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评价李鸿章时曾言“李少荃拼命做官”。曾国藩这番感慨，看似在总结自己学生的夙愿，实则五味杂陈。不知是在欣慰亲手调教出这样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还是在懊悔调教出一个“为升官不择手段”的恶徒。
1870年爆发天津教案，在这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李鸿章一面未露，只通过短短几封信的去来，在事件结束后就坐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一举跃到清政府权力中枢。要知道，在李鸿章之前的直隶总督可是其恩师曾国藩，之所以李鸿章有机会取代曾国藩，这里面的手段可称得上是“绵里藏针”，让人细思极恐。
世人皆知，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阴晴不变。这捉摸不透的关系里，其实也暗含着一些“特定”的规律。二者都是“儒”宗，在一定程度上李鸿章对待“恩师”的态度非常尊敬，也非常钦佩曾国藩品性和成就。
但是随着李鸿章地位的变化，从学生到幕僚，直至最后封疆大吏，李鸿章愈加在为人处世上对曾国藩的“见解”颇多，乃至不满；尤其在其个人利益上，即便遇上恩师也从不手软，甚至不讲师生情面。
李鸿章跟曾国藩的入仕之路截然不同。相比曾国藩三次会试才“赐同进士”，李鸿章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翰林，可谓风光无限。
自小就有功名心的李鸿章并不满足在翰林院凭考试成绩一点点升迁。他的梦想是拥有一座四面都是玻璃大窗的办公厅，为了现自己年轻时的豪言壮语“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恐怕李鸿章也不知，这句“三千里外欲封侯”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真的在千里之外就当上了直隶总督。
在清代官场，从中进士供职翰林院开始，到成为一方封疆大吏，这个过程大概要三十年，而且是畅通无阻的情况下。
天下武功皆需三九苦练，唯“葵花宝典”可做捷径。当官升迁自然也有捷径，而且跟“葵花宝典”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挥刀”。想要破格晋升，最快的方法就是有“战功”，如曾国藩的朋友江忠源，就因赶上了太平军暴乱，数年之内就从一个小举人升至巡抚。这种重利诱惑下，官瘾极大的李鸿章是不愿放过任何机会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李鸿章从想通过战功升官，到当上最高级的封疆大吏直隶总督，第一步和最后一步，都是靠“坑人”来的，而且都是通过奏章坑人，坑的都是熟人。
李鸿章见到太平军暴乱，就想回安徽办团练，可小翰林“人微言轻”，没有机会上达天听，所以就“坑”自己朋友吕贤基下水。吕贤基是工部侍郎，二人同乡，李鸿章时常替吕贤基写奏折，毕竟李鸿章的奏折水平在清朝是超一流的，只有老师曾国藩可与之比肩。
李鸿章为立功，开始怂恿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吕贤基答应李鸿章上奏询问，于是就让李鸿章草拟奏折。李鸿章写完之后，吕贤基已经睡了，只能第二天送到吕贤基府上。吕贤基忙着上朝无暇审查，就糊里糊涂的送了上去。
吕贤基的本意是替李鸿章询问，而自己并不想放弃在京城的小地主生活。结果李鸿章在奏折里说了一些八旗绿营无能的话，咸丰皇帝看完之后大为恼怒，直言让吕贤基“滚回”安徽办团练给八旗绿营长长见识。吕贤基欲哭无泪，说此奏折是李鸿章所写，咸丰听完之后只淡淡说了一句：那就让李鸿章跟你一起滚回去。
