多芬在世时至今还从未再演出过。我们迄今还在继续发掘并编辑这批曲目，并联合维也纳大学，按照历史原貌、尽量用复古乐器，在舞台上去重现这批作品。这些演出已经开始，并陆续计划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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