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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可以等同于夏代吗?听听权威专家怎么说

时间:2021-04-22 05: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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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可以等同于夏代吗?听听权威专家怎么说

文/桓大司马

上个月大司马参加了新亚文化举办的二里头遗址游学活动,考古界大佬许宏老师亲自给我们讲解二里头文化的意义和地位,许老师的助手赵海涛老师则带我们下二里头考古现场,讲解考古学的常识,并且任由我们提问,可以说是一场考古的盛宴,有备而来的同学可以说收获极大,大司马结合许老师的讲座,许老师对大司马提问的解答,以及大司马自己的一些思考,写一篇文章介绍下二里头。

许宏老师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也是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许老师著作等身,除了五卷本的《二里头》等大部头学术著作外,还出过《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影响很大的通俗性书籍,在考古学普及上先行一步,后两本大司马已经拜读完毕,强力推荐,对考古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看这两本书来入门。

现实中的许老师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学品正大,不为时论所摇,说话还幽默风趣,也很“潮”,听他的讲座实在是一种享受。另外,许老师文武双全,不光坐而论道,自己也是考古现场的挖掘主力,而且据说能完成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令人叹服。

在讲座中,许老师最先给我们介绍的是科技发展对考古的影响。比如这些年兴起的浮选法,把遗址的土层放到浮选机的水里,水的浮力会把土层里的植被等成分自动分层,比以前手工拣选要省力和准确得多;又比如使用新兴的无人机来拍照,可以节约大量时间,也可以选择比人更多的角度,这些新技术都能够强力的推动考古学的发展。

此外,许老师还介绍了考古学与多学科交叉,共同促进的现状。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工艺美术……先后有多学科专家进驻二里头,辅助二里头的考古研究,考古队保证考古资料的准确性,而这些专家则将专业性极高的检测结果反馈给考古队。

关于二里头遗址,最热火的话题就是“二里头是不是夏朝的首都”。历史上对这个话题的争论可谓汗牛充栋,有的学者认为是夏都,有的学者认为是商都,也有的认为两者都不是,互相都不能说服。近年来考古学界对于“以证史为考古的终极目的”的做法已经开始反思,考古不一定非要把某遗址严丝合缝的跟文献对上,而应更多的考察遗址本身表达了什么。

许老师也作此想,故而从来不简单粗暴的把二里头等同于“夏朝”,而是专注于考察二里头遗址本身。无论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朝遗址,它都在距今3800年前显示出了广域王权国家的特点,已经可以说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了。至于是不是夏朝,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也许将来也会有新的考古证据支持二里头是夏朝的观点,但是目前不可以轻率的定论,也不应成为考古的终极目标。

大司马数年前拍摄纪录片时对人类学和新石器时代有所接触(该纪录片未能拍摄完成),此后也一直关注,不过因为对于资料来源鉴别力有限,也被一些资料带过节奏,深为所苦。许老师知道我的烦恼后,推荐了新书《中国考古学》,这本书是斯坦福大学的刘莉和社科院的陈星灿合著,是最新的对中国上古时代的全景式描绘,读完获益匪浅,大司马在此强烈推荐。

据大司马的对比,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文化时代出现了初级的艺术品、大型公共建筑和礼仪中心、成规模的农业,社会发展水平大约能与九千年前的两河流域持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6500年前~4000年前)的时代,也被许老师称为文明时代之前满天星斗格局的“邦国时代”。

“仰韶时代”的提法是以中原的仰韶文化概括整个时代,“龙山时代”则是以中原、晋陕和山东的龙山文化来概括整个时代,实则在“仰韶-龙山”的两千多年中,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晋陕地区的石峁文化、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均获得极大发展,各文化圈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成果。

不过,到了公元前二千纪也就是四千年前,因为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及应对不当等原因,中原周边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全部陷入了衰落,农业产量降低,聚落变小或被放弃,艺术品变粗糙,有些地方甚至从农业变成了牧业乃至狩猎采集。而处于各文化圈交汇处的中原地区,则因为频繁的战争推动了政治组织的发展,以及得益于与周边各文化的大量交流,最终破茧而出,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个广域王权国家的中心就是二里头遗址。这一段历史在许老师的著作《何以中国》中也有论及。

关于中国文明的形成,有几种网络流行的观点是错误的,大司马在这里一并谈一下。

第一种观点是,因为中国文明的产生受到内亚(内陆亚洲、中央亚洲)的巨大影响,所以靠近内亚的西部地区比远离内亚的东部地区发达,西部是文明的源泉,东部是一无是处的“大阑尾”,之后进而推出秦国代表了先进文明(因为靠近内亚),山东六国文明不及秦国的奇特观点。

中国文明的产生当然是受到经西亚两河流域到内亚很大的影响,不过在气候温暖的4000年以前,内亚文明的输入不一定要走河西走廊,也可以走后来的草原丝绸之路(当时还是温带森林)到达东部,也就是说内亚文明可以越过关中,直接从河套到山西,从燕山到华北,与当地文化融合。

考古资料也证明,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乃至山东龙山文化、江南的良渚文化、江汉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都是非常发达的文化,水平长期在西部之上。若以季风影响的区域划线(见下图),东方季风区率先催生了复杂的文化,西北干旱区的文化则始终相对简单。

