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中国方术正考》。
什么是方术呢？在我们的印象里，就是民间流传的那些算卦相面看风水，还有炼丹炼气那些修仙玄幻小说里的法术。对这类话题，你应该是感兴趣的。古往今来，人们不变的兴趣点有两个：第一个是算命预测，第二个是治病养生，这都在方术的范畴内。但你对方术的态度如何，我就不能瞎猜了，在这个问题上，向来有很尖锐的对立：有人觉得，这些东西愚昧原始，古人相信情有可原，今天还信，就是没有理性。也有人觉得，从《周易》到气功，博大精深，蕴含哲理，既灵验又神秘，妄加批判，就是幼稚自负。
我就不介入争吵了，还是用《中国方术正考》来说话吧。为什么呢？因为它讲的，不是空对空的观念，而是用考古学发现的实物和古代文献，来说明方术到底是什么——很多古代占卜的崇拜者，也未必清楚这层事实。更重要的是，本书以方术为切口，探寻了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演变，还原了方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层意义，又是很多反对者所不知道的了。也就是说，这是本考古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不是猎奇向的闲书，也不是讲方术灵验不灵验的。
要完成这么一本专著，需要在考古、古文献和中国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本书作者李零，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曾经长期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殷周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1985年以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进行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我曾经为你解读过他的《去圣乃得真孔子》，这是他当年在北大教《论语》时的讲义，书中的观点，引起过很大争议。近年来，他推出的《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中国》丛书，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属性，进行了很有广度的思考。而李零投入最大、也最专精的学术领域，是古代方术、兵法这类冷门文献。本书的写作和修订，前前后后，一共花费了他十年的时间。
他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因为目的不仅仅是梳理中国古代方术的内涵。当然，在本期音频里，我肯定要先为你讲这类话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深沉的目的，就是从这类古老现象里，推求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发展逻辑。按李零的话说，中国向来推崇“天人合一”，但从方术的演进中能发现，其实中国文化一直在走向“天人分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在第二部分里，会为你具体介绍。
那我们就先来说第一类问题：方术到底是什么？其实，它的内容就是把这个词拆开：方就是方技，术就是数术。
所谓数术，前一个数是数学的数，后一个术是法术的术，也有颠倒过来写的。数术研究的是天地万物。既包括天文、历算类的科学知识，也包括各种占卜类的神秘学说。我们觉得这是两类东西，前者是科学，后者算迷信，但在古人的认知里，它们是一类，都是关于宇宙的，也是沟通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技术手段。
所谓方技，就是药方的方，技巧的技。是指与人体相关的知识体系，范围比今天的医学和心理学宽得多，除了包括性学、养生，还有大量的神仙家、巫术的成分。
方技和数术知识合起来，就是方术，也就是古人研究自然和自身的知识系统。要想知道古人在做什么，先得知道他们怎么想问题。按古人的思维模型，数术研究的是“大宇宙”，也就是“天地之道”，它是根据一种无法探寻的终极原理在运转的。而方技研究的是“小宇宙”，也就是“人道”、人的生命和性命。人道是在复制天道，这就是《老子》中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以，我也依照古人的这个逻辑，先来介绍代表天道的数术。
中国古代的数术现象相当复杂。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想：在古人生活的世界里，不可解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在未知情况下作决定，人当然会诉诸于占卜算卦，各民族文化都是如此，现在也屡见不鲜。人算卦的时候，手边是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来占卜的，花样和内容层出不穷。在《中国方术正考》里，从复杂纷纭的考古发现中，找到了古代占卜的系统脉络。
大体说来，数术可以分成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来自天文历法演算，比如占星术。第二个系统，来自对“动物之灵”“植物之灵”的崇拜，比如我们熟悉的烧龟甲占卜。第三个系统，来自人的生理、心理和疾病等体验，比如解梦。这正好覆盖了原始思维的几个主要方面：天地、自然界和人体生理现象。
在汉代古籍里，这些占卜术的地位不一样，占星术的地位最高，因为和政治相关；解梦术的地位最低，因为是关乎个人的。但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占卜术的主要区别，其实是流行的年代不同，它们各有文化背景：
用骨头龟甲或者竹子和草来占卜，最流行于商代、西周。当时的中国文化，没有完全走出原始崇拜时期。甲骨和草，代表着动物和植物的灵力。
