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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秋天，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施工工地，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唐代窖藏，其内容的丰富和精美十分罕见。因此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何家村遗宝。时隔三十四年，何家村遗宝仍有无数未解之谜。
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批遗宝是由唐代租庸使刘震在泾原兵变时埋藏的。但是，以刘震的身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这样贵重的财宝，那么，它们的主人如果不是刘震又会是谁呢？
首先从何家村遗宝的构成来进行分析，它出土了大量的钱币，共有466枚之多。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这枚被称为“即墨之法化”的刀币，“即墨”是春秋时的齐国都邑，“法化”就是法定的货币。
单听名称就知道它来自春秋时的齐国。而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唐代的“开元通宝”，时间跨度达千余年。
不仅有西域的“高昌吉利”，还有前凉的“梁造新泉”，它们都是罕见的稀世珍宝。此外，还包括日本的“和同开宝”，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外国古币，空间跨度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
这些数量繁多，种类丰富，而且成系统，有目的拣选出来的钱币，它们的主人会不会是一位钱币收藏家？
何家村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因为它大量的东西有更加贵重的东西，像金银器还有少量的玉器，玉器里面的玉带，玉带挎，那不是一般民间的收藏钱币的人能够收藏得到的东西。”
民间难以收藏到的还有这些专门为宫廷赏赐、娱乐而制造的金开元和银开元。421枚银开元，是出土最多的一次。
30枚金开元，则是目前考古史上惟一的发现。唐代诗人张祜的诗句“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写的就是玄宗皇帝在皇宫的承天门楼上陈乐设宴，招待臣子时，向楼下抛撒金钱，百官争相捡拾的热闹喜庆场面。
从这些金开元、银开元的表面痕迹来看，它们从未使用过。这是否说明它们的拥有者不仅仅是喜好收藏钱币，而且还有权力、有条件铸造钱币？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成组成套的药具和大量药物出土，这些药物在唐代均为名贵药物，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药具中有贮藏药物的罐、盒、鼎，煎药的锅、铛、铫等，还有几件被称作石榴罐的纯银器皿，它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育成：“在炼丹的当中，石榴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一种应该说是必需的一种用品。除此之外，那些像大粒光明砂，包括那些钟乳石等等这些我个人认为都是作为炼丹的药物来使用的。”
难道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一位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人吗？
遗宝中与道教关系密切的还有十二条金走龙。有专家认为，走龙是道士为信徒举行重大仪式时，用来向东南西北及天地六方之神表达诚意，祈求长生不老的信物，摆放时龙头就朝着它要指向的那方神灵。走龙有金、银、铜、铁等不同的质地，金龙的级别最高,只有地位最为尊贵的信徒才可能使用。
它是否暗示着这批遗宝的主人是一位精通道术的尊貴人物？而何家村遗宝出土的地方就是一处道观的遗址呢？
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上有大量的墨书题记，它们记录了包括存放物品的名称、重量、数量，物品的使用方法和来源，以及金银器自身的重量等，内容详尽，仔细认真。
唐·“大粒光明砂”银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件大粒光明砂银盒，它的盒盖里、外都有墨书题记，分别记录了7种物品的数量和重量，另有一些带墨书的器皿，明显属于一组，入库时统一称重并墨书标出，经核对丝毫不差。
如果私人财物没有必要做如此详实的记录。墨书题记应该是在收藏入库时登记称重留下的笔迹。这些器物出土时，墨书题记都非常清晰，说明它们自入库登记后再没有被使用过。同时还说明对这些器物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
何家村遗宝中共出土了十副玉带挎，除了这副来自西域骨咄国之外，其余大多来自同为西域的于阗（tián）国。于阗自古以产美玉著称，于阗玉深得唐代皇室贵族所喜爱。
除了于阗国主动前来贡献外，唐代朝廷还会亲派使节前去求取。唐太宗曾派内官朱如玉一次就从于阗带回玉器数百件，其中仅玉带挎就达三百具。
带挎是装饰在腰带上的佩饰，这种佩饰可以有玉、犀、金、银、鍮石、铜、铁等多种材质，唐高宗时规定，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才能使用玉挎制作的腰带。因此玉带成为唐人服带的最高等级。
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究竟是谁？
鸳鸯莲瓣纹金碗
他拥有许多高等级，只有宫廷手工作坊才能制作出的玉带挎；他尊崇道教，喜服丹药，拥有最尊贵的信徒才能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小金龙；他喜好收藏钱币，并且有权力和条件铸造钱币；他拥有的大批财宝上题有墨书，这是在登记入库时才可能留下的记录。
种种迹象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皇室。如果它们属于皇室拥有，还有一个疑惑困扰着我们。