许老师对东亚气候区域的划分

许老师谈到,山东海岱地区、长江中游江汉地区、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史前文化相当发达,具体表现在东部地区陶器的用途分得很清楚,各领域有专用器,西部地区则长期一器多用;东部地区的陶器技术明显在西部之上,如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是中国史前陶器技术的顶峰,陶器的造型艺术也比西部丰富多样;东部地区的玉器高度发达,从红山到良渚也非西部可比;东部地区的城寨等设施也远胜于西部;山东海岱地区最先催生了礼制,如焦家遗址的陶器等级排列,还有棺椁套葬等,均为西部地区所无。

东部地区的本土文化发展到相当高度后,反过来影响了中原地区,虽然在距今4000年前,东部地区的史前文化陷入全面衰落,但在中原的史前文化中留下了显著影响。距今4000年以后,随着内亚文化的再度东传,富含东部文化因子的中原在内亚青铜技术的推动之下,终于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在二里头的陶器展馆中,大司马发现二里头陶器的早期陶爵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鸟形陶鬶颇为相似,就此向许老师提问,许老师肯定爵的器型是山东的鸟形陶鬶演变而来,并且在后来的讲座中引美国汉学家吉德炜的评断:“东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后来中原青铜时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

二里头文化的陶爵

山东龙山文化的鸟形陶鬶

对于中国文明出现的过程,许老师将之概括为三部曲:“东方先亮,西风东渐,月明星稀”。东部沿海率先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加上内亚青铜文化的东传,最终在中原催生了远胜于周边的二里头文化,形成“月明星稀”的格局,二里头文化又迅速将其文化特征扩散到中国各地,并且通过先进的文化成为中国的中心。

第二种观点是,中国古代夯土筑城是筑城技术低下的产物,后来的砖木建筑技术也远不及欧洲的石建筑,中国从古到今就是文明洼地,一无是处。

其实,中国上古时代的城墙并不止土城一种,在黄河以北,有以石峁文化为代表的石城;在长江流域,则有四川宝墩文化、江汉石家河文化、江南良渚文化用堤坝围成的水城;只是在中原和山东是以土城为主,但这是因为黄土的直立性较好,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缺乏筑石城的技术。后世石建筑未能成为主流,也是因为森林茂密导致中国先选择了砖木建筑,而将石料用于修墓,使石建筑与死亡、阴气划上等号,因而未能大兴。

对于中西古文明的对比,应该建立在仔细研究之后的实证基础上,不能够不分青红皂白的“理念先行”,更不宜用夸张和漫画式的渲染来带节奏,不如的地方要勇于承认,但自身的成就也不能妄自菲薄。

第三种观点是,上古时代的中国发现了不少黑人、白人的遗骨,所以中国文明是内亚乃至西亚、非洲人殖民形成的殖民政权。

许老师也提到,上古时代中国的国际化程度远比秦汉以后要高,在气候温暖的时代,河西走廊和日后的草原商路都是便于行走的通途,不像后世气温降低导致环境恶化以后那样难走,中国的地理闭塞程度不及后世,黑人、白人通过河西走廊或者草原商路来到中国都不足为奇。

大司马以为,“民族”这个概念本来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上古时代不同区域的人群流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在上古时代形成民族认同之前,哪里有什么华夏人、中国人、外国人之分,就是两三万年前中国的土著,不也是非洲迁徙来智人?

一波又一波来到中国的智人共同催生了中国文明,然后无论来自何处,来自何时,商周时代大家逐渐确立了对华夏、中国的民族认同,至秦汉华夏民族初步形成,这之后才能勉强从民族角度谈问题。但那之后民族的含义又经过了多次变化,真正的民族主义也只是近代才产生的一种思潮而已,用“民族”的框架来解读中国历史必须慎之又慎。

在《何以中国》一书中,许老师详谈了二里头文化产生的前夜,泛西北文化系统(晋陕高原各龙山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泛东方文化系统(海岱龙山文化)、南方文化系统(主要是石家河文化)在中原地区交汇的情况。此后二里头文化在各区域文化的高度交流中诞生。

二里头文化的成就是惊人的,有最早的城市干道网和双轮车辙;有最早的中轴线、多进院落宫殿,影响一直持续到日后的紫禁城;有最早的工城,即用围墙围起来的官营作坊区,包括青铜器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有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还有十分精美的绿松石龙,显示了各史前部落图腾的融合。

许老师亲手发掘的绿松石龙

许老师的讲座结束后,二里头工作队的副队长赵海涛老师带我们进入二里头遗址,讲解考古现场的知识。我们的运气非常好,一般来说史前考古的遗址在做完预定的研究之后会用土回填掉,以免遗址被风雨损坏,我们来的时候正是二里头遗址一轮研究的尾声,再迟几天就要回填了,所以我们有幸见到了1号宫殿的遗址。

在二里头遗址上,赵老师给我们讲解了认土等考古学基本技能,对于标记的柱础、高台等基址,以及被后人墓葬破坏的部分,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在我们的要求下,赵老师弄来了一把洛阳铲,娴熟的演示了一下洛阳铲的使用方法,洛阳铲的长柄和重量,使其很容易打入土中,而半月形结构则能把地底深处的土带出来,方便盗墓贼判断是否有墓。赵老师说到今天洛阳铲依然是世界同类工具中非常好用的,不愧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啊,哈哈。

赵老师是洛阳铲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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