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出土过占卜用的动物肩胛骨。最早的发现，可以追溯到5300年前。用骨头占卜，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常见习俗，区别是：在东半球西部，比如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古代人类占卜，不用火烧骨头。在东半球东部，包括中国和北美，是把骨头扔到火里烧，观察烧裂的纹路来察看吉凶。
中国古代用骨头占卜，和祭祀的关系很密切。古人是先用牲畜献祭，再用牲畜的骨头占卜，这形成了一个循环的仪式链条。主要使用的骨头，除了鹿是打猎获得的，其他三种是牛羊猪，也就是祭祀中的“三牲”，这在后来发展出太牢、少牢等等礼仪。所以说，代表神秘的方术和代表理性的礼乐，从根本上是一体的。
在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用龟甲占卜。从文献记载看，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发现乌龟长寿，以及特殊的骨结构和鳞甲，引起了崇拜。灵验的灵，本义就是乌龟。占卜手法是先凿、再烧，看背面呈现的交叉纹路，占卜的那个卜字不是一竖一点吗？其实就是这么来的。这被称为龟卜。
和龟卜相对的，是筮（shì）占。筮字是会意字，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巫术的巫，因为筮占也有用竹签算筹的。周人生活在西部，应该是很难获得龟甲，所以主要用一种叫蓍（shī）草的茎来占卜，这种草茎有的长达六尺。在商代，筮占可能因为成本低、边缘化，“学术”地位比用龟卜低。周人灭了殷商，也对文化进行改造，筮占的地位逐渐提高了。
到这里，我们就要说到《易经》的来历了，《易经》就来自一种筮占。“易”字的本义，是数的变化。筮占是数字占卜，它的卦象是数的组合，今天来看，这都是简单的数字原理。但在古人眼里，数学规律很神奇、很灵异。简单的说，西周的筮占师们，把算卦中的各种数字排列组合和他们解释的话搜集到一块儿，编辑成了一本参考书。它被称为《周易》，是因为《易经》是周人的筮占法，这是当时各种筮占中的一派。
今天来看，《易经》非常枯燥，很难读得下去。不只是原文难懂，出土版本之间还有区别。至于注本，那就更多了，注本又有不同流派。而且，《周易》是既包括《易经》、又包括《易传》的。《易经》是西周留下的，《易传》是解释《易经》的文字，是战国秦汉新旧占卜术杂交时的产物。在《易传》的阐释下，《易经》成为了中国自然哲学的源泉。
我估计，今天人们对《易经》的热情，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相信它在算命方面灵异。灵异与否，本书没说，我也不敢说。对我来说，想弄懂这本古书，要从头学历史和古汉语，还要有聪明和悟性。在孔子时代，它就是一本难懂的书。这么难的事，我的命都不太够用，哪还有时间去给别人算？我还是用最简单的理解方式，把它看成周代人试图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影响到了古代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发展。
下面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数术系统，称为星占和式占。在战国秦汉以后，这一派占卜的地位很高。它们和天文学关系密切。星占就是观察星相和云的形态，预言天道吉凶和人事灾异。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当时的占星书籍。比如，不同方位的云，代表着齐国楚国这些诸侯国，某一种云以某种形态侵犯日月，就是政治上的凶象。另外，彗星、日食，都是古人恐惧的灾异现象。
式占的式，是款式的式，方法是通过模仿天文运转进行推算。这个式字，指的式盘，它是古代数学的占验工具。这个工具你见过的，就是看风水、算卦的用的那种罗盘，也叫风水盘。淘宝上就有卖的，它中间是个指南针，四周是八卦、天干地支，25块钱包邮。考古挖掘到的式盘，有漆木的、铜的，边长十公分左右。它分上下两层，代表古人的盖天说宇宙观：上层的圆盘是天穹，叫天盘，中心是北斗，四周是二十八宿和十二月神；底层的方盘叫地盘，将天盘向左转，在地盘寻找对应位置，进行吉凶推算。古代的政治决策、军事行动，包括民间的婚丧嫁娶，以及怎么选择具体日期等等，都由这些推演来决定。
从用骨头和草算卦，到看天地、看星云，这背后是一种观念迭代，代表着中国人从崇拜动植物转向了崇拜“太一”神。在秦汉时代的信仰里，太一是最高神，祂是宇宙中心，没有人格，等同于造化天地、无处不在的“大道”。我解读过文化学者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他在那本书里考证太一就是太阳神。但是，有很多学者一直坚持认为太一是北极星。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汉武帝到处封禅，祭祀太一，这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其实，从占星和背后的宗教信仰的角度看，他的行动有明确的政治作用，推行太一崇拜，是有利于统一的“国教”信仰。有的历史学者认为，秦皇汉武巡视天下，就是在模拟天地运行，这种活动，能加强对各地的实际控制，让民众知道自己被同一个皇帝所统治，这是当时的一种“国际化”政治趋势。所以，星占和式占的盛行，是由中国政治文化局面推动的。它们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一直影响到现在。对我来说，信不信《易经》，相当于信不信周代人比我们更了解世界的奥秘。
上面两类数术活动，都可以说是官方行为，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下面要说的第三类占卜术就比较复杂了，它们主要盛行于民间，在古代一直不太受重视。这里面包括解梦，具体例子我就不用举了。
也包括相马、相宝剑。剑和马的各类细节，都对应着吉凶祸福的说法。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三国演义》里害死庞统的那匹“的卢”马。
还包括驱鬼驱邪的仪式——这在古代叫厌（yā）胜，ya字写出来是讨厌的厌字。
