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苏轼与聪慧贤淑的王弗结为夫妻,二人相濡以沫,极其恩爱。王弗常伴其左右,对苏轼关怀备至,并教其待人之道。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5月,王弗故于汴京,年仅26岁。
十年后的1075年,当苏轼被贬密州(今山东诸城)任地方官时,写下了一首《江城子.记梦》以悼念妻子——十年生死,宦途坎坷,他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同样为悼妻而创作的是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他一生三婚,其中,他48岁时与第二任妻子凯瑟琳.伍德考克的结合被誉为其“真爱历程”。
凯瑟琳比弥尔顿小20岁,品性温和且善解人意,不像第一个妻子那样与弥尔顿仓促结合而性格不合,也不像第三任妻子那样亲情多于爱情,她可以说既是个悉心照顾当时已双目失明的弥尔顿的“慈善家”,又是个与弥尔顿和谐共处的爱人。可惜美好即逝,二人仅共处15个月。
1658年,凯瑟琳·伍德科克于2月因产褥热过世。当时政局动荡,家庭破碎,弥尔顿在百感交集中写下了《悼亡妻》。
同是“悼妻”的题材与中心思想,以及“梦妻”以追忆妻子的方式,《江城子》和《悼亡妻》却在字里行间中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中西方文化,包括情感态度与创作意境两方面。
(一)情感态度的区别:哀绪与超然
中西方看待死亡的态度是不同的。在中国正统文化——儒家文化的思想观中,体现出“乐生讳死”的态度。《论语.先进》记载:“颜渊死,子哭之恸。”孔子还悲呼道:“噫!天丧予!天丧予!”可见,颜渊亡故,孔子以悲与泪相待,带有“哀死” 的意味。
而反之,西方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崇尚的是“向死而生”,对待死亡持有积极坦然的态度。著名宗教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认为:“对基督教徒来说,死亡完全不是一切的终结,它无限地引起比生活为我们包含的希望更多的希望。”从两首诗表达的情感态度来看,可以直接体现这一点。
1.《江城子》——贯穿始终的哀恸
【原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从开头到结尾,苏轼所作的全篇都笼罩在一种阴晦悲凉的氛围中。如开头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意思是生死诀别十年之久,思念妻子之情不减反增。以及深表寂寥的“茫茫”与“远隔千里的孤坟”,直接反映出夫妻阴阳两隔与丈夫度过十年的悲伤孤苦之感。
十年本是个漫长的时间间隔,而苏轼还处在被官位贬谪的风波及孤独一人的情境之下,极其想念妻子在身边时的欢愉时光,因而表达出其刻骨的思念之情。 后文的“尘满面,鬓如霜”“泪千行”“肠断处”,也直接抒发了苏轼思念亡妻的绝望与悲哀。
类似《江城子》的诗词,如宋代陆游的《沈园二首》,同样是悼念亡妻的题材,也是贯穿首尾的“悲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大意是城墙上的角声仿佛也在哀鸣,沈园已今非昔比。
想当年,我曾在那座桥上见她惊鸿一面,如今桥下春水还碧波荡漾,却已成了伤心之桥。
由此可见,中国的悼妻诗词都侧重于自我悲情的抒发,以及对死生无常的悲叹。在中国文化中,“死亡”便是一种生命破灭的象征,因此悼念的诗词也倾向于描写“悲死”,即生命间无限的永隔。
2.《悼亡妻》——灵魂升华的大度
【原诗】“我恍若见到了爱妻的圣灵来归, 像来自坟地的阿尔瑟蒂丝,由约夫伟大的儿子还给她欢喜的丈夫,从死里抢救出来,尽管她苍白,衰颓;
我的爱妻,洗净了产褥的污秽, 已经从古律洁身礼得到了救助, 这样,我确信自己清清楚楚, 充分地重见到天堂里她的清辉。
她一身素装,纯洁得像她的心地: 她面罩薄纱,可在我幻想的视觉, 那是她的爱、妩媚、贤德的闪耀, 这么亮,远胜别的脸,真叫人喜悦。
但是啊,她正要俯身把我拥抱起, 我醒了,她去了,白天又带给我黑夜。”
比起忧郁凄惨的苏轼,弥尔顿显然是乐观地看待妻子的逝去。一方面,他未提“死亡”,而是重于赞扬妻子的美好品质。
在诗歌的开头四句,弥尔顿借用一段希腊神话来赞颂其妻子: 阿尔刻提斯对丈夫阿德墨托斯忠贞不渝,在丈夫大限将至时,她大义凌然,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丈夫的命。最后,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被她的勇敢与对丈夫的爱所感动,将她解救并送还给了她的丈夫。
