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展览,贾先生就给我讲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如远山和远水怎么画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
有一回我看到一张米元章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我这是假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心想这不是写得很好吗?后来我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了很多米元章真迹的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捕蝗帖》,才觉得它真的不行。
又如,最初见到董其昌的很多画,难以理解:明明是董其昌的落款,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跋,如《秋兴八景》等,但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毛病?比如画面的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或构图混乱,同一条河,这半是由左向右流,那半又变成由右向左流;还有的画面很潦草,甚至只画了半截。
开始,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或代笔的画手太不高明。贾老师便告诉我,这并不全是假的,而是属于文人那种随意而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大爷高乐”是《艳阳楼》戏中“拿高登”的一句戏词:“大爷您在这儿高乐呢!”———画家也常有些不顾画理,信手涂抹的“高乐”之作,特别是文人画,并没什么画理可讲。
还有些画,可能是自己起几笔草,然后让其他画手代为填补,所以画风就不统一了,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视为赝品。贾老师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
有时只我一个人到故宫看展览,这时最希望能遇到一些懂行的老先生,每当他们在议论指点时,我就凑上去,听他们说什么,有时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但都极有针对性,都使我受益匪浅。
随着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我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幅画:郭熙的《早春图》,有钤章、有题款,画法技巧纯属宋人的风格,非常难得,无疑是真品。
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仅凭画面树丛里有“范宽”两个题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也作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可见范宽是绰号,形容他度量大,不斤斤计较。试想他怎么能把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当作落款写到画面里呢?比如有人给我起外号叫“马虎”,我能把他当落款题到画上吗?
《溪山行旅图》局部,重重密林中有“范宽”二字
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落款居然是“臣范宽画”,这更没谱了,难道他敢在皇帝面前大不敬地以外号自称?这又不像戏里可以随便编,有一出包公戏,写包公见太后时称“臣包黑见驾”,这在戏里行,但在正式场合绝对不行。这都是一些原来没落款的画,后人给它妄加上的。这些观点虽然不都是贾老师亲口传授,但和他平日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贾老师和吴老师的关系很好。贾老师有一块很珍贵的墨,送给了吴老师,吴老师把他一幅类似粗笔的王石谷的画回赠给贾老师。贾老师把它挂在屋里,我还从他那里借来临摹过。实话实说,当初我虽投奔贾老师学画,但心里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老师这派的画。
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和贾老师说了,他非常大度,在一次聚会上,主动把我介绍给吴老师,并主动拜托吴老师好好带我。这事大约发生在我投贾老师门下一年多之后。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作学问,更要学作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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