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苏轼与聪慧贤淑的王弗结为夫妻，二人相濡以沫，极其恩爱。王弗常伴其左右，对苏轼关怀备至，并教其待人之道。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5月，王弗故于汴京，年仅26岁。
十年后的1075年，当苏轼被贬密州（今山东诸城）任地方官时，写下了一首《江城子.记梦》以悼念妻子——十年生死，宦途坎坷，他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同样为悼妻而创作的是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他一生三婚，其中，他48岁时与第二任妻子凯瑟琳.伍德考克的结合被誉为其“真爱历程”。
凯瑟琳比弥尔顿小20岁，品性温和且善解人意，不像第一个妻子那样与弥尔顿仓促结合而性格不合，也不像第三任妻子那样亲情多于爱情，她可以说既是个悉心照顾当时已双目失明的弥尔顿的“慈善家”，又是个与弥尔顿和谐共处的爱人。可惜美好即逝，二人仅共处15个月。
1658年，凯瑟琳·伍德科克于2月因产褥热过世。当时政局动荡，家庭破碎，弥尔顿在百感交集中写下了《悼亡妻》。
同是“悼妻”的题材与中心思想，以及“梦妻”以追忆妻子的方式，《江城子》和《悼亡妻》却在字里行间中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中西方文化，包括情感态度与创作意境两方面。
（一）情感态度的区别：哀绪与超然
中西方看待死亡的态度是不同的。在中国正统文化——儒家文化的思想观中，体现出“乐生讳死”的态度。《论语.先进》记载：“颜渊死，子哭之恸。”孔子还悲呼道：“噫！天丧予！天丧予！”可见，颜渊亡故，孔子以悲与泪相待，带有“哀死” 的意味。
而反之，西方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崇尚的是“向死而生”，对待死亡持有积极坦然的态度。著名宗教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认为：“对基督教徒来说，死亡完全不是一切的终结，它无限地引起比生活为我们包含的希望更多的希望。”从两首诗表达的情感态度来看，可以直接体现这一点。
1.《江城子》——贯穿始终的哀恸
【原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从开头到结尾，苏轼所作的全篇都笼罩在一种阴晦悲凉的氛围中。如开头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意思是生死诀别十年之久，思念妻子之情不减反增。以及深表寂寥的“茫茫”与“远隔千里的孤坟”，直接反映出夫妻阴阳两隔与丈夫度过十年的悲伤孤苦之感。
十年本是个漫长的时间间隔，而苏轼还处在被官位贬谪的风波及孤独一人的情境之下，极其想念妻子在身边时的欢愉时光，因而表达出其刻骨的思念之情。 后文的“尘满面，鬓如霜”“泪千行”“肠断处”，也直接抒发了苏轼思念亡妻的绝望与悲哀。
类似《江城子》的诗词，如宋代陆游的《沈园二首》，同样是悼念亡妻的题材，也是贯穿首尾的“悲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大意是城墙上的角声仿佛也在哀鸣，沈园已今非昔比。
想当年，我曾在那座桥上见她惊鸿一面，如今桥下春水还碧波荡漾，却已成了伤心之桥。
由此可见，中国的悼妻诗词都侧重于自我悲情的抒发，以及对死生无常的悲叹。在中国文化中，“死亡”便是一种生命破灭的象征，因此悼念的诗词也倾向于描写“悲死”，即生命间无限的永隔。
2.《悼亡妻》——灵魂升华的大度
【原诗】“我恍若见到了爱妻的圣灵来归， 像来自坟地的阿尔瑟蒂丝，由约夫伟大的儿子还给她欢喜的丈夫，从死里抢救出来，尽管她苍白，衰颓;
我的爱妻，洗净了产褥的污秽， 已经从古律洁身礼得到了救助， 这样，我确信自己清清楚楚， 充分地重见到天堂里她的清辉。
她一身素装，纯洁得像她的心地： 她面罩薄纱，可在我幻想的视觉， 那是她的爱、妩媚、贤德的闪耀， 这么亮，远胜别的脸，真叫人喜悦。
但是啊，她正要俯身把我拥抱起， 我醒了，她去了，白天又带给我黑夜。”
比起忧郁凄惨的苏轼，弥尔顿显然是乐观地看待妻子的逝去。一方面，他未提“死亡”，而是重于赞扬妻子的美好品质。
在诗歌的开头四句，弥尔顿借用一段希腊神话来赞颂其妻子： 阿尔刻提斯对丈夫阿德墨托斯忠贞不渝，在丈夫大限将至时，她大义凌然，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丈夫的命。最后，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被她的勇敢与对丈夫的爱所感动，将她解救并送还给了她的丈夫。