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阿尔刻提斯是“为爱自我牺牲”的象征。弥尔顿将亡妻与阿尔刻提斯类比,以褒扬其亡妻的德行。弥尔顿二婚时已经双目失明,行动受阻,而凯瑟琳无微不至的给予他照顾与关怀,并不因为其残疾而弃之不顾。
对弥尔顿而言,亡妻是爱情与亲情的结合体,她高尚、圣洁而善良,是他生活与精神的支柱。
另一方面,他对与妻子再会有着积极的寄托。他写道:“这样,我确信自己清清楚楚, 充分地重见到天堂里她的清辉。 ”意思是弥尔顿坚信自己将会在天堂中再遇见自己纯洁美丽的妻子,因此他将妻子所在之处看作是毕生向往的光明之地,即“向死而生”。
死亡即是获得新生,并获得与妻子相遇的机会,对弥尔顿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
(二)创作意境的区别:现实与想象
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宗教文化占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如弥尔顿在《悼亡妻》中用“洗身礼”来期盼死于产褥热的亡妻保持纯洁;爱伦坡的《安娜贝尔.丽》中则提到了“天上的天使与海底的恶魔”都不能撼动他与亡妻的爱情,都带有宗教中大量想象的成分。
而中国社会,基本是一个宗法式的农业社会,这样的社会重“现世”,重“人本”,社会思想是现世的,美学思想也是现世的。因此《江城子》的文字都在描绘现实中的种种场面。
1.《江城子》——悲于现状与怀念过去
苏轼的这首词建立于对个人现状的悲叹与妻子生前面貌的怀念。在此词中,苏轼运用大量的笔墨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情景,以构造出真实的意境。如“小轩窗,正梳妆”,正是其身在家乡时,看见妻子在窗前梳妆打扮的情景。“明月夜,短松冈”,则是他当年思念妻子的环境,月明之夜,长满矮松的山冈。
这些情境都是基于苏轼回忆的写实场面,寻常小事,生活琐碎。
同时,官场失意即为他的第二重打击。苏轼思亡妻、念过往的同时,也在政治上抑郁不自得,也加剧了他对现实的无奈与悲怆感。
宋代贺铸的《鹧鸪天》,也是描写现实场景(自然景色与生活画面)以寄哀思的“悼妻”:“原上草,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意思是人就像茫茫原野中一株草上挂着的露珠,转瞬即逝;贺铸常在二人共处的旧室与妻子的新坟间徘徊。如今已无人给他挑灯缝衣,陪伴和关怀他了。可见,中国的悼妻诗词偏向借物借景来抒情,且都是真物真事。
2.《悼亡妻》——安于幻梦与幻想“未来”
弥尔顿大胆地运用想象的描写手法,通过梦,将神话传说与宗教文化结合,并把妻子想象成这些故事中的一员,而且对自己的现况与将来持有乐观态度。
一方面,他想象妻子被召回人间时的状态,如同希腊神话中为丈夫献身的阿尔克提斯重归人间的身姿,虽然看上去苍白无力(暗喻妻子遭受病痛的折磨),但如阿尔克提斯一般无私无畏。
对他而言,亡故的妻子成为了圣徒,使他觉得光荣且尊敬,妻子的离开并不是一件坏事;另一方面,典型的宗教文化使他认为妻子并未真正死去,而是获得了新生。弥尔顿想象自己与妻子于“未来”某一时刻在天堂相遇,表达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待。
同时,对于人间现况,弥尔顿所作实际上是体现了他“厌世” 的一面,即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除却他本人的残疾,弥尔顿写下此诗的时间是1658年,正是查理二世发动政变、封建王朝复辟的时期。
弥尔顿作为革命人士,也在政治上遭遇了第二重打击。因此,他只能选择躲避黑夜般的现实,在梦中想象和捕捉妻子的身影、幻想与妻子的美好生活——“但是啊,她正要俯身把我拥抱起, 我醒了,她去了,白天又带给我黑夜。”。
结语
一词一诗,象征着中西方各具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同样是“做梦”,苏轼和弥尔顿却能做出不同意境的梦来:一悲一喜,悲凉现实与自由想象,各自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抒发着悼念情怀。无疑,这是文字的魅力,也是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名人佳作,自然值得品鉴;文化多元,方可取长补短。
如果觉得《《江城子》VS《悼亡妻》:同件事却是不同意境 尽显中西文化差异》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