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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方言研究热潮

时间：2022-03-21 11: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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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方言研究热潮

传教士为潮汕民众带来的福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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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人对潮汕文化的自觉也是在传教士们的刺激之下形式的。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中，福佬人都把自己主动定位于中原移民的后裔，“潮州人，福建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原的官员也把潮州看成是传承汉文化的一个据点，“翩翩裙屐似晋人”就是从外形上确认潮州人的属性，“海滨邹鲁是潮阳”则从精神上确认潮州人带有中原的文化血统。只有西方传教士进入潮汕之后，以他者的眼睛观察到潮州人有其独特的地方之后，潮汕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潮汕语言与中原官话不同有很大的文章可以做。

进入潮州的传教士为了传教的方便，主动躬身学习潮州话。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潮州话，他们呕心沥血地编撰字典、词典等语言学著作，几乎可以说，传教士们既是神学家，又是语言学家、文化学者。如果说唐代的韩愈是把潮州带进中原文化圈的第一人，那么近代以来的西方传教士则把潮汕直接带进世界。

在中国众多的方言区中，没有一种方言能像潮汕方言一样幸运地拥有30种以上的方言字典。编撰字典的除了本土学者，还包括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更多的是海外的潮人，即使在大陆经历文化大革命学术完全终止的年代，台湾、香港、东南亚的潮州音字典编撰工作依旧热情高涨。而第一批方言字典的编撰者却是西方传教士。

福建师范大学马重奇、马睿颍《19世纪中后叶的潮汕方言音系》比较了美国传教士早期的三种潮汕方言著作，让我们有机会窥见传教士们的学术功力。

《潮州话初级教程》（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潮州话），1841年在暹罗曼谷出版，作者磷为仁（Williams Dean 1807-1895），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精通汉语和潮州方言。作者在“前言”中说，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学习潮州方言。本书阐述潮州的地理位置及其方言与福建方言的关系和区别，探讨曼谷华人的潮州方言与暹罗语的接触及受到的影响。作者试图用罗马字标明潮州方言的正确读音，使得发音能被理解。

《汉英潮州方言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1847年由曼谷教会组织出版，1883年在上海由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出版第二版。作者约西亚·高德（Josiah Goddard 1813-1854），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正文前有作者的“序言”：首先说明了字典的宗旨，是为潮汕地区的基督教信徒提供帮助；其次阐述本字典的编排体例，即按照潮州话音调排序的汉字为字头，并提供简要的英文释义；最后说明个人编撰的一般汉语方言字典和官方编撰的方言字典是不同的，因此提议应该制订一份“包含若干种方言的便于使用的词汇表”。

《汕头方言初阶》（A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Swatow Printing Office Company 1878），作者菲尔德（A.M.FIELDE，生卒年不详），美国浸信会传教士。菲尔德对汕头方言研究颇深，为了外国传教士和国人学习汕头话，著有《汕头方言初阶》和《汕头方言音义字典》（1883）。

客观上，传教士直接把潮州话与英语对译，绕过普通话，让潮州话与世界最重要的语言联系起来，不但让外国人学会潮州话，对潮州人学习英语带来更大的帮助。传教士通过全英教育，使年轻一代有机会到英美等地深造，或者跟英美人做生意，让潮汕地区直接与世界接轨，让封闭的潮汕见识了现代化了的真实世界，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跟现当代英语与现代汉语对译相比，潮州话作为一种地方方言，只能间接从普通话中转换翻译，确实是有区别的，从某些方面说是历史的倒退，对于本土潮州人来说，相当于同时学习两种“外语”，互相翻译中信息丢失在所难免。

事实说明是在外国人的刺激下，潮汕籍学者才开始注意到潮汕话与“官话”的不同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开始自觉地对潮汕话进行研究，这跟近代汉语语言学的研究起步几乎是相同的，都是利用近代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归纳出潮汕话的语音系统，包括声母、韵母、声调等形式。

我们不知道西方学者是否参考了明代语言天才戚继光的相关著作，据《闽都别记》载：“时戚继光为福州参将，作八音字义。”戚继光率八千子弟兵进入福建对付倭寇，人地生疏，知民情分敌友，通方言明字义，是子弟兵首要之举。戚继光的八音字义是作为训练情报人员的专门教材而发明的，后来被全盘借用到潮州话研究中。19由上海大一统书局出版、署名江夏懋亭氏(日本人)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全本》（又名《击木知音》）的语音系统跟戚继光的八音字义非常接近，合理应该有承接关系。