这类事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能看到。比如，相声大师张寿臣在单口《小神仙》里，说过一段民国时的厌胜斗法：有一个铺子的老板，觉得自己买卖的风水被对门给夺去了，就请风水先生给他画了一道符，挂在门前，这在民间叫“给对方下镇物”。对门于是就在门口挂了一面铜镜子，把画给照了回来。这面又弄了个泰山石敢当，那面干脆在房顶上放了把尿壶。这个笑话里的各种器物，还真都有来历。画符起源于古人对文字魔力的崇拜。几个字就能产生记忆，让一段思想流传后世，在古人眼里，这是种神奇的法术。这种心理在原始巫术中非常重要。人类的早期壁画、青铜器上的纹饰，不是简单的艺术欣赏，而是有相关的神秘主题。铜镜在民间叫“照妖镜”，是道教中的重要法器。《抱朴子》记载，道士入山，要在背后挂一面九寸铜镜，可以祛除山野的邪祟。《红楼梦》里还有风月宝鉴。连最后作“包袱”笑料的那把尿壶，也符合污秽能驱邪的方法论。
解梦、压胜这类占卜方法，和古代原始巫术一脉相承，在人类学和古文化研究领域，这是很大的来头，可不是小问题。所以说，数术占卜的三大系统：来自天文的星占式占、来自动植物崇拜的龟卜筮占，以及来自巫术的占梦厌胜——这些名字真的都挺难念的——各有来源，是互相交织的并行关系，对应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不同侧面、不同阶段。
说完数术，我们再来简单看看关于人体生理的方技。
在《汉书方技略》里，方技分四个部分：其中的“医经”和“经方”，属于实用医学范畴，对应今天的中医药学。其中的“神仙”，是和求仙有关的丹药服食、行气导引。第四类叫“房中”，就是与房事有关的养生术。
对这四类方技，我只介绍“神仙”一种。有两个原因：第一，关于古代医学的考古，已经有很多专门研究，本书没有展开讨论。第二，不说“房中”，是因为我为你解读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已经包含这类话题了，就不重复介绍了。值得一提的是，《房内考》的中译本，也是由李零翻译的，一般译者没法把握原著引用的那些专业古籍。
这类方技也叫“神仙家说”。听起来神秘，还原回去看，其实也挺平常的。比如，行气和导引，在武侠小说里被写成内功大法，现代被称为“气功”。其实，武侠小说的描写，是从古籍里想象出来的。气功是上世纪50年代的发明，是杂糅的产物，概念和古代方技不同。古人的行气，也称为呼吸吐纳之术，就是用口鼻通过呼吸天地之气，来调整体能和神经系统。至于导引，就是引导反过来写，是种让形体屈伸俯仰的运动，看上去类似健身操。一边做，一边进行呼吸行气。另外，常说的辟谷也不是彻底断食，其实是断五谷，就是现在流行的戒碳水。神仙家认为粮食留在肠胃里，会影响寿命。辟谷的起因，是古代战乱饥荒频繁，是为了对付饥饿，也没什么神秘。
节食、呼吸和体操，修不修仙，都可以尝试。但神仙家的方技，有一种是很危险的，它称为服食，就是吃包括仙丹在内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汉唐以前，医药养生和神仙家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医术里有药物，神仙家说里有服食，形式上也很近似。区别是中药以草药为主，而神仙家所服食的以金属石头为主。它来自神仙家的一种机械推理：服食是通过吃下各种东西来追求人与天地融合，吃什么就会变什么，以形补形——在今天的民间，不是还有“吃哪儿补哪儿”的说法吗？他们观察到：草木有枯荣，但金石不会变质，所以他们讲究服食金石和年深日久的东西。古籍中的仙药，最重要的成分是炼制的朱砂和金银。根据化学家的分析，古代的“金丹”，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氧化汞、氧化砷，还有金汞齐，也就是鎏金技术的涂料。比金属次一等的原料是珊瑚、钟乳石这些矿物，还有蝙蝠、蟾蜍等动物——因为传说它们很长寿。
最后说点儿重口的：长期服食这些东西，能不能成仙我不知道，至少有一种明确结果：它们有助于死后尸体防腐。马王堆M1女尸能在非风干状态下长期保存，原因之一是死者生前长期服食朱砂，朱砂是传统的防腐剂。
李零写《中国方术正考》运用的很多材料，都是他经过第一手的考古发掘和文献比对，用侦探小说一样的方法，推理拼接出来的。比如，古代式盘上各种图案的具体含义、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宇宙模型，在他之前是说不清的。李零还发现，这些数术推演，发展出了古代的赌博。
但是他说：“我的兴趣，不在器物本身，而是希望给思想史提供一种新角度。”过去，方术常常被看成是汉代盛行的一种荒唐迷信，至多被古代科技史视为“因祸得福”的技术探索。通过李零的研究，我们看到：古代的方术，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具有很深的渊源。这中间包含着两个很大的文化命题，也可以说是两对儿对比关系：
第一个，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和“天人分裂”的对比关系。“天人合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这几乎是定论。比如，史学家、思想家钱穆说，自己直到晚年，才彻悟“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也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西方文化是离开人来讲天，所以需要宗教信仰来中和天命，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就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
但李零说，中国文化思想的实际趋势，是不断进行着“天人分裂”，也就是“天”和“地”逐渐分开，“人”和“神”逐渐疏远。人们对天，其实是假装虔诚，也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实际心理是很不客气的，并没有多少敬畏。任何人为达到个人目的，都可以使用“天命”的名义。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地”，是世间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在西方人看来，既不符合“宗教精神”，也不符合“科学精神”，而这才是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区别所在。
