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这个群体可以说古已有之，伯夷、叔齐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批隐士，历朝历代不论政治清明与否，隐士的数量都相当可观。
即便是鼓励文士积极入世的孔子，对隐居的选择也是肯定的，他在《论语·泰伯》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就是说，入世和出世的抉择取决于统治者的“有道”或“无道”，因此，乱世中隐士更多。
而相对应的“隐逸文化”，则更是中国文化中相当有特色的一部分，它与“世俗文化”对立，也就是走向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的反面。“隐逸文化”莫过于厌恶官场、鄙弃功名、追求自我心灵的自由与宁静。
在浩浩荡荡的隐士队伍中，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他的一生虽几次出仕，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归园田居”。其在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正是与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紧密相连，尤其是他的田园诗。他因为写田园风光和与之对应的恬淡心境被奉为“田园诗鼻祖”。
陶渊明的诗歌中，体现着相当复杂的隐逸文化。
一、对官场的厌弃与甘于淡泊
在陶渊明看来，官场是一种对人性的束缚，只有摆脱掉而皈依自然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正如《归园田居》其一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说的是官场恰如“尘网”，而做官的人就是“羁鸟”“池鱼”。这个困境的解决方法是“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只有这样才得以“返自然”。
在隐逸文化中，厌弃功名与甘于淡泊相伴而生，隐士们往往追求悠闲自在的生活，顺其自然，寻得与大自然合一。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他们往往爱惜羽毛，绝不会因为外界外物而违背本心。
正是“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的生活环境能使人平复焦躁的心情，从而陶情颐性。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说明陶渊明追求的是一种简单、平淡的生活模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不就是“生活要做减法”吗？隐逸文化下的生活理念早已如此了。
二、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
陶渊明的日常，除了在自然山水中悠游之外，读书弹琴、饮酒赋诗、谈玄论道等也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凡隐士，都有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因此他们注定会追求一些高雅的兴趣爱好。
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反映他的日常是这样的：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
酌酒弹琴、赋诗读书等等生活情趣增强了陶渊明的“隐士”标签，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所追求的物我两谐、宠辱皆忘的境界。
正是因为有比较高的精神追求，隐士们对物质上的匮乏反而能够坦然接受，正如陶渊明常常遭受“长饥”“冻馁”的困扰，甚至要去“乞食”。有客来见，陶渊明没有鞋，客人把家丁脚上的鞋给他，他便伸脚穿上了。但是这样的日子不会使得真正的隐士放弃这种选择，他们反而引以为荣。也可以说隐逸文化中自带“贫困情结”。
也许，在我等俗人眼中也许是极难理解的，但是不能否认这些人的存在，更不能否认他们的做法。
三、隐逸文化下的农耕文明
但隐士终究不过是肉体凡胎，在远离仕途、缺少固定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像普通农人一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上节分析中，也许你会觉得隐士的生活与普通人之间有距离，有些“飘”，那么这一小节正是要告诉你隐士们接地气的一面。正如鲁迅说“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陶渊明的田园诗里多次提及对农业劳动的认识。
“种豆南山下，莫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三）这里说的是他早出晚归辛勤劳作，但是劳动强度显然还不够，豆苗长得不好。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于西田获早稻》）这里他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因此踏实劳动才能求得心安。
勤恳的劳动会得到明显的回馈——“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其二）
而收获时的心情也是愉悦的——“虽未量岁功，既事多所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说到底农业生产是隐士们得以生存的基础，农业文明造就了隐士文化，为隐士提供了可以生存、符合他们生活的较为理想的环境。而像陶渊明一类的隐士创作的大量的田园诗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四、陶渊明的生死观
在魏晋动乱的世风影响下，有很多人探索生命的意义。实际上，生与死的重大命题本就是人类不断思索的对象。而在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为了追求生命不朽，不少人服食一种叫做“五石散”的药养生（现代医学证明，“五石散”其实是一种毒药），比如我们熟悉的如何晏、嵇康等。
但是陶渊明能够认识到，生与死，都是客观规律，人力无法改变。正如他这一首《连雨独饮》充满了哲理：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
这首诗开篇就说“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说的是人终究会有一死，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即便是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与王子乔，现如今又在哪里呢？
那么对此困境，陶渊明是如何解决的呢？“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有一位老者赠给诗人酒说喝酒能够成仙。于是诗人“试酌”一杯，果然觉得各种世间杂念都即刻忘记了；再多饮几杯，仿佛感觉天地万物都不存在了。这种神奇的境界大概才是所谓“饮得仙”的正确理解方式吧。
魏晋之际，士大夫之流喜欢谈玄说理，这种“玄学”，以《老子》《庄子》和《周易》所谓“三玄”为基础清谈各种生存哲学问题，如“有无”“动静”“言意”“生死”。生活于当时的陶渊明明显受此风气影响，不过，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与流行的“玄学”有不一样的地方。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指出，陶渊明的思想是一种“新自然”，“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夫运化亦自然也，即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也就是说，陶渊明认为，人既然不能“腾化”（超越生死），便只能“任化”（顺应生死）。
鲁迅先生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见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的是陶渊明的写作特色是“平和”，但其实陶渊明的心境同样是“平和”的。正是以“平和”的自然态度对待生死，死亡的恐惧便也得到消解。
所谓“委运任化”或者说“任性随化”的自然观，是陶渊明贯彻始终的思想。
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陶渊明为何曾经在官场与田园间徘徊了好几次。对于这一点，苏东坡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见解：“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陶渊明其人其诗中蕴含的隐逸文化是相当复杂而多面的，似一本好书，每次翻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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