戚继光编了两首“歌诀”：“柳边求气低，波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这是15个声母，欧洲传教士都认为有18个声母，跟现代研究完全一致；“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这是36个韵母，欧洲传教士认定有87个左右，比较接近现代研究。三种系统的研究全都知道潮州话有八个声调，这是跟现代普通话最大的不同，潮州话保存了很多古汉语的成分。

潮籍学者的语言学著作，就是在这两个源头的基础上起步的。最后集大成的著作要算张惠泽《国语潮音大字典》，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录了12674个单字，是所有潮语字典中字数最多的一部。最重要的是解决潮州话读有音写无字的困境，从中国古籍的用字找到潮州音对应的字源，从而证明潮州方言是古话而不是土话。

传教士对《圣经》的潮州话翻译，刚开始有两种方案，一种是英国长老会采用纯罗马字母翻译，写起来完全是拼音文字的样子。采用拼音文字，能在短时间内使下至七八岁的小童，上至七八十岁的文盲妇女所掌握，《圣经与枪炮：基督教在华南（1860-1900）》的作者李榭熙认为这种拼音方案有效提高了潮汕地区信教妇女的文化程度。但对于习惯看方块文字的中国人还是很别扭，即使后来的牛人刘半农等人提出过激的“废除汉字论”————我很怀疑他是先看到潮州拼音版《圣经》才有那惊天骇俗的说辞的，因为1932年他参与了陈恺的《潮语罗马字》的编撰工作，“刘半农记国标音标”————但是汉字依然活得好好的，而这个时候英会已经自动停止了拼音方案。

能够存活下来的是美国浸信会采用潮州话口语写成的文体方案。蔡锦图《在元始就有道：汕头话圣经的翻译和流传》：“神个子耶稣基督个福音个起头，照所记在先知以赛亚呾，看呀，我使我个使者在汝面前，伊欲修汝个路。在旷野有人声呼喊呾，预备主个路，修直伊个路径呀。”除了翻译《圣经》，赞美诗、传教小册子等宣传资料也大量以潮汕口语形式出现。

潮汕地区有大量的人民移居东南亚，大家的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所以寄回家的侨批基本都是以潮汕口语的形式写成的。对于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是否参考了侨批的书写形式我们不得而知。当时的报纸也大量采用这种语体来写作新闻。同时，随着市井生活的展开，在潮汕地区开始大量地印刷潮州歌册，潮州歌册是诗化了的潮州口语，在潮汕姿娘中流传甚广。时常是一大群绣花的姿娘围坐在一个会唱歌册的姿娘中间，边绣花边收听歌册，以此来满足孤寂的生活。比潮州歌册高档的潮剧，也是这个时候开始有固定写本，原来由师傅口头传授、死记硬背的形式逐渐转变成为文本流传，对潮剧的繁荣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19代，由北京大学发起的地方歌谣整理工作也有潮汕人的参与，还有潮汕谜语都开始文字化，也是用潮汕话口语写成。根据林伦伦《奄奄一息的潮汕方言小说》的研究，在1949年前，有三部著名的潮汕方言小说出现，1933年由张美淦、钟勃合作创作发行的《长光里》，1946年由钟勃创作的《龙塘四武士NO.1》，1949年由薛山创作的《和尚舍》，标志着潮汕方言语体化的成熟。

到1990年代，饶宗颐先生提出“潮学”的概念，一门地方性的学术自觉正式登场。（未完待续）

附录：潮汕方言字书不完全名录

1.(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汉英潮州方言字典》，Josiah Goddard 1813-1854编，曼谷教会组织初版于1847年，1883年在上海由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出版第二版。

2.(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 )《潮正两音字集》，John steele,B.A:编，上海长老会，1909。

3.《潮声十五音》，张世珍编，汕头图书报石印社，1913；汕头科学图书馆等再版。

4.《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全本》，又名《击木知音》，江夏懋亭氏(日本人)编，上海大一统书局，1914。

5.《潮语十五音》，又名《语同音字汇》，肖云屏编，汕头科学图书馆，1926。

6.《潮汕注音字集》，陈复衝编，汕头大潮出版社，1928。

7.《潮语十五音》，蒋儒林编，汕头文明商务书馆，1931。

8.《潮语罗马字》，陈恺编，刘半农记国标音标，平潮杂志社，1932。

9.《潮汕检音字表》，潘载和编，秋风听雁楼，1933，1936年由潘茂元增订，并易名为《增订万字本标准潮汕检音字表》。

10.《潮汕十七音》，姚弗如编，1934。

11.《潮汕字典》，陈凌千编，汕头育新书社，1935初版，广益书局、路面书局、新华书局等多次重版。

12.《潮音字类辨正》，潭平章编，汕头育新出版社，1936。

13.《潮汕十八音》，刘绎如编，大众出版社，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