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小伙子,经常反复问我:“为什么要给我用这个药?”、“你确定我是这个病?”、“这个指标,怎么还是偏高啊?”,有一回,我无意中看到他在一遍遍地仔细读着药品说明书。又有一回,他竟然捧着一本药典来问:“这种药会引起畸形,你为什么要给我用?”
他的不信任,使医生的治疗变得不顺手了。有一回,主治医生说:“他身体虚弱,给他吊点营养液吧。”主任却建议,只把基础治疗做好就行了。
社会学家 Marie Haug 发现,年轻人往往对医生提供治疗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他们了解医学知识,不把医生看成权威,更主动地参与医疗过程。他们希望对治疗行使选择权,并对结果抱有很高的期待。但由于有些病人过分焦虑敏感,阻碍了医生的工作,反而影响了疾病的治疗。
对于这种质疑,我不会把它与“信任”摆在一起。这就像叛逆期的孩子和母亲吵了一架,完全没有必要怀疑母子的感情。但我的那次经历,“信任”duang 地碎了一地。
我刚上临床不久,接手了一个心梗的老汉。他住进病房后,总是一副怀疑的神情。一天,护士说:“42床拒绝打针。”我问他原因,他说:“我很好,干嘛打针?”“你得的是心梗,检查的结果并不乐观,需要治疗。”我向他解释。
他却轻蔑地一笑:“医院的水多深,你会不知道?我感觉很好。”他眯着眼问:“你给我用的是什么药?”“这个是利尿药,减轻心脏负担的。别轻视你的疾病。”我尽量压低声音说。“你把话说直接点,别说不吉利的话,我很好。”他的声音在我脑中嗡嗡作响,音调越来越高。看到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我转身走出了病房。
没想到,故事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我值夜班,有一对年轻夫妇来了。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空荡荡的办公室,男的说:“我是42床的儿子,想了解些情况。”我让他俩坐下。我拿来病历,边翻看边说:“他得的是心梗,并引发了较多的胸腔积液。”那女的问:“好像你们只在观察,有采取什么措施吗?”我说:“该有的治疗都有的,比如强心、利尿、扩冠——”她打断我:“到底有没有利尿?”
我没想到,竟然会抛出来这样的怀疑。还没等我回答,男的命令道:“给我看所有的化验报告。”我坐到电脑前,打开了页面。女的突然又问:“为什么最近没复查心梗标志物?”显然,她是有一些医学基础的。
“他到底有多少胸腔积液?”男的执意要看电脑里的片子。当我指给他看时,他又问:“胸腔积液是不是比之前多了?具体增加了多少?和你们手术有关吗?”一连串专业而刁钻的问题,它们犹如连发利箭,直刺入我稚嫩善良的内心。我硬着头皮,艰难地应付,越发感到力不从心了。
我完全没意识到,那女的正在我身后,翻看着病史记录,并悄悄地掏出了手机。
“不准拍照!谁让你乱翻医院资料的?”正巧,导管室的高医生进来,撞上了这一幕,便大声呵斥,我一惊,赶紧回头看那位女子。她搪塞了几句,拉着男人匆匆溜走了。
他们走后,高医生说:“这个病人心梗发作,主任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把他的血管打通。当需要家属签字同意放支架时,却被他俩一口拒绝。可若不放,血管很容易再次堵塞,前功尽弃。主任亲自出来劝说,他们竟然质疑我们只是为了赚钱。主任回到手术台,结束手术时,丝毫没有抱怨。可我知道,为了救这个病人,他白白地吃了多少放射线啊!”
第二天,主任得知了此事,他淡淡地说:“信任能带来30%的安慰剂效应,这很重要。病人早已不信任我们了,疗效已大打折扣。干脆让他早点出院。”我问:“他病得不轻,以后肯定还会“二进宫”的吧?”主任无奈地说:“我们已经尽了责任。他不给医生机会帮他,自欺欺人,我们又能把他怎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就像是决心跳楼的人,总是拦不住的。现在,这种病人越来越多,只要他们不动手,我都能忍。”我感到心里翻山倒海般难过。不仅因为主任的这番话,也因为担忧这个病人——下次发病,哪个医生还敢收他啊?他的所作所为,伤了医生的心,但他却是在玩自己的命啊!
同事说:“有一回,我和病人谈话。无意中看到,他的手藏在桌子下面,手里竟然拿着一支录音笔。”另一个同事说:“有一次,我给病人做腰穿,缺了药。我正焦急地等着拿药时,病人家属突然冲进来,破口大骂,还又是录音又是录像的,说医生无良,拖到现在,要告医院,发布网上,让我失业......”
听后,我无言。这何必呢?
社会学家发现,病人对医生缺乏信任,与卫生服务向消费主义转移有关。越来越多的人把卫生服务简单地看做交易买卖,“病人——医生”的关系转变为了“消费者——卫生服务者”的新关系。新观念里,倾向于“顾客总是对的”,或“花了多少钱?得到了什么服务?”,使病人在医患关系中占据了更高的地位。自主选择、挑剔质疑、提高待遇等行为被视为理所当然了。
同时,医生的专业权威却被越来越多地限制。Ritzer等学者提出,医生的权力正在衰落,这意味着专业自主性下降和对病人的控制能力下降。医学事业的利润取向,从强调服务患者的理想转向了创造利润的高效性。医生的权威似乎不及以前,他们会受到病人、政府、卫生服务组织更严格的审查。来自消费者自下而上的压力,和来自政府及商业公司自上而下的压力,医生被夹在中间,苦不堪言。
在这种背景下,不断传来质疑医生的声音,这无可厚非。况且,若病人真的能发现并纠正医生的失误,得到更好的治疗,即使医生失了权威,这又何妨?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徒劳无功”啊,甚至白白失去了30%的安慰剂疗效。
信任是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基石。可是,在当今不断异化的社会里,信任之花濒临枯萎。而医院,正是信任危机、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口。在这里,病人质疑医生,并不是新鲜事。如果闹成了医患纠纷,两败俱伤的结局显而易见。但殊不知,心照不宣的暗地里较劲,后果同样如此。
为了得到更好的疗效,病人只能选择信任医生。因为,信任是得到有效治疗的基础。它所带来的安慰剂效应,远比你想的要神奇。可即便你知晓这个事实,疗效仍有可能打折扣,因为,倘若你的心底已经铺满了怀疑的土壤,无论如何伪装,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贫瘠的土地是生长不出甘甜果实的。
这该是多么大的讽刺!它不仅仅是病人的无奈,也是社会的悲哀!
也许,当医患之间重新绽放出信任之花时,社会便健康了,大家也都好了。
作者:上海某三甲医院医生 转载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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