办团练本是咸丰喜闻乐见的好事儿，毕竟朝廷不给钱粮，谁愿意做炮灰谁就去，正愁没人。办团练在别人眼里是件甩都甩不掉的苦差事。只有李鸿章把这个“机会”当做宝贝一样，生怕咸丰拒绝，于是才写了八旗绿营坏话，也就顺路坑哭了吕贤基。
当然，最后二人回安徽办团练被太平军打的屁滚尿流，走投无门才入曾国藩幕府。在曾国藩幕府学尽本事之后，又借着曾国藩的人才、势力和粮饷，回到安徽操办淮军。
这也就有了今天要说的：李鸿章借“天津教案”一事，坑害恩师曾国藩，坐上直隶总督宝座。
晚清是多事之秋，烽烟四起，像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这样能文能武的肱股之臣，必然会席不暇暖。
此时，往往也是获得晋升的最大良机，尤其像李鸿章这样已经成为一方封疆大吏人，想做到顶级封疆大吏，机会甚少。而这次不多见的机遇，李鸿章抓的非常稳，也非常关键，虽行为不值得提倡，但是嗅觉和城府却令人钦佩。
1870年6月，也就是同治九年。天津发生了民众火烧教堂、打死法国领事的“天津教案”。一时间，天津局势紧张，英法公使集结天津海面军舰，并且气势汹汹的去找曾国藩谈判，清政府紧张万分，也想调兵备战。
在外征战有两人，一是左宗棠，一是李鸿章。左宗棠坐断西北，战事紧张，李鸿章之前就奉命领率领淮军去支援左宗棠。
李鸿章这一路行军，拖拖拉拉进程缓慢。因其与左宗棠素来不和，都是心高气傲之人，积怨已久，左宗棠又不允许他人染指西北，所以李鸿章有些进退两难，拖了小半年才动身。
动身后不久，朝廷突来的一道密令“救了”李鸿章，同治帝让李鸿章“移缓就急”，不必去支援左宗棠西北战事，先调兵来近畿（ji）一带，也就是京城附近驻扎，保卫京津安全。
与朝廷调令接踵而来的还有一封信，是曾国藩所写。曾国藩询问李鸿章对天津教案的看法，李鸿章给曾国藩的建议就是“守”，能花钱解决的事儿绝不打仗。
而且对曾国藩一再强调：此时彼直我诎，彼是我非。
李鸿章的意思就是，天津教案这件事儿，外国人占理，我们只能认错。如果有百姓反抗，就要严刑惩罚，有官员不满意，也要“酌予惩处”。
从这其中不难看出，李鸿章不愿打仗。
事情必须要解决，给钱也行，一官抵一官、惩处案件主要涉案人员也可。
李鸿章为何不愿打仗呢？因为他输不起。在这一点上他打了小算盘，没跟恩师曾国藩说实话。李鸿章在个人利益上看的很重，此次班师回朝主要是为了避免和左宗棠起摩擦，也解京津之急。
但如果和英法联军打起来的话，李鸿章是最吃亏的。
湘军在两江地区，楚军在西北地区。李鸿章的淮军去守卫京津地区，如果打起来，受损的就是淮军，即便打赢了，淮军也实力大减，对李鸿章的影响会非常大，毕竟晚清朝堂的话语权看的不是官位，而是军事实力。
如果打不赢，淮军就没了，李鸿章也会从地主变成贫农。不但会被撸官，甚至会战死沙场。李鸿章深知其中风险，早从上海时就常跟洋人打交道、买卖军火时，就对英法联军的实力非常清楚。打起来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力求“议和”，反正要钱是清政府给，要抓人也挨不着自己。
以曾国藩的脾气，向来讲究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对这些事儿自然不会软弱，对此事的态度就是“无束手受制之理”。但是曾国藩与洋人交道甚少，所以要询问李鸿章的意见，听完李鸿章说的话，曾国藩的态度是：尽情尽理后，再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
曾国藩的想法是好的，可哪知“好学生”李鸿章却耍心眼之建议。
