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文 | 朱谦之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
《周易》是古代的卜筮书，从其性质来看，和甲骨卜辞同起源于占卜，应用也同在于占卜，虽然两者体制不同，就内容来说，范围也不相同，但无疑都是卜筮者流所做的。即因《易》是一部卜筮书，所以秦焚诗书而《易》独以卜筮书保存下来；也即因其为一部卜筮书，可以附会解释，所以到了濡家手里，便拾他添上了许多道德政治和哲学的解释，如“彖辞”，“象辞”、“文言”，“系辞”之类，都只是儒家把原有的《易》加以发挥，《易》变成中国哲学胚胎的书，而且变成最早保有辩证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的书了。
《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
《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一方面有人认为是儒家经典中最古最神圣的东西，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周易》既然筮六经之首，那么其中所代表的思想，也应该是居中国哲学的第一位了。但也有相反的看法，认为《周易》的形成决不能很早，而因此竟把它放在战国百家争鸣之学中讲。平心而论，《周易》作者和时代虽有问题，如云卦辞为文王作，爻辞为周公作，十翼为孔子作，证据虽均薄弱，但即使弄不清楚这些问题，仍不能否认《周易》是一部古代极有价值的代表中国人的智慧的书，何况《周易》经部的关键本在“卦辞”和“爻辞”上，就“卦爻辞”来看，《周易》很明白是西周时代的书。把它来代表西周哲学——即使“卦爻辞”只停留在最朴素的思想里——是可以的。黑格尔讲到中国哲学，他即很注意关于《易经》起源于伏羲的传说，认为完全是神话的，虚构的，无意义的，但他同时却指出：“第二件须要注意的事情是：中国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
黑格尔虽认《易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并不深入。”其所以不深入的原因，因为《易经》“从抽象过渡到物质是如何的迅速”。又《易经》“第一个符号包含着太阳与阳本身，乃是天（乾）或是弥漫一切的气。”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所以对于中国代表朴素唯物注意的《易经》中所说的“气”，不能接受，而因此也就贬低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然而我们却相反地承认《易经》具有最早的朴素唯物注意的思想，因此价值也高些。但无论如何说《易经》是中国人的智慧，这却是真的。郭沫若同志不认《易经》时代之早，却承认《易经》里有辩证法的思想。在他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中，上篇讲“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下篇即讲“易传中辩证观念之展开”。《易经》既然有早期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又有辩证的观念之展开，这就可见是一部有绝大意义的哲学书；尽管这部哲学书，追溯其来源，还是出于占卜，但占卜是一回事，哲学又是一回事。系辞很明白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在四者之中，哲学是第二项“以动者尚其变”，这已经把占筮书变样，而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了。
《易经》之成为讲变化的书，这只就易所用名词来看，便可知道，如就字义说“易蜥易也，日十二变色，取其变易”；陆佃，罗泌，吾丘衍，罗喻义均有此说，又孔颖达论易的名义，他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但在变化之外，孔颖达更相信又不易和易简之二义。刘熙《释名》谓“易一言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次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正义》本此。其实易言变易，即不应再说什么不易。俞樾在《湖楼笔谈》中驳其说道：
“
推寻其义，殊不可通。“系辞”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是简易之德，分属乾坤。易有乾坤，应题易简，去简著易，于义何属？若夫天尊地卑，乾坤有定，不易之义，亦有可言，然义取不易，而书即名易，翩其反而，抑何悠谬？若如斯言，则吉为不吉，凶为不凶。故易简之说、或者以乾包坤；不易之说，实乃以白为黑。郑君信纬，遂用其义，孔氏《正义》列之首篇，支离之淡，所未敢循。
”
《易经》本以变化为主，所以“系上”说“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系下”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系辞”虽出于孔子门人，但以“易”为讲变化的书，却是正常的。讲变化乃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忽视这一点，中国哲学就无从讲起了。
