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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古以来商人就被置于四民（士、农、工、商）之末，被人轻视。
《论语》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更是广为人知。宋代理学更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义利之辨”，认为真正的君子都讳言“利”，甚至耻言“利”。
朱熹曾经说，在外边“用计用数”，就算“立得功业”，也只是“人欲之私”，跟圣贤事业“天地悬隔”，没法相比。商人也由此被社会鄙弃。
实际上，这种做法是维护农业立国的一种策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多跟天灾人祸、农业歉收、饥民造反有关，重本（“农”）自然就要轻末（“商”）。
当然，从文化的角度讲，这也是对孔子和《论语》的曲解。
其实，孔子从不讳言“利”，甚至明确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是从个人的角度讲。
从民众的角度，孔子也曾经讲过，要庶之、富之、教之，既要藏富于民，又要教之以礼义。
当然，孔子讲富贵是有条件的。所以他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的富贵，象浮云一样没有意义，“求利”的前提是“保义”。
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这其中充满了对人性的洞察：人天生就是逐利的，根本不需要人教。但如果人人只知道逐利，又会“交相害”，所以必须更多强调对人群和谐至关重要却又容易被忽视的“义”。
从这样的角度讲，义也是一种“利”。
实际上，宋儒鄙弃“利”和逐利的商人也有现实原因。宋朝是商品贸易高度发达的社会，金钱和物质对人的腐蚀也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但因此就鄙视金钱，认为“君子财多其德损，小人财多其过增”，显然是因噎废食！
随着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义利关系有了新认识。
到了明清，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善书》就说：“财者，养生之具也，重生故重财。然财之所在而义存焉。”“财”不仅能养家，还可以用来修桥、补路、赈饥、济贫。
当然，节俭、公平守信、诚实不欺更是对商人的基本要求。
明治维新以后，被称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 的涩泽荣一写过一本《<论语>与算盘》，主张商人应该是“士魂商才”，跳出个人私利的小圈子，把士德和商业才干结合起来。
这显然是“义利合一”的现代版，也是最有借鉴意义的成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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