当然，“和议”肯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李鸿章了解天津知府张光藻，这个人名声非常好，如果因此事治他的罪，“一官抵一官”势必会遭到天津百姓和文人的舆论反抗。所以李鸿章还交代曾国藩“诚恐下狱未足了事，吾师必与总署设法维持”。
如果把张光藻下狱有人鸣冤，老师你的有所准备啊。
至于李鸿章另所交代的“痞子手段”，不过是吓唬洋鬼子罢了，而且也只能用在以前。用在天津的英法联军上，不过只是一句“口号”罢。毕竟就在不久后的几年，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与日本“和议”时，“痞子手段”也只是在无奈时的一句口号，狐假虎威而已。
此时的曾国藩，俨然成为学生李鸿章的枪杆子。而此时的李鸿章，却向朝廷表达另一种态度——“坚决不让”。
李鸿章是一个非常会写文章的人，在同一件事儿上，李鸿章给曾国藩和朝廷的传信中，虽表述的同一种意思，但是语言上的使用上却大有不同，给人呈现两种感觉。
给曾国藩，自然说的要委婉，毕竟曾国藩是自己的盾牌，如果盾漏了，那只能让淮军顶上去，这是他不愿看到的，所以写信时以解决问题为主，不让曾国藩莽撞。
而给朝廷的奏折中，不但说到自己对外国人早有防范，有先见之明，也在无意中暗示清政府此事“理亏”，不能莽撞，要讲道理。为了宽慰清政府，李鸿章说：我在苏州上海时常跟洋人打交道，对洋人的实力很清楚，洋人船炮很厉害，但是我国陆路野战强。所以咋们可以讲道理，但也决不能纵容外国人的这种做法。我的军队不是没有实力与之一战，只要大清需要，我们就上。
这话说的简直太巧妙，曾国藩以谨小慎微著称，自然喜欢听到稳妥的建议。而清政府“要脸面”，就喜欢听臣子说大清实力不弱。——虽然我们水军不行，但是我们陆军强。
清政府哪曾想，天津港上都是英法战舰，而中国现代化水师还没操办起来，仅有的一点水师也在两江地区，伸长爪子都够不着英法战舰。英法战舰如要进攻，那天津一定是守不住的。天津守不住，就相当于在清政府脖子上架了一把刀，随时都有可能直取皇宫。
可清政府就爱听李鸿章这种表忠心的话，尤其是慈禧，听完之后很高兴，睡得很踏实。
李鸿章一路北上，而曾国藩自然拖不到李鸿章的援兵到来，只能尽量“和议”，最后清政府被七国公使逼上门，被迫无奈只能接受对方要求。
清政府被七国公使吓得有点严重，于是在“和议”之后急忙通知李鸿章不要再北上，千万不要透露了行军的消息，怕七国公使听到调兵消息后反悔“和议”。（若调兵信息早为洋人窥破，必致又生疑忌）
李鸿章一看到这个密谕直嘬牙花子，“和议”结束了？那岂不是又要我带兵去找左宗棠？这可怎么办。
李鸿章一拍大腿，又一张绝妙好折涌上心头。急忙写奏折劝阻清政府：我带兵去直隶，是有备而往，这次之所以能顺利议和，全是因为遍布天下的洋人早已知晓了我大规模调兵北上的消息，他们议和是因为看到我调兵后就怕了，所以才没有提更加过分的要求。
臣奉命带兵赴直，何可仍以无备而往？即使调兵信息各处传闻，为洋人窥破，或转因其疑忌而中外和议可以俗称，非理要挟可以裁抑
李鸿章此句的意思就是“邀功”，意思是洋人是因为忌惮淮军才只“议和”，没有要求割地赔款。
不得不说李鸿章写奏折写的非常“精妙”，清政府下诏说：你别来，别暴露调兵消息，万一外国人听到这事儿生气反悔怎么办。
看清政府被吓破胆，李鸿章顺势而谈：没关系，我有备而来，而且如此大规模调兵遣将，外国人早就听说了，很害怕，所以才肯无条件议和。
把不利条件转化为利己条件，这是李鸿章的聪明之处。一共给清朝两道奏折，均是此类套路，难怪在此事之后，李鸿章在大清朝的地位一直居高不下，这跟其会写奏折绝对是有关系的。
清朝两大奏折大家，一是老师曾国藩，一是学生李鸿章，这二人写奏折均是能扭曲是非黑白的人，一纸一笔能杀人于无形。
这不，李鸿章就天津教案一事，在写奏折的水平上，完美演绎“谢师礼”，亲手用笔杆子在千里之外就把老师推下火坑，取而代之。
