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
1978年秋，我以在校二年级本科生破格考取硕士研究生。当时研究生尚无发论文要求，但既进入专业学习，总希望有些研究成绩。最初一整年，由王运熙先生负责基础课，每周一下午来宿舍讲课。学年结束，交作业的同时，交给王先生一篇短文《关于〈全唐诗补逸〉中几首诗的误收》，大约3000字，文末所署时间为1979年6月12日，是我写的第一篇有些学术意味的文章。
《全唐诗补逸》是孙望先生的著作。孙望（1912～1990），原名自强，字止畺，江苏常熟人。1932年金陵大学学习时，就从事唐诗辑佚，到1936年，成《全唐诗补逸初稿》七卷，得诗“二百七十有奇”。此稿曾有排印本刊布，学术圈有一定影响，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称赞该书“于唐诗裨益匪浅，谨为学界庆贺”（据百度百科孙望条引录）。闻一多编《全唐诗汇补》《全唐诗续补》，也据以摘录。经40多年增补，到1978年编成《全唐诗补逸》20卷，补诗830首又86句。其文献采据，以石刻文献、《永乐大典》和四部群书为大宗，较重要的收获有敦煌存一卷本王梵志诗、宋刊十卷本《张承吉文集》存张祜诗、清刊《麟角集》存王棨诗、清刊《丰溪存稿》存吕从庆诗、《永乐大典》存宋之问、王贞白佚诗等，以及《渤海国志长编》存中日交往诗。《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刊发其中64首，引起我的兴趣。最初感觉有似曾得见者，决定加以追究。
当时还没有电脑，更没有网络与古籍检索，我的办法是借助语辞工具书。这次得力于上海书店出版附有详尽索引的韵编类书《佩文韵府》。《佩文韵府》编成于康熙间，从历代古籍中摘录辞语，提供旧体诗文作者参考。此书篇幅宏大，在《四库全书》中列第二，查检更不方便。上海书店缩印本字很小，不方便阅读，但附有极好的四角号码索引。我将孙先生已刊逸诗中所见语辞，一一检索，居然发现八首在《全唐诗》里已收，但在别人名下。我发现这些线索，据以分析各诗的流传过程，写成上述短文。
到下学期开学之初，王先生将我的原稿与孙望先生回信交给我，并说：“你的这篇文章，已经达到可以发表的学术水平。孙望先生我是认识的，因此先寄给他看看，他已经回了信，愿意接受你的意见，你的文章就不用另外发表了。”我当然同意，此文至今收存而未发。
孙先生回信写于同年6月29日，行楷写了三页，很庄重。录第一节：
收到运熙先生转来大作《关于〈全唐诗补逸〉中几首诗的误收》原稿一份，拜读甚佩。由于《永乐大典》成书怱怱，核对不精，致错出讹夺，随处可见，此固昔贤之过，然要由本人学疏识浅，治事草率，致纷然杂取，徒贪富巨，咎在于己，尊文屈护我短，具见厚爱，至深感纫。
前者中华书局编辑部同志亦曾函示，《补逸》全稿中类似情况者已发现近六十首，目前大部已作补救。惟杂务缠身，坐立不宁，可用于整理校核之时间，周不能六之一，每以不得专心致志以从事斯业为憾耳。
我所指出诸诗多承《永乐大典》之记载，故孙信先说明有“昔贤之过”，更自承自己也有疏失。信中提到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发现，则因当时编辑部有河南编《全唐诗》首句索引，我发现者他们也发现了。
孙信主体是说明《补逸》中发现互见问题如何匡补。他告与书局商量的办法，有“存题、标作者、删其诗”等，并已初步改讫。又告：“今阅尊文，具见所论深入而细密，私心欲摘采尊见，以丰富论证。仍拟注明论据之提供者，示不敢掠美也，未识能邀同意否？”这对我当然是很大的荣宠。
1982年6月，《补逸》作为《全唐诗外编》中的一种出版，其中多处引到拙说，如卷六李端《赠秋浦张明府》下有考云：
友人陈尚君同志谓此诗不类李端之作，以为杜荀鹤者，唐末石埭人，秋浦与石埭相去不远，同属池州，杜荀鹤释褐前投诗邻县明府，亦切情理。其时战乱遍及中原江南，诗中‘吏才难展用兵时’云云，自是实录，诗当以杜作为是。
我比孙先生年轻40岁，当时还是在学学生，孙先生以友人视之，对我之浅见尊重如此，足见前辈之风范。
近日又检得次年7月孙先生给我的一信，其中说到：
今又以新获资料见寄，感何如之。其中贵阳陈矩刊日本旧藏唐卷子本《翰林学士集》，望所未及见；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抄录李康成《玉台后集》，过去亦未注意；凡此所示，殊可贵，尝以为若能多补一两首，亦是快事，况今所示，多出数十篇，诚喜出望外矣。
现在能记得的，当时在忙学位论文，初拟作南宋刘克庄研究，将刘集通读过，因发现其中引及《玉台后集》。《翰林学士集》中唐人逸诗，国内最早发表是张步云《唐代逸诗辑存》（见《文学遗产》1983年第二期）。当时复旦古籍书库对研究生开放，因得披览群书，有此发现。当时并没有自己要辑录唐诗的计划，故将发现及时告诉孙先生。
1981年6月，得机缘到南京、北京访书，得以专赴天竺路二号孙先生寓所拜谒请教。首次见面，他是清癯而略显拘谨的老者，不算健谈，人很谦敬。我告诉他，行前曾请本师朱东润先生写信介绍，朱先生说30年代孙在金陵大学毕业，论文还是他受教育部委托审定的。孙先生听后很感动，说他毕业40多年了，始终不知论文是谁审定的，至此方得知道。
1982年，《全唐诗外编》出版，发现前面告诉孙先生的唐代逸诗，都没有补入。此前因论文做欧阳修，在北宋典籍中也发现一些唐人逸诗，引起我继续做唐诗辑考的兴趣。到1985年，我搜得唐人佚诗过2000首，编为《全唐诗续拾》。中华书局审读后，委托我同时修订《全唐诗外编》。前此已征求孙先生意见，书局转来孙先生回信，说我是作此工作最合适的人选，对我的工作完全信任。
后来见过孙先生两次。一次是1985年6月到扬州参加任半塘先生博士生王小盾论文答辩，我作为王运熙先生助手列席，其间曾与孙先生等同游瘦西湖；另一次是1989年末，因与河南大学商量《全唐五代诗》合作事宜破局，路过南京，专门抽空去看孙先生，向他通报有关动态。记得他当时在看徐州师院孙映逵主持的《全唐文》点校稿，身体已经很弱，握手感觉很凉。但他说自己学生委托审订，还是应认真看过。
孙望先生是严谨庄重的学者，我在他著作中看到朴学者的治学态度：学术商榷中对不同意见之尊重，辑佚工作中对给予自己提供线索者之提名致谢，甚至校录文献中原题与拟题的区别，他的做法，我都有所学习与继承。而唐诗辑佚应该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完整的文本来源说明，对有争议的作品应多方斟酌，客观表达，也是我从他的著作中体会到的。
文汇读书周报-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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