再说到“周易”这个名称，也是把变化的意义形象化了。郑玄解释《周易》说：“周易者，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贾公彦《周官》“太卜”疏云“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于四时，故名易为周易也”这本没有错，惟孔颖达《易疏》云“文王所演，故为之周易，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传》云周代以名周是也”。这本于易续之说，实不足信。《周礼》“太卜”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归藏》，均不题名夏易商易，何以《周易》独以地名为题，实不可解。而且《易》既为讲变化的，则“周易”称周、亦所以明变化的曲折路线，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丰卦”）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所谓“终则有始”；在这里“周”是周流不息之意，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古代辩证法的思想的表现。知道变化是无穷无尽的，是一阴一阳按辩证法的法则展开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周易”固非指地方而言，而《易经》哲学的发展，却也正在西周初期，所以孔颖达等的误会，也决不是偶然。
《易经》哲学何以是始于西周呢？这当然是就“卦辞”“爻辞”说，而不是就十翼说的。就十翼说，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而就“卦辞”“爻辞”说，则却可决定在西周初期，“卦爻辞”既均为筮占的筮辞，与甲卜辞同类，则其年代决不会太晚。
《易经》的作者及年代问题
据系辞传：
“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
虽不言中古是什么时候？忧患为什么事情？但另一段说：
“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
”
因此“卦爻辞”被认为文王所作。《史配·太史公自序》“西伯拘而演《周易》”；又“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又“日者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汉书·艺文志》更肯定说，“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这就是说在温网之前已有八卦，交王演之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叫做《周易》，但文王演易是否同时做了“卦爻辞”呢？如验文“爻辞”多文王后事，若“爻辞”是文王作，不应“升卦”六四有“王用亨于岐山”；（追号文王为王乃武王克殷后事）不应“明夷”六五有“箕子之明夷”？（箕子被囚为奴、乃武王观兵后事）又《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周公当放谤言的时候，也算得起是忧患极了，所以马融、陆绩、孙颖达均主张“卦辞”为文王作，“爻辞”则为周公作。其实是文王作，还是周公作，都无明文可据。《史记》称“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也不曾说作“卦爻辞”，若云“爻辞”为周公作，这也不过东汉古文家如郑兴、夏逵、马融等的异说，西汉今文家便不如此说，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最好的问题，是承认“卦爻辞”为西周初期所作，尽管不识作者为谁，但可明白的是“卦爻辞”的作者，只将商代及商周之际的故事叙述于各卦爻中。例如“帝乙归妹”两见，“高宗伐鬼方”（既济九三未济九四）亦两见，又如王亥丧牛羊于有易（大壮六五，旅上九）亦两见，可见“卦爻辞”虽著作人无考，却可决定其为西周初卜官所作的书。在周初这些“卦艾辞”当皆太卜所掌，直到孔子时代，才根据于此而加以整理发挥，成为中国珍贵之哲学遣产。“卦爻辞”决非孔子所作，但其产生则无疑是在孔子以前，是西周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尽管这种较为朴素的作品，尚不脱出占筮书性质，但就其所列六十四卦次序，及卦爻的结构，已可着出辩征法思想的萌芽了。在六十四卦中，有表示对立的，有表示矛盾的，而即在这对立和矛盾之中，说明了一阉一辟、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的阴阳变化之反复无穷的意义，只这一点，已经指示后来中国哲学以无限的发展前途。如下易卦原次序：
在上列卦中，此卦与彼卦参伍错综，便产生各种卦变之法，约略说来有三种：
（一）变易 即阳变阴，阴变阳，如乾变坤，坎变离。但也可成为旁通之卦，如需☱☰下乾上坎，下卦旁通坤，上卦旁通离，重卦旁通晋☲☷，故晋为进，需为不进，义正相反。
（二）交易 即阴交于阳，阳交于阴，如否☰☷与泰☷☰为乾☰坤☷相交，既济☵☲与未济☲☵为坎☵离☲相交之类。
（三）反易 如屯反为蒙，蒙反为屯。临☷☱下兑上坤，反易则为观☴☷，而观反易亦为临。又渐☴☶下艮上巽，反易则为归妹☳☱，而归妹反易亦为渐，以此类推。
易六十四卦，惟上经泰否与下经既济未济，兼变易反易交易三义，说见《仲氏易》。惟《仲氏易》尚有对易与移易二爻法，移易指阴阳二爻，往来上下，例如泰☷☰，四爻移为上爻，四阳往而上阴来，则为损☶☱，又如否☰☷三爻移为初爻，四阳来而初阴往则为益☴☳。推此则一爻往来移易，如蠱☶☴下巽上艮，初六易九二为，九三易六贲☶☳，九三易六四为未济☲☵，六五易上九为井☵☴，上九易初六为泰☷☰，亦可为移易之一例。对易之说，谓如上经需讼与下经晋明夷对，其说实不可通，惟易卦中非无对易，如履☰☱下兑上乾，使乾居下而兑居上，则对易为夬☱☰；豫☳☷下坤上震，使震居下而坤居上，则对易为复☷☳；临☷☱下兑上坤，使坤居下而兑居上则兑易为萃☱☷。可见对易是有的，不是如《仲氏易》所说那样罢了。（此参用《仲氏易》卷一与刘师培“说卦变”，见《经学教科书》第二册。）