这一折背后，李鸿章个人利益牵扯非常之大。上折不但给自己“表功”，而且还强调必须要守卫京畿要地，这也是在清政府“表忠”，说明自己不怕洋人。当然，更多是因为已经得知外国人和议，无后顾之忧。依照他对外国人的了解，和议之后是不会生变的，毕竟有“万国公法”管束，所以才敢放言进军北上。
这样一来，自己伟岸的身影很明显在清政府心中树立起来了。再者，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此时停留在原地驻扎，那这一趟两万人马的星火兼程就白忙活了，好处捞不着不说，还要奔往西北看左宗棠的脸色，这对李鸿章说才是“难事”。
李鸿章这一折，虽然牵扯自己的利益，但是对自己的利益只字未提，全篇说的都是朝廷利益，这显然是慈禧想要看到的。而且慈禧听到李鸿章要进军，自然也就不会阻拦，毕竟京畿地区无人守卫，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湘军实力削减之后兵力只够守卫两江，唯独剩下淮军可倚靠。
且经七国公使一吓唬，清政府给李鸿章的奏折中明显暴露胆子软弱，所以李鸿章说调兵过来壮胆，清政府也就默许。然后又听李鸿章奏折中对洋人知之甚深，又不惧怕，所以李鸿章的地位在慈禧心中绝对会有所提高。
而曾国藩确是最可怜的，在天津教案中，和谈只是听取了李鸿章的建议，而且具体方案也是李鸿章策划，清政府确定，曾国藩只不过就是出面解决事情而已。
曾国藩既然出面解决，那就要解决利索。李鸿章说用官命抵官命，清政府默被吓的同意，由曾国藩来执行，最后共抓20人，杀16人，4名缓刑。
民众看不到奏折信札，不知事情内因，只知此事由曾国藩经办，便举国痛骂，千夫所指。其实更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民众不敢骂清政府，因此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要归结于清政府软弱无能，李鸿章以“对方有理”为借口也主张软弱。
不过，外人不知李鸿章参与此事，又不敢骂清政府，所以曾国藩就成了替罪羊，民众只能怒斥曾国藩泄愤。
而清政府自然也知道此事会引起部分舆论，所以直接裁撤曾国藩直隶总督之职，籍此推卸责任。
去曾国藩而代之的就是这次除了赶路就是写信出谋划策的李鸿章，同样的一件事，用一套话术教曾国藩软弱，坑了曾国藩；用另一套告诉大清“没关系，有我”，要坚强起来，为自己表功。
李鸿章的这一做法确实吃准了清政府，亦或说慈禧。清政府随着近年来“外交”频繁，特需要一个能忠心护主又懂得维护慈禧利益的人。曾国藩只适合平内乱，现在年事已高，对外交已经毫无用处，遂让李鸿章取而代之。
直隶总督是李鸿章的转折点，这说明自己的地位或者写奏折的水平，已经完全超越曾国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至于其写给曾国藩和写给清政府的“两套话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深谙“厚黑”本质。
曾国藩说：李少荃拼命做官。现在看来是褒是贬？
后来曾国藩给坐上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写了一个“诚”字作为训诫。
至于其中含义，就又耐人寻味了。对洋人“诚”，还是对自己人“诚”？
当然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
因为第二年曾国藩就去世了，而李鸿章也遂了年少时许下的愿“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成了晚清“第一重臣”。
历史，终究只是历史；人心，自古都是人心。
如果觉得《天津教案中李鸿章深谙厚黑之道 为做直隶总督“坑害”曾国藩！》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