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中国方术正考》。
什么是方术呢?在我们的印象里,就是民间流传的那些算卦相面看风水,还有炼丹炼气那些修仙玄幻小说里的法术。对这类话题,你应该是感兴趣的。古往今来,人们不变的兴趣点有两个:第一个是算命预测,第二个是治病养生,这都在方术的范畴内。但你对方术的态度如何,我就不能瞎猜了,在这个问题上,向来有很尖锐的对立:有人觉得,这些东西愚昧原始,古人相信情有可原,今天还信,就是没有理性。也有人觉得,从《周易》到气功,博大精深,蕴含哲理,既灵验又神秘,妄加批判,就是幼稚自负。
我就不介入争吵了,还是用《中国方术正考》来说话吧。为什么呢?因为它讲的,不是空对空的观念,而是用考古学发现的实物和古代文献,来说明方术到底是什么——很多古代占卜的崇拜者,也未必清楚这层事实。更重要的是,本书以方术为切口,探寻了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演变,还原了方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层意义,又是很多反对者所不知道的了。也就是说,这是本考古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不是猎奇向的闲书,也不是讲方术灵验不灵验的。
要完成这么一本专著,需要在考古、古文献和中国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本书作者李零,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曾经长期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殷周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1985年以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进行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我曾经为你解读过他的《去圣乃得真孔子》,这是他当年在北大教《论语》时的讲义,书中的观点,引起过很大争议。近年来,他推出的《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中国》丛书,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属性,进行了很有广度的思考。而李零投入最大、也最专精的学术领域,是古代方术、兵法这类冷门文献。本书的写作和修订,前前后后,一共花费了他十年的时间。
他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因为目的不仅仅是梳理中国古代方术的内涵。当然,在本期音频里,我肯定要先为你讲这类话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深沉的目的,就是从这类古老现象里,推求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发展逻辑。按李零的话说,中国向来推崇“天人合一”,但从方术的演进中能发现,其实中国文化一直在走向“天人分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在第二部分里,会为你具体介绍。
那我们就先来说第一类问题:方术到底是什么?其实,它的内容就是把这个词拆开:方就是方技,术就是数术。
所谓数术,前一个数是数学的数,后一个术是法术的术,也有颠倒过来写的。数术研究的是天地万物。既包括天文、历算类的科学知识,也包括各种占卜类的神秘学说。我们觉得这是两类东西,前者是科学,后者算迷信,但在古人的认知里,它们是一类,都是关于宇宙的,也是沟通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技术手段。
所谓方技,就是药方的方,技巧的技。是指与人体相关的知识体系,范围比今天的医学和心理学宽得多,除了包括性学、养生,还有大量的神仙家、巫术的成分。
方技和数术知识合起来,就是方术,也就是古人研究自然和自身的知识系统。要想知道古人在做什么,先得知道他们怎么想问题。按古人的思维模型,数术研究的是“大宇宙”,也就是“天地之道”,它是根据一种无法探寻的终极原理在运转的。而方技研究的是“小宇宙”,也就是“人道”、人的生命和性命。人道是在复制天道,这就是《老子》中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以,我也依照古人的这个逻辑,先来介绍代表天道的数术。
中国古代的数术现象相当复杂。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想:在古人生活的世界里,不可解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在未知情况下作决定,人当然会诉诸于占卜算卦,各民族文化都是如此,现在也屡见不鲜。人算卦的时候,手边是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来占卜的,花样和内容层出不穷。在《中国方术正考》里,从复杂纷纭的考古发现中,找到了古代占卜的系统脉络。
大体说来,数术可以分成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来自天文历法演算,比如占星术。第二个系统,来自对“动物之灵”“植物之灵”的崇拜,比如我们熟悉的烧龟甲占卜。第三个系统,来自人的生理、心理和疾病等体验,比如解梦。这正好覆盖了原始思维的几个主要方面:天地、自然界和人体生理现象。
在汉代古籍里,这些占卜术的地位不一样,占星术的地位最高,因为和政治相关;解梦术的地位最低,因为是关乎个人的。但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占卜术的主要区别,其实是流行的年代不同,它们各有文化背景:
用骨头龟甲或者竹子和草来占卜,最流行于商代、西周。当时的中国文化,没有完全走出原始崇拜时期。甲骨和草,代表着动物和植物的灵力。
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出土过占卜用的动物肩胛骨。最早的发现,可以追溯到5300年前。用骨头占卜,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常见习俗,区别是:在东半球西部,比如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古代人类占卜,不用火烧骨头。在东半球东部,包括中国和北美,是把骨头扔到火里烧,观察烧裂的纹路来察看吉凶。