由上可见《易经》是讲变化的书，而在讲变化中，还寓着民主性的精华。如易义扶阳抑阴，然而“立天之道” ，不曰阳与阴，而曰阴与阳，又云“一阴一阳之道”，又云“分阴分阳”，均阴居先而阳居后。又系辞云“列贵贱者存乎位”，那应该是拥护阶级制度了，但《易经》言位至为无定，所以说“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如果平民而有君德，也自然为利见之大人，君位岂有一定。又如易坤上乾下卦反为泰，其象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楼钥“通下情疏”认为“此皆圣人之深意”。吕振羽亦认为“否”是说乾上坤下的统治和被统治者所形成的现社会已不合理，已达到其自身否定的形势了。只有把阶极的地位变过来而达到坤上乾下的☷☰形式，才是合理的“泰”，据此他断定说“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由这样矛盾对立斗争的形势中变化出来的”。这不是说在西周初期中国已有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和很优良的古代哲学遗产吗？然而不幸的，这在早期所做成的思想系统，它的年代很早便成问题，在中国宋欧阳修有《易童子问》三卷，其下卷专言“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孔子所作，在日本则远如伊藤东涯，近如本田成之均疑作易年代，这应该怎样去解释呢？
案《论语》中关于《易》的有三段的话：
“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
”
据陆氏《释文》“述而”篇出“学易”二字注“如字，鲁论读易为亦，今从古”。因此许多人以为鲁论易字作亦，五十以学句，五十是知命之年，此时若能再学，自今以后，可以无谀云云，是谦逊语，而非谓说学易，即依鲁论“述而”全文为：
“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
不知陆氏《释文》原意，只是说鲁论“读易为亦”、古文读易为异，鲁论读易为亦，不谀，孔颖达从古读易为异，则系音读问题。如《学而》篇“传不习乎”，郑注“鲁读传为专，今从古”；《公冶长》篇崔子，郑注“鲁读崔为高，今从古。”在这里“传不习乎”不是“专不习乎”，“崔子”不是“高子”，这和读易为亦，均为音读问题，辨这一点，可见易不作亦，且“亦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乃易卦名，学易而言可以无大过，分明与易有关，把易字改为亦字，就亦字也似为衍文。其次《子路》篇“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显系孔子引“恒卦”九三“爻辞”二句，所以接着说“不占而已矣”。《易》为卜筮之书，此言“不占”证明是指《易》而言，而且是《荀子·大略》篇“善为易者不占”一说所本。
《易经》和孔子的关系，在《论语》之外尚有旁证。如《庄子· 天运》篇载孔子见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天下》篇云“其明而在度数者，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即使认此均为庄子后学所作，也不足以证明在孔子当时《易》的经部没有构成，相反地却证明了和孟子同时不久，庄子之徒已认《易》在孔子时代早巳完成了。还有就是秦汉人对孔子和《易》的关系，均无异论《史记》所述，尤为明显。如：
（一）《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为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说苑反质略与此同）
（二）《淮南子·人间训》：“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三）《说苑·谨慎篇》：“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四）《韩诗外传》：“孔子曰《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谦，不亦可乎？'故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者抑事而损者也，将盈之道，抑而损之，此谦德之于行也，顺之者吉，逆之者凶”。
（五）《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六）《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长断经》作以道义）
在这里最可注意的是《史记》。太史公世治《周易》，而所记如此，可见孔子与《易》关系，无可讳言。惟谓今传十翼皆是孔子所作，似亦成为问题。十翼内容是“上彖” 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 “序卦”九，“杂卦”十，其中“说卦”，“序卦”，“杂卦”均属后出，“文言”，“系辞”均有“子曰”，当属孔子弟子述孔子之言、孔子所作，现存的十翼中，一部分是孔子所作，一部分为孔子的后学所作，要之均与孔子之治《易》有关，孔子对于《易》的大贡献，即在把卜筮书之《易》有关，孔子对于《易》的大贡献，即在把卜筮书之《易》变为道德政治哲学书之《易》。如传孔子之学的子思，即于《易》极有心得。杭辛斋《学易笔谈》卷四“大学中庸易象”（第14-19页）与武内义雄《易与中庸之研究》（第133-135页。岩波书店版）均认《中庸》本于《大易》。如《中庸》有“庸德之行，庸言之瑾，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首二句本《易》“文言传”“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又“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亦与《易》“文言”“潜龙勿用，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用意相同。至于所传子思所作“表记”，“缁衣”，“坊记”三篇（均见《礼记》中）则所引《易》之彖辞、象辞，更为明显的征据。如“初筮吉，再三渎，渎则不告”；（“蒙卦”）“不家食吉”；（大畜卦彖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卦”上九“爻辞”）见“表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恒”九三六五“爻辞”）见“缁衣”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既济”九五“爻辞”）“不耕获，不菑畲凶”；（“无妄”六二“爻辞”）见“坊记”。《孟子》七篇引诗二十六，诗书四，引书十七、论书一，又论礼及春秋，独未言《易》，李榕村《语录》竟云“孟子竟是不曾见易”；此说似尚成问题。参看杭辛斋“孟子之易”在《学易笔谈》中。惟先秦儒家中，荀子是主张“善为易者不占”（《大略》篇）且曾论到《周易》的人，其书所引《易经》的话，如：
