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是三国故事中备受关注的人物形象,历史文本中的刘备是有霸气、有作为的一代枭雄,但《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却被塑造成万众敬仰“仁君”。《三国演义》在塑造刘备形象时,对历史素材做了大量的删减,对其形象做了较多的净化,使其形象更加符合大众的需要。
从“枭雄”到“仁君”,刘备形象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文化心态的微妙转变。
一、《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
苏轼曾言:“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攀攀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19这真实地说明了下层群众对刘备的态度,也反映了民间拥刘反曹的普遍性。刘备仁慈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即为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刘备仁君形象的渲染。
“《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舍弃人物性格中的其他方面,专门强调其某一个特点,不惜用浓墨重彩加以夸张、渲染,把这一特点发展到极致。
小说中主要人物如诸葛亮之智、关羽之义乃至曹操之奸尽皆如此,而对刘备之仁的渲染,作者也是围绕着其性格的这一主要特,“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
小说第十一回写陶谦几次以徐州相让,刘备一直坚辞不受,表示自己前来相救徐州并非有所希图,最终在徐州百姓的哭诉和关羽、张飞的再三相劝下,他终于答应接任徐州事。在当时的动荡时局下,每个有抱负、有才能的人都想拥有自己的地盘,扩张自己的实力,唯有刘玄德为了义不肯接受他人诚心相让的徐州。这样的刘备看似憨鲁迁执,实则却透露出英雄的“义气”。
刘备一向以仁义着称,任何与其道德观念不符之事,即使对他的集团很有利,他也不会背弃自己的价值观而为之。第六十回中,庞统劝刘备为刘璋设一场“鸿门宴”,借此机会进占成都。刘备却因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并且自己与刘璋皆属同宗而不忍为之。这对于别人来说就是错失良机,但对刘备而言则是没有背信弃义。
曹军逼近之时,刘备携民渡江“尽管从政治上可以说有收买民心之嫌,从军事上说是自取败亡之道,但作者主观上则赋予刘备一片真情,其目的就是为了凸显刘备尽心为民、不计功利的人格美色彩。”就此毛宗岗也曾言:“其走而及于难者,乃玄德之过于仁,而非孔明之疏于计也”国,刘备一向爱民如子,在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当县尉时就与民秋毫无犯,深得民心。这可能是由于刘备乃汉室苗裔,富于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但更重要的还是刘备本身的性格所致,他性格敦厚善良,对人仁慈、谦和,所以才会在成就一番霸业后依然还能善待百姓和身边的臣子。
二、作为历史人物的刘备
历史上的刘备被很多人称为“枭雄”,他少好结交豪杰,早年兵讨黄巾,有雄才而不甘于人下,敢于见利忘义。所以刘备虽然很有魄力而且有所作为,但他也跟普通大众一样,性格具有多面性,并不像小说那般“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总的来看,历史上的刘备性格更加立体化,更具“圆形人物”的特质。《三国演义》以“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开篇,并写出了深深影响后世的结拜誓言:“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两个结拜兄弟关羽、张飞追随大哥刘备走南闯北,为蜀汉立下了赫赫战功。尤其是关羽,为了寻找刘备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这些虽然体现的是关羽的义举,实际也是从侧面凸显了刘备“信义”的人格,完美地诠释了其人格魅力。
刘备为了关羽伐吴报仇,从政治角度上看是极不明智的,以致有貌亭之败及白帝托孤,但这也无疑体现了刘备的至情至义,视手足之情高于一切的品性。
刘备虽然对兄弟诚笃忠厚、对人民弘毅宽厚,但他也有不甚信义的一面。他先后曾投靠公孙费、陶谦、吕布、而后走归曹操、袁绍、刘表,最后,刘备受刘璋之邀自荆州入川,却与刘璋兵戎相见,迫其出降,占据益州,虽偏居一隅,却以此成就帝业。
纵观刘备的所为,说其是无义之人也不为过,然而,刘备乃当世之枭雄,他并不甘久居于人下,因此,不论他投靠谁,都只是“暂屈身”,这样既韬光养晦,保护了自己,又可以潜伏在别人阵营,谙熟其作战策略与手下谋士出谋划策的水准,也可谓是一举两得。他是大政治家,要做一方豪强乃至帝王,单单用投主来判定他的品性,未免有些牵强。
三、刘备形象变化的原因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文明之国,强调以仁治国,以礼兴邦,反对暴政,谴责暴君。从《尚书》的“敬天保民”思想,到《左传》的“民为邦本”思想,到孔子的“仁爱思想”,墨子的“兼爱”思想,再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宣传“王道”与“仁政”,一以贯之的就是强调仁民爱物,匡世济民,反对施暴政于民,汉初贾谊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特征,仁政是中国伦理型政治结构的核心,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孔子认为,统治者首先必须“为政以德”即用“德”来统治天下,对老百姓先“道之以德”,然后“齐之以礼”,那么老百姓就“有耻且格”,就会安心服从统治了。
刘备的形象在宋元之后才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也主要源于当时的社会原因。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较为复杂的一个阶段,少数民族金逐渐壮大,汉族灾难深重,充满危机。
因此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和“兴复汉室”的口号,对于正在对抗外族入侵的汉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特别是处于“中原尽失,偏居江南”的南宋时期,其处境与蜀汉相似,于是蜀为正统的思想突显了出来。另一方面,宋元说书人多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仕途不顺且不甘现状之人,他们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出身并夺取霸业的刘备有着一种崇敬与向往之情。刘备的人生经历与人生反差鼓舞了他们,故而他们将刘备不断地进行美化。
相较于当时的各路豪杰,只有刘备出身于平民,因此刘备集团与民众的关系始终比较好。连刺客都不忍刺杀他,说明刘备在当时确实在民众中的口碑很好。
此外,由诸葛亮对他的忠心不二也体现了这一点。诸葛亮对刘备及其子刘禅的忠,对蜀汉事业的忠,既源于刘备对他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又源于他与刘备间鱼水相偕的君臣关系,也源于刘备白帝城临终前的托狐之重。诸葛亮对自己所事之主要求甚高,在三国时期,不仅仅是君择臣,臣亦择君,倘若仅仅是有作为,而无德行,诸葛亮也不会出山为其鞠躬尽瘁。
孔明是何其智慧之人,虚情假意在其则是洞若观火。概而言之,刘备是一个对兄弟有情有义,对下属儒雅宽仁,对人民爱护有加,但对敌作战刚毅果决且有勇有谋的一代枭雄。
历史上的刘备既有其“宽仁长厚”、“爱民如子”的性格特征,亦不乏韬晦机智的一面,而在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以历史人物为基本线索,间采野史种官,杂以道听途说,并经过自己的裁剪加工,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人民理想中的开明君主——刘备的形象,集中歌颂了他的重义气、选贤能、恤百姓的品德,并以此作为对奸雄、庸主的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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