这种文化传统的形成和演变，就体现在独特的方术里。比如，方术的发展，和古代政治有关系。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初期，有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祭祀占卜这些沟通天地的手段，被统治阶级所独占，人们必须依赖专职的祭司和巫师来和神灵沟通。很多人认为这是巫术的起源，其实，这是古代政府的起源。
帝王成了祭司的领袖，从祭司的分工中，又发展出负责祭神祭祖的文化官员和管理土地财政的事务性官员，这种各司其职，是一种政治上的人神分离。另外，方术的发展，和中国古代思想史关系密切。我们以前讨论百家争鸣，都着重于各家思想在世界观和政治观念上的区别。其实，换个角度看，诸子学派可以分成两种知识背景。一类知识，来自贵族教育，也就是诗书礼乐和政治、经济、军事知识，比如儒家、墨家。另一类知识，是数术方技这类当时的实用专业技术，从中产生出阴阳家、道家，以及与道教联系紧密的法家、名家。这种知识分途，也可以看成是天人对峙之后，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研究古代方术，能为观察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新角度。
第二个思想命题，就是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对比关系。我们接着刚才来说，由于方技出现，形成了两大知识体系，各有代表的思想流派。从中，逐渐发展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两个主要系统，就是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
一般来说，研究界对古代思想史的认识，注意的是从诸子百家到独尊儒家的过程，最后的结论，是古代主要只有一个儒家系统。汉代以后，儒学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官僚士人的一举一动，儒家思想又以人文教育为主,“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大家往往都把中国文化理解成纯粹的人文主义。传统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观察方法，就是从这个结果出发来分析问题。很少有人考虑到“诸子百家之前”和“官方文化之下”，还有哪些历史真实，产生了什么结果？李零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不是只有儒家这一条线索，同时还存在着道教文化线索，它直接上承文化初期的原始思维，在古人生活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道教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作为知识基础，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通过阴阳家、道家的哲学表达，通过各种实用技术，在民间形成了巨大影响，是足以和儒家文化相抗衡的。这才是李零研究古代方术的出发点。
钱锺书在学术论文集《七缀集》里谈到：要了解和评判一种思想体系，或是探究一种文明类型，应该还原那个时代的形态。思想和文明，总是在某些条件下发生的，把这些点点滴滴的历史碎片还原以后，会看到文明的背景。这就像从飞沙、麦浪和波纹里，能看出风的姿态。
这也是李零的学术风度。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宗教，这是用西方的科学、哲学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文化，这个结论吐槽起来很犀利，但没有建设性意义。当我们把古代方术的历史还原回去，可以看到，方术和宗教史、科技史都有关系，但确实又都不一样。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和西方不同。比如，从占卜中的式盘里，发展出了指南针；从神仙家的炼丹术里，发展出了火药。为什么科学总是和所谓“迷信”走在一起呢？因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模式。与其探讨中国“没有什么”，不如观察“还有什么”，因为这既是客观整体的态度，也是寻找文化出路的希望。从方术这个“飞沙、麦浪和波纹”的切口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之风，有自己的独特姿态。
最后，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的知识要点。中国古代方术，分为方技和数术。数术研究的是天地万物，包括天文历算，也包括占卜厌胜。和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相对应，有不同的占卜方式，至今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和观念。方技研究的是与人体相关的知识，除了医学、心理学、性学和养生，也有大量神仙家和巫术成分。二者的关系，是人道在模仿天道。我们了解方术，并不是为猎奇，而是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发展：从中，我们看到中国文化的趋势，是从“天人合一”走向“天人分裂”。中国本土文化，始终有两条并行的线索，就是儒家系统和道教系统。
撰稿：贾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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