《非相》篇......《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
《大略》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春秋贤穆公，以其能变也。
前者所引用“坤”六四“爻辞”，后者所引为“小畜”初九“爻辞”。但他有一处也引“咸”卦“彖传”，只是没有标明出处，即《大略》篇所云：
“
《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
”
把这一段和“彖下传”比较。“咸感也，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这两段相类似的文句之中，很明白是“彖下传”的说话在先，而《荀子》在后，《荀子》未标明出处，也不过如章实斋所举孔子引“不恒其德”未尝名著《易》文同例。而且根据《荀子》本文所述《易》之“咸”，不是易经标明是出于“易传”，《易》之出世是在荀子之书以前，不是很明白的吗？
再就十翼中“说卦”、“文言”、“系辞”来说，依《史记·孔子世家》“说卦”“文言”也应该是孔子作的，却是今传“说卦”、“序卦”、“杂卦”三篇，据王充《论衡》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乃系后出。
《论衡·正说》篇......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
《隋书·经籍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
这在西汉中叶即汉宣帝时出现的“说卦”一组，虽不必尽出汉人的伪托，但其中所载的易象，显然和京房的卦气图说相合，陆德明《经典释文》于“说卦传”末注所举荀爽《九家集解》本，似“说卦传”亦有异文，其非孔子所作甚明。只有“文言”和“彖辞”相一致，如两者所共通的“时乘六龙以御天”一句，就是好例。“彖传”孔子所作，“文言传”当亦孔子弟子所记孔子之言。惟“文言”今惟乾坤二卦，其余诸卦均无，其实他卦亦有“文言传”，惟二卦所言独详，他卦与乾坤二卦原为一篇，以后错简散佚，编入“系辞传”内。“系辞传”中有解释爻辞似“文言传”的，即为他卦“文言”的错简，上下传共十八条，今各举二例如下：
“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上传）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下传）
”
元吴澄《易篡言》曾将“系辞传”引一十八节，并移入“文言传”。明湛若水《古易经训》，也指出旧本多有错简重复，如“亢龙有悔”以下十九条，乃“文言”之文，而错简散佚于“系辞”。虽然这种对于“系辞传”的整理，为马国翰所不满，认为“汨乱古经”；其实古代用简策所做的书，错简是常有的事，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即是断烂了三次编简的皮带子，所以“文言传”很可以错简入“系辞传”，“系辞传”之文，许多人疑其错乱，这都是很可能的。但无论“文言传”或“系辞传”，我认为均非孔子所自作，而为孔子弟子述孔子之言，其时代当较“彖传”、“象传”为稍后，这也是无可疑的。“文言传”与“系辞传”均有“子曰”字样，可证其非孔子亲笔，但这并不意味其中并没有孔子以前的说话；如《说苑·君道》引泄治之言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至“可不慎乎”一大断。句下并有“天地动而万物变”句，为今“系上传”所无。王伯厚《困学纪闻》谓泄冶在孔子前，而引“易大传”，疑《说苑》所记为非，刘申叔则谓孔子十翼之文，多有所承，如乾“文言”释元亨利贞与穆姜所言悉符，穆姜所言盖系易学相传之谊。“系辞”君子居室数言，也必系同代说易者所传，故泄冶引其文，孔子采其说。由此可见“文言”，“系辞”多有所本，即非孔子亲笔，然其阐发阴阳变化之理，对于古代辩证观念的展开，其贡献决不在同为孔门弟子所述的《论语》之下。而因此我们在中国哲学史里，也不应把“易传”的史料价值估计过低。中国哲学中矛盾变化的思想，起源很早，当在殷周之际，经儒家的孔子和孔子弟子而更发扬光大起来，《易经》标志了殷周之际统治阶级思想的动摇，不但告诉我们世界是在矛盾中变化，而且本于阴阳的变易，而主张变更君臣位置之革命的真理。如革卦“彖辞”云：
“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
又“井道不可不革”，（“序卦传”）“革去故也”，（“杂卦传”）这一类革命思想的发展，成为孟子所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自称万世一系的日本汉学者所最认为大逆不道的，所以历来日本汉学者，很多反对《易经》和《孟子》。写《作易年代考》的本田成之，即认“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易传”思想为“造成极不安定之现象”；称汤武革命为“其危险甚多”。他们虽不敢断定《易经》为伪书，但总想用尽曲折的方法，来贬低这一本书的史料价值，不是完全否定《易经》和孔子的关系，就是贬《易经》为卜筮书，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智慧的否定，实际乃是对于革命思想的否定，但是我们现在已不受这种殖民地意识的拘束了，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一部最初提出革命，民主思想的哲学史料的真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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