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阿尔刻提斯是“为爱自我牺牲”的象征。弥尔顿将亡妻与阿尔刻提斯类比，以褒扬其亡妻的德行。弥尔顿二婚时已经双目失明，行动受阻，而凯瑟琳无微不至的给予他照顾与关怀，并不因为其残疾而弃之不顾。
对弥尔顿而言，亡妻是爱情与亲情的结合体，她高尚、圣洁而善良，是他生活与精神的支柱。
另一方面，他对与妻子再会有着积极的寄托。他写道：“这样，我确信自己清清楚楚， 充分地重见到天堂里她的清辉。 ”意思是弥尔顿坚信自己将会在天堂中再遇见自己纯洁美丽的妻子，因此他将妻子所在之处看作是毕生向往的光明之地，即“向死而生”。
死亡即是获得新生，并获得与妻子相遇的机会，对弥尔顿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
（二）创作意境的区别：现实与想象
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宗教文化占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如弥尔顿在《悼亡妻》中用“洗身礼”来期盼死于产褥热的亡妻保持纯洁；爱伦坡的《安娜贝尔.丽》中则提到了“天上的天使与海底的恶魔”都不能撼动他与亡妻的爱情，都带有宗教中大量想象的成分。
而中国社会，基本是一个宗法式的农业社会，这样的社会重“现世”，重“人本”，社会思想是现世的，美学思想也是现世的。因此《江城子》的文字都在描绘现实中的种种场面。
1．《江城子》——悲于现状与怀念过去
苏轼的这首词建立于对个人现状的悲叹与妻子生前面貌的怀念。在此词中，苏轼运用大量的笔墨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情景，以构造出真实的意境。如“小轩窗，正梳妆”，正是其身在家乡时，看见妻子在窗前梳妆打扮的情景。“明月夜，短松冈”，则是他当年思念妻子的环境，月明之夜，长满矮松的山冈。
这些情境都是基于苏轼回忆的写实场面，寻常小事，生活琐碎。
同时，官场失意即为他的第二重打击。苏轼思亡妻、念过往的同时，也在政治上抑郁不自得，也加剧了他对现实的无奈与悲怆感。
宋代贺铸的《鹧鸪天》，也是描写现实场景（自然景色与生活画面）以寄哀思的“悼妻”：“原上草，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意思是人就像茫茫原野中一株草上挂着的露珠，转瞬即逝；贺铸常在二人共处的旧室与妻子的新坟间徘徊。如今已无人给他挑灯缝衣，陪伴和关怀他了。可见，中国的悼妻诗词偏向借物借景来抒情，且都是真物真事。
2.《悼亡妻》——安于幻梦与幻想“未来”
弥尔顿大胆地运用想象的描写手法，通过梦，将神话传说与宗教文化结合，并把妻子想象成这些故事中的一员，而且对自己的现况与将来持有乐观态度。
一方面，他想象妻子被召回人间时的状态，如同希腊神话中为丈夫献身的阿尔克提斯重归人间的身姿，虽然看上去苍白无力（暗喻妻子遭受病痛的折磨），但如阿尔克提斯一般无私无畏。
对他而言，亡故的妻子成为了圣徒，使他觉得光荣且尊敬，妻子的离开并不是一件坏事；另一方面，典型的宗教文化使他认为妻子并未真正死去，而是获得了新生。弥尔顿想象自己与妻子于“未来”某一时刻在天堂相遇，表达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待。
同时，对于人间现况，弥尔顿所作实际上是体现了他“厌世” 的一面，即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除却他本人的残疾，弥尔顿写下此诗的时间是1658年，正是查理二世发动政变、封建王朝复辟的时期。
弥尔顿作为革命人士，也在政治上遭遇了第二重打击。因此，他只能选择躲避黑夜般的现实，在梦中想象和捕捉妻子的身影、幻想与妻子的美好生活——“但是啊，她正要俯身把我拥抱起， 我醒了，她去了，白天又带给我黑夜。”。
结语
一词一诗，象征着中西方各具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同样是“做梦”，苏轼和弥尔顿却能做出不同意境的梦来：一悲一喜，悲凉现实与自由想象，各自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抒发着悼念情怀。无疑，这是文字的魅力，也是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名人佳作，自然值得品鉴；文化多元，方可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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