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南北碑之比较,就不能不谈到阮元的两篇文章:《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它不但开“碑学”之先导,也为后来包世臣、刘熙载、康有为汇碑学之洪流,做了前期的理论准备,也影响至今。虽然两篇文章总体思想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从目前来看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为,在书法风格史上南北之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决不能做简单的比较。特别是这一二百年来考古的大量发现,使我们有条件看到古人难以想象的那么多的书法资源,使我们客观地认识到南北书风既相隔、相离,也相重、相叠,绝不是像阮元所说的“判若江河”。《瘗鹤铭》和《石门铭》,虽一南一北,但其审美特征有诸多相类之处。
——言恭达《抱云堂艺思录》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进入清代以后,关于古代金石碑版等资料越来越受到时人的重视,碑刻书法也成为书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嘉道之际,阮元将北碑概念引入书学理论研究,著述《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呼吁学书者要对北碑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给予重视和借鉴取法,“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南北书派论》)。在当时的帖学呈现出盛极而衰的形势下,阮氏的崇碑书学论得到了有识之士认可和推广,后经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发展,碑学书法风气在晚清书坛得到了进一步普及和深入人心。
如何看待阮氏的碑学论?言恭达先生所言“虽然两篇文章总体思想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从目前来看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为,在书法风格史上南北之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决不能做简单的比较。”此论极为辩证而中肯,于当下的学书者而言,要与“古人为徒”,走入经典,但更要勤于思考,学会选择,懂得放弃。刘熙载在《书概》中品评了大量的碑刻书法,并对北碑南帖进行了比较分析,说:“余谓北碑固长短互见,不容相掩,然所长已不可胜学矣。”指出二者“长短互见”,北碑并非尽善尽美,“不可胜学”,要取其长化为己有,可谓善学。刘氏的观点也正是当下书坛所言的“碑帖融合”。
林散之先生可以说是当代“碑帖融合”之大成者,他用帖学的外在形式,吸收了碑版的用笔方法“以隶写草”,是清代以来碑帖交融的典范,将大草艺术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曾说:“穷到60岁后才学草书,有许多甘苦体会。没有写碑的底子,不会有成就。”林老之言很值得我们玩味三思,感悟学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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