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有着38年历史的老牌杂志《飞碟探索》宣布休刊。这本杂志曾与《科幻世界》等杂志
北京二环内，有一座巨笔造型的大楼，那是新华社新闻大厦。韩松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大楼里。
本刊记者曾经到过他位于新华社新闻大厦15层的办公室，里面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各种书籍，几个粉嫩的HelloKitty是其中最明媚的颜色。除了科幻小说家，韩松还有一个身份是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
事实上，不止韩松，对很多中国科幻作家而言，写小说都只是他们的副业。虽然刘慈欣的《三体》卖出了八百多万册，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流浪地球》票房也超过了四十亿，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成绩仅次于《战狼》，但对大多数科幻作家来说，仍然处于一个尴尬境地。
“科幻虽然在媒体上炒得很热，但真正国内的科幻并没有处于一个繁荣的状态，市场还很低迷。”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慈欣曾如此描述当下科幻的现状。正因为如此，很多科幻作者，仍然需要一份与科幻无关的主业来生活。
“韩老师特别喜欢鬼”
“夜里有夜里的梦，白天有白天的梦。小说就是梦话而已。这些梦话，夜里说出来像真的，白天讲起来像假的。夜里的，叫乌托邦；白天的，叫乌有谭。”韩松曾如此描述自己的两种身份，“唯一的差别是，如果夜里是在记录虚构，那么白天则是在记录真实。”
韩松说，自己在两个世界里来回穿梭，并没有觉得分裂。
事实上，正是科幻，帮助他打通了供他穿越的两个世界。韩松是读着科幻小说长大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一波科幻热潮，《科幻世界》等杂志成为很多年轻人进入科幻世界的窗口。这其中也包括韩松。
韩松自己也写了很多小说。198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也写了不少科幻作品。1991年，读法学硕士的他，拿着自己写的那些科幻小说去新华社应聘，竟然取得面试官的青睐，顺利成为一名国家通讯社的记者。
虽然左手写每一个都必须真实的新闻，右手写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科幻，但二者在韩松笔下，却也并不违和，甚至，韩松的科幻作品中，总是会和现实发生关联，比如他所写的《火星照耀美国》。
在这部作品里，中国于2066年取代美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小说出版时，正值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很多出版社担心会影响中美关系而不愿出版，结果直到2000年这部小说才最终问世。而其中写到恐怖分子利用飞机撞击纽约世贸大厦的细节，更是与之后发生的“9·11”相吻合。
，科幻作家韩松在他的办公桌前。
对韩松来说，科幻更像是一个观察现实世界的切入口，即便是写新华社的新闻稿，韩松都有自己强烈的个人色彩。“韩老师特别喜欢鬼，还给鬼写了一本书。”新华社同事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透露，2001年，韩松和同事一起去云南陆良调查当地的闹鬼现象，写了本非虚构作品《鬼的现场调查》。
，中国发生汶川地震，韩松在办公室里值班时，看到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报道，死亡人数眼睁睁不断上升。这场地震给他带来很大影响。地震后，建筑师刘家琨把地震后的建筑废料重新加工，制成再生砖，用于震后重建。而韩松，则把这些新闻，写进自己的科幻小说《再生砖》里：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后，建筑师利用废墟里的瓦砾、麦秸和死尸制造出新型建筑材料，带动灾区重建、经济复苏，而后来，为了获得造再生砖的材料，人类竟开始制造灾难。
知乎上，有网友针对这篇科幻问过一个问题：如何理解韩松的《再生砖》？这位网友说，自己反复看了几遍，“还是无法理解这篇科幻小说”。
“这个工作，能让你看到听到很多新鲜的诡秘的传闻，会发觉现实中有很多的科幻素材，”韩松曾如是谈及自己的小说，“当然也有阻碍，就是有些东西写出来，读者说看不懂或者说晦涩，因为我很抱歉没有向读者交代我的故事背景。”
“就像喝咖啡那么容易”
知名科幻作家、中国第二位雨果奖得主郝景芳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副主任”。以来，她一直在这里工作，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主要领域是宏观经济研究，她和同事们形成的研究报告可以直接递交国务院。
在此之前，她少为外界所知，直到，她写的《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对很多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但郝景芳并没打算在这条道路上走太远，“我不是全职作者，以后也不会是”。
大部分日子，郝景芳在北京的雾霾中乘坐拥挤的地铁打卡上班。因为工作关系，她会出现在一些高端会议上，见到不少能改变世界的大人物。
