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看到有位艺术评论家在某专业美术报撰文称：“我们常常讲‘笔墨当随时代’，较真的人会说这个观点是错的，属于断章取义。石涛完整的那段话是‘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真正的意思是反对笔墨当随时代，想表达的是如果笔墨当随时代就会跟诗文一样，常常是一代不如一代，到后面就会像白开水一直煮，毫无味道可言了。”笔者觉得，这样来解读石涛，十有八九会冤枉了他。近些年来，书画界不断有人对石涛“笔墨当随时代”观点提出异议，甚至臆断石涛是反对“笔墨当随时代”而主张复古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来解读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他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作出这番题跋的，其本意究竟是什么？这里笔者不揣浅陋，想就此问题做一些探讨，以求走近历史真相，尊重先贤初心，促进艺术进步。
首先，从题跋文本来看。目前所见相关文献对此题跋一般这样记述：“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洒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此段题跋长期饱受争议，所得结论往往南辕北辙，莫衷一是。笔者认为，题跋之所以会长期以来龃龉不断，并非石涛语焉不详，而是后人断句出了问题。石涛这段题跋墨迹本无句读，标点乃后人所为。传本几乎屈于一尊，将“笔墨当随时代”语后标为逗号。若不假思索照此一口气读下去，很容易得出“笔墨当随时代就会一代不如一代”这种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结论来。依笔者之见，石涛这段题跋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立论，鲜明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的观点；第二层是采取“反证法”予以论证。
历史上曾有因袭古成风导致“文衰八代”之说，直至韩愈提出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强调作文“词必己出”才使文风为之一振。石涛以史为镜，提出“笔墨当随时代”观点后话锋一转，拿“犹诗文风气所转……恐无复佳矣”的前车之鉴来从反面推证“笔墨当随时代”的正确性。在石涛看来，笔墨应当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借古出新；相反，如果像“诗文风气所转”那样，一味重复古人“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是不会有出路的。题跋中“笔墨当随时代”应是肯定句，而非假设句；标点应为句号，而非逗号；最后所得“恐无复佳矣”的结论是“犹诗文风气所转”导致的，而非由“笔墨当随时代”所致。对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常为人们所忽视，然其对于文意的理解实则至关重大。“笔墨当随时代”一句一逗之间，足以使石涛语意是非两重天！
为便于加深理解，笔者还想将此题跋与石涛同期相关题跋联系起来一并参悟解读。“笔墨当随时代”跋于1703年《赠刘石头山水册》之第二幅《河舟》上。同册第九幅《客至》则题曰：“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一出头地也……冤哉！”第十二幅《山径漫步》则跋曰：“此道见地透脱，只须放笔直扫。千岩万壑，纵目一览，望之若惊雷奔云，屯屯自起。荆、关耶？董、巨耶？倪、黄耶？沈、赵耶？谁与安名？余尝见诸诸名家，动辄仿某家、法某派。书与画，天生自有一人职掌一代之事，从何处说起？”此外，另有《狂壑晴岚图》题“掷笔大笑双目空”“吾取吾法夫何穷”“不道古人法在肘，古人之法在无偶”“天生技术谁值掌？当年李杜风人上；王杨卢骆三唐开，郊岛寒瘦标新赏”。由此可见，上述诸如“一出头地”“一人职掌一代之事”“古人之法在无偶”以及“标新赏”等提法，皆与“笔墨当随时代”观点相呼应。
其次，从石涛所处时代背景来看。石涛时代正是以清初“四王”为代表的复古派主张笔墨“随古人”的时代。他们拜倒在古人脚下，以多嗅些古人“脚气味”为荣，视创新为洪水猛兽。而以“四僧”为代表的“力主推新派”则认为笔墨不该做“古奴”，应当“随时代”借古开今。然作为“野逸派”的“四僧”并不为当时世人所重，“四王”却被推为“正宗”，导致画坛一度摹古成风，“程式化”一统天下，“恐无复佳矣”！年届花甲的石涛实在忍无可忍，愤然提出“笔墨当随时代”，对复古势力当头棒喝。若说石涛写下这段题跋是为了反对“笔墨当随时代”而主张“随古人”，难道他是挺身给“四王”站台？！
再次，从石涛一贯艺术追求实践来看。石涛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艺术家？其笔墨究竟是在“随古”还是在“求新”？他有那么多画作摆在那，人们自可从中寻找答案。石涛是一个头上长着“反骨”的人，艺术上有与古人一比高下的大志，历史之刀早就在石涛艺术上刻下两个鲜明大字：一是“变”，一是“我”。石涛艺术渴求塑造自我，不屑重复古人，其艺术理念深刻体现在他的画论中，如“一画论”“搜尽奇峰打草稿”“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等。石涛认为，“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他一扫倪瓒一路“平平淡淡”，以“万点恶墨，恼杀米颠；几丝柔痕，笑倒北苑”。石涛不负时代，不辱使命，勇于担当，以其独特艺术成就惊艳史册，以其终生艺术实践为“笔墨当随时代”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最后，从笔墨发展规律来看。笔墨从哪里来？洪荒时代，本无笔墨。笔墨发展成今天的面目不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代代人一笔笔“随时代”积淀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尚无“山水画”之说。隋代展子虔将一幅《游春图》推给世人，始创具有独立意义的山水画。隋唐时代，山水画有勾无皴或粗笔简皴，五代后的荆、关、董、巨相继创出了种种皴擦点染之法。宋人赓续古法、锐意出新，将山水画推向了历史高峰，更有《清明上河图》成为“笔墨当随时代”的绝好例证。元人高举文人画大旗，闯出了一片新天地。明清仅“四僧”“八怪”出奇制胜，便足以闪射时代异彩。现代以来，张大千之泼墨、张仃之焦墨、傅抱石之“抱石皴”、潘天寿之“铁画银钩”、陆俨少之“陆家山水”、黄宾虹之“五笔”“七墨”、李可染之对“黑”与“光”的尝试、吴昌硕之以书入画及齐白石之虾蟹草虫，皆于前人笔墨语言上生发新意。
一部笔墨史就是一部时代进步史。时代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笔墨应“随时代”不断借古出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人烙下一代人的印记。一潭死水、一成不变，笔墨则不会有未来。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强调笔墨只有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方能生生不息，这是对规律的洞悉和敬畏。
比石涛出生稍晚些的清代文学家赵翼有诗句云：“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赵翼发此感慨，或是曾受同时代人石涛的影响；或是纯属巧合，彼此心有灵犀。将其诗句引来，也许对我们理解石涛“笔墨当随时代”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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