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或重逢
朱辉
如果说,小说是生活开出的花,那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气候条件,我们却看到了姹紫嫣红、形态各异的花朵,这是为什么?显而易见,根由在于种子。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写小说,观念就是种子。观念决定了小说家的眼光,决定了他的选材和处理。生活之土肥沃而复杂,不同的种子,只选择它中意的养分;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发现一颗果实,他想到的是吃,把它吃掉,而一个小资的人很可能想捡回家,种出盆景来。
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样,你选择的和我选择的不一样,于是,同样一片土地上的小说家,永远能写出五彩缤纷的作品。
写了三十多年,我现在常常会惊诧:我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没有多少自矜,更多的是看到缺憾和不足。
小说的深度,是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个概念。但我更愿意说“小说的厚度”。
厚度包括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向上是辽阔,是超拔,是飘逸;向下是深入,是挖掘,是洞幽烛微。向上和向下两个向度,构成了小说的厚度。
向上,可能会失之于凌空蹈虚;向下,也可能会陷入琐碎芜杂。这两个向度,都可能会写砸,也都诞生过好作品,大可不必彼此鄙视。中国文学,也许比较缺乏向上的力度和意愿,但是向人情和人性的深度掘进,也未必就天生低人一等。马尔克斯踩着毯子飞行,卡夫卡钻地洞。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向下的深度也是厚度。《金瓶梅》无疑是伟大的,黑暗中也别有洞天;你如果说《红楼梦》更了不起,达成了日常琐细与神思飞越的完美结合,我也不反对。但我看,《红楼梦》真正的卓越处,还在于它的人情世故和儿女情长。一僧一道和青埂峰之类,并无创建。
读书是作家的磨刀石。读什么书,读出什么,基本决定了这是个什么样的作者。
我现在编杂志,要看大量的来稿。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通俗小说和所谓的纯文学小说的区别,谁能简捷地说明白?
三言两语说清楚,我也不能。举个例子吧。一个到轮船码头接朋友的人,翘首以盼,使劲盯着逐渐靠近的轮船。正看得眼酸,突然看见船上有个女的朝这边摇手,他精神大振,使劲地招手还往前面挤。这女子是他暌违多年的朋友,他们的关系带着玫瑰色……你如果这样写,再煽煽情,可能就是通俗小说了。好作家不这么写,好像是钱钟书的《围城》,他写码头上的人看见船上有人朝这边招手,也使劲摇手,但是摇着摇着发现对不对了,本能地朝身后看去,原来身后有个男人也在摇手,而且显然,船上的女人的招手对象,是身后的这个人。于是,他尴尬、失落,还有点愤愤不平,因为招手的女人十分漂亮,却不是自己接的人。
再举个例子。类似于码头,是火车站台。不是重逢,是送别。
站台上的送别。双方握手,拍肩,还说了无数依依惜别的话,感情饱满,有真有假,不乏夸大之词。火车马上启动,他们再拥抱了一下,就将分手。无论你给双方设置什么样的关系,无论你给他们涂上悲戚或是玫瑰的颜色,就这么写,依然不那么“文学”,写得越长,涂得越狠,越像网文。但是好作家会虚构,会把想象力用在要紧处。如果送别的双方,惜别的话已说尽,肢体语言也已用遍,这时候,站台广播突然宣布因为前方路况,火车延迟开车,这时候,双方心里难免咯噔一下,客人要总走却不了,送客的也只能在站台上继续陪;十分八分钟也就罢了,运气不好的话,还会再次被延迟。这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想起,当年除了情深谊重,也有过反感和龃龉。他们会尴尬,会没话找话,“人不留客天留客”之类,但大概率的可能是:彼此厌烦,无言以对。
这样的场面是对生活的推演,我觉得很文学。以上两个例子都关于情节,而情节常常是被藐视甚至鄙视的。但在我看来,情节能力,是小说写作的核心能力之一,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语言和旨趣。
情节适当的乖离和脱轨,是我的期待和向往。至于过于离奇,使小说滑向另一种“俗”,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
《暗红与枯白》《看蛇展去》和《对方》诸篇,都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我早已与它们告别。今天有机会重逢,我并不觉得脸红。
(朱辉:现任《雨花》杂志主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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