3月中下旬有几天，郝景芳经常得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去。
几百名“大人物”在这里讨论着城镇化、中国未来五年大趋势之类宏大话题，他们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财政部部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政要，还有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沃尔沃集团总裁、英菲尼迪全球总裁等商界精英。
这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常规会议。看着眼前的这些政要精英，郝景芳不禁感慨，对于他们，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像喝咖啡那么容易”。
郝景芳本科学的是天体物理，取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学位。这两段学习经历，也为她后来的工作和创作做了铺垫。
博士毕业后，她决定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是因为实习时“觉得这单位的会议好高端，可以见到很多重要学者”，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儿童发展教育的项目，她希望做相关的事。，郝景芳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我正在做的项目是中国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研究。包括对公平的探讨，比如找弱势群体谈他们的困难感，另外也会搜集城市中产对质量的不满，然后向中央政策层面提供改善的建议。”
郝景芳在北京清河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学区房价格已经很高，但旁边还有个棚户区，遍布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她有时吃饭时会跟店主聊天，听他们讲着家乡的孩子、在北京看不起病的艰难。
这些场景在她眼前交替循环。年底，她用三天时间写了短篇小说《北京折叠》，随手发在了一个网络论坛水木社区上。
3月23日晚，科幻作家郝景芳参加博鳌论坛，当年论坛的主题是“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
在那篇小说的设定里，北京由三个空间交替折叠，不同的人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48小时周期。第一空间每一次折叠有24小时的时间，享受着最好的工作与待遇。第二空间每一次折叠有16个小时，拥有中等的权利与待遇。而生活在第三空间的人只能靠处理另外两个阶层的垃圾为生。每次只能是一个空间的人在活动，此时另外两个空间的人进入受控制的睡眠，他们的建筑物会被紧紧折叠藏于地底下。三个空间的居民被禁止相互流动。
打开折叠空间
8月，郝景芳到湖北国家级贫困县鹤峰出差，考察农村儿童“免费营养包”项目的实施情况。
营养包是国家卫计委研制的补充钙、铁、锌和维生素的套装，免费发给贫困县里2岁以下的孩子，以解决普遍存在的贫血和生长迟缓问题。她所在的基金会选了300个贫困县实验，验证有效性，希望能推动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
郝景芳与同事们一起与省县两级卫生、妇女部门座谈，然后进入乡镇，召集相关家庭做问卷，检查孩子发育情况。她发现这里最稀缺的不是钱，而是意识：“多数家长并不了解婴儿营养知识，不知道微量元素，也不想去了解。如果医生不通知，他们不会想到缺营养。会买少量玩具，基本不给孩子买书。”
和一个村医聊到留守儿童时，对方表示“没办法，老人不可能提供教育”，而在外打工的父母工资低，在所在城市无法承担养小孩的成本。
回到北京后，郝景芳仍会想起这段经历。她把这次下乡的经历，写了一篇分析，发在微博上。在文末，郝景芳列举了“如果我有很多钱”可以做的事：在城市为打工者建托儿所，并从打工者群体中培训育儿师；拍简单通俗的电视片，讲怎样与婴儿沟通、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在那些美丽的贫困山乡建舒适的度假村，有儿童运动场、图书室、游乐项目，旅游旺季给城市家庭带孩子度假，淡季给当地孩子免费使用。
“可是我没有很多钱，可能也不会有。”发出这篇文章时，郝景芳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梦：当时她没想到，几天后，那篇几年前写下的《北京折叠》获得了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令她的这些幻想具备了变成现实的可能。
雨果奖为她带来了许多此前没想过的资源，各种邀请纷至沓来。奥迪找到她，答应赞助100万人民币把她此前度假村的设想具体化，一起做一个不会分红的公益项目。中央美院的一个学院计划为郝景芳的项目设计幼儿艺术创意课；中科院心理所计划派督导参与，建立留守儿童心理案例库；教育培训机构学而思听说她要做教育方面的创业，找到她，决定免费为项目所在贫困地区的老师提供远程培训……
不过，郝景芳也明白，“只靠民间慈善组织是不行的。”它需要有人影响并推动公共政策，只有这样，原本“折叠”起来、很难向上流动的空间，才能最终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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