何家村遗宝中有一部分金银器皿，虽然制作精美，但从纹饰上看尚未完工，这件孔雀纹银方盒，正面对称的两只孔雀相比较，左边的腹部还未錾刻出羽毛，脚下踩着的莲蓬也没有孔眼。
这几件鎏金小银盒，盖面上仅仅刻画出起稿线，而且起稿线细如发丝，离纹饰加工的最终完成还有许多道工序。这些银饼、银铤、银板，上面有明显的切削痕迹，似乎是作为原材料使用的。这是否表明，它们来自一处金银作坊？
专家们认为，当时地方或民间不可能有如此高水平、大规模的金银作坊出现。
何家村遗宝中为什么会出现未完成品，至今没有更明确的答案，但专家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这些精美的金银器大多数应是由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供皇室使用的。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这件何家村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它的造型和莲瓣装饰采用锤揲工艺制造而成，然后用錾刻的手法在莲瓣内錾出各种动物与飞禽。凸凹起伏的莲瓣使器物宛如盛开的花朵。
它是一件重达391克的纯金制品，黄金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贵重的金属，这样豪华精致的制作，不仅表达了唐代最优秀艺术家的审美情趣，也凝聚了顶级工匠的才华智慧。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金制器皿，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金盏和金杯。是至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器皿。它们是采用范铸工艺制造的。范铸源于青铜铸造技术，青铜古老而成熟的工艺对金银器的加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金银器制造使用范铸法的缺点是很难造出薄胎器物，胎体厚重浪费材料。但唐代早期金银器多为皇家贵戚使用，制造时追求宏大华美，不计成本，因此用范铸法制造的金银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何家村出土的大多数金银器，在制作工艺上已呈现出许多让今人都十分惊奇的新创造。
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锤揲和錾刻技术的成熟应用。锤揲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的特点，将金银片放在模具上反复锤打成型，然后进行錾刻。
錾刻是通过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錾子，用小锤击打，在器物表面形成各种花纹图案，达到装饰效果。用锤揲和錾刻技术制造的金银器皿器形轻巧，花纹精美细致。
錾花摩羯纹海棠形金杯
在荀子的《劝学篇》里有一句名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就是指这种加工工艺，它采用透雕的办法把金属片镂空，使里边的香料通过镂空结构散发出来，造成香烟袅袅升起的效果，从设计到工艺，都达到最高水平。
除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的这些金银器之外，何家村出土的器物中是否还有其他来源呢？遗宝中有一只底部刻有“进”字的银碗。
在唐代，特别是唐后期，地方进奉财物渐成风气。每年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日，地方官都争相进奉财物以示孝忠。而每有进奉，这些器物上往往要刻上一个“进”字。
考古学家在对何家村遗宝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这批遗宝中有些是由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而何家村出土的兽首玛瑙杯、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等古代东、西方艺术珍品，是由外国使节和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带到长安，进献给朝廷的贡品。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唐代壁画《客使图》，有专家认为，这幅壁画上的客人分别来自日本、罗马和波斯。而何家村出土的外国钱币也恰好来自这三个国家，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唐代都城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已经非常繁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长安城曾有过的辉煌盛况。
随着大批被称为“胡人”的西方客人云集长安，他们带来了多彩多姿的异域文化，各民族的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不分彼此。
在唐代的皇室贵族中，“胡化之风”十分盛行，一切外来新鲜的事物，都成为他们喜好的对象，何家村遗宝中大量外来器物和外来器物仿制品正是这种社会时尚的反映。
何家村遗宝中，有唐代中央官府手工作坊为皇室制作的金银器和玉器，有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贡品，有外国使节和商人进献给朝廷的宝物。
这些不同来源的珍宝，不仅代表了唐代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丝绸之路”畅通时的燕婉热闹，见证了开放的唐代对外交往的频繁和强盛。
金怪兽
有考古学家推测，与何家村遗宝埋藏地点和埋藏年代相吻合的唐代租庸使刘震，是当时最有可能接触这批财宝的朝廷官员。
在大规模战乱发生时，是他将这些皇室拥有的财宝埋藏起来。也正是他的这次埋藏，为我们留下了这批遗宝，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无法解开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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