中国古代用骨头占卜,和祭祀的关系很密切。古人是先用牲畜献祭,再用牲畜的骨头占卜,这形成了一个循环的仪式链条。主要使用的骨头,除了鹿是打猎获得的,其他三种是牛羊猪,也就是祭祀中的“三牲”,这在后来发展出太牢、少牢等等礼仪。所以说,代表神秘的方术和代表理性的礼乐,从根本上是一体的。
在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用龟甲占卜。从文献记载看,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发现乌龟长寿,以及特殊的骨结构和鳞甲,引起了崇拜。灵验的灵,本义就是乌龟。占卜手法是先凿、再烧,看背面呈现的交叉纹路,占卜的那个卜字不是一竖一点吗?其实就是这么来的。这被称为龟卜。
和龟卜相对的,是筮(shì)占。筮字是会意字,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巫术的巫,因为筮占也有用竹签算筹的。周人生活在西部,应该是很难获得龟甲,所以主要用一种叫蓍(shī)草的茎来占卜,这种草茎有的长达六尺。在商代,筮占可能因为成本低、边缘化,“学术”地位比用龟卜低。周人灭了殷商,也对文化进行改造,筮占的地位逐渐提高了。
到这里,我们就要说到《易经》的来历了,《易经》就来自一种筮占。“易”字的本义,是数的变化。筮占是数字占卜,它的卦象是数的组合,今天来看,这都是简单的数字原理。但在古人眼里,数学规律很神奇、很灵异。简单的说,西周的筮占师们,把算卦中的各种数字排列组合和他们解释的话搜集到一块儿,编辑成了一本参考书。它被称为《周易》,是因为《易经》是周人的筮占法,这是当时各种筮占中的一派。
今天来看,《易经》非常枯燥,很难读得下去。不只是原文难懂,出土版本之间还有区别。至于注本,那就更多了,注本又有不同流派。而且,《周易》是既包括《易经》、又包括《易传》的。《易经》是西周留下的,《易传》是解释《易经》的文字,是战国秦汉新旧占卜术杂交时的产物。在《易传》的阐释下,《易经》成为了中国自然哲学的源泉。
我估计,今天人们对《易经》的热情,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相信它在算命方面灵异。灵异与否,本书没说,我也不敢说。对我来说,想弄懂这本古书,要从头学历史和古汉语,还要有聪明和悟性。在孔子时代,它就是一本难懂的书。这么难的事,我的命都不太够用,哪还有时间去给别人算?我还是用最简单的理解方式,把它看成周代人试图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影响到了古代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发展。
下面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数术系统,称为星占和式占。在战国秦汉以后,这一派占卜的地位很高。它们和天文学关系密切。星占就是观察星相和云的形态,预言天道吉凶和人事灾异。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当时的占星书籍。比如,不同方位的云,代表着齐国楚国这些诸侯国,某一种云以某种形态侵犯日月,就是政治上的凶象。另外,彗星、日食,都是古人恐惧的灾异现象。
式占的式,是款式的式,方法是通过模仿天文运转进行推算。这个式字,指的式盘,它是古代数学的占验工具。这个工具你见过的,就是看风水、算卦的用的那种罗盘,也叫风水盘。淘宝上就有卖的,它中间是个指南针,四周是八卦、天干地支,25块钱包邮。考古挖掘到的式盘,有漆木的、铜的,边长十公分左右。它分上下两层,代表古人的盖天说宇宙观:上层的圆盘是天穹,叫天盘,中心是北斗,四周是二十八宿和十二月神;底层的方盘叫地盘,将天盘向左转,在地盘寻找对应位置,进行吉凶推算。古代的政治决策、军事行动,包括民间的婚丧嫁娶,以及怎么选择具体日期等等,都由这些推演来决定。
从用骨头和草算卦,到看天地、看星云,这背后是一种观念迭代,代表着中国人从崇拜动植物转向了崇拜“太一”神。在秦汉时代的信仰里,太一是最高神,祂是宇宙中心,没有人格,等同于造化天地、无处不在的“大道”。我解读过文化学者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他在那本书里考证太一就是太阳神。但是,有很多学者一直坚持认为太一是北极星。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汉武帝到处封禅,祭祀太一,这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其实,从占星和背后的宗教信仰的角度看,他的行动有明确的政治作用,推行太一崇拜,是有利于统一的“国教”信仰。有的历史学者认为,秦皇汉武巡视天下,就是在模拟天地运行,这种活动,能加强对各地的实际控制,让民众知道自己被同一个皇帝所统治,这是当时的一种“国际化”政治趋势。所以,星占和式占的盛行,是由中国政治文化局面推动的。它们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一直影响到现在。对我来说,信不信《易经》,相当于信不信周代人比我们更了解世界的奥秘。
上面两类数术活动,都可以说是官方行为,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下面要说的第三类占卜术就比较复杂了,它们主要盛行于民间,在古代一直不太受重视。这里面包括解梦,具体例子我就不用举了。
也包括相马、相宝剑。剑和马的各类细节,都对应着吉凶祸福的说法。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三国演义》里害死庞统的那匹“的卢”马。
还包括驱鬼驱邪的仪式——这在古代叫厌(yā)胜,ya字写出来是讨厌的厌字。
这类事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能看到。比如,相声大师张寿臣在单口《小神仙》里,说过一段民国时的厌胜斗法:有一个铺子的老板,觉得自己买卖的风水被对门给夺去了,就请风水先生给他画了一道符,挂在门前,这在民间叫“给对方下镇物”。对门于是就在门口挂了一面铜镜子,把画给照了回来。这面又弄了个泰山石敢当,那面干脆在房顶上放了把尿壶。这个笑话里的各种器物,还真都有来历。画符起源于古人对文字魔力的崇拜。几个字就能产生记忆,让一段思想流传后世,在古人眼里,这是种神奇的法术。这种心理在原始巫术中非常重要。人类的早期壁画、青铜器上的纹饰,不是简单的艺术欣赏,而是有相关的神秘主题。铜镜在民间叫“照妖镜”,是道教中的重要法器。《抱朴子》记载,道士入山,要在背后挂一面九寸铜镜,可以祛除山野的邪祟。《红楼梦》里还有风月宝鉴。连最后作“包袱”笑料的那把尿壶,也符合污秽能驱邪的方法论。
解梦、压胜这类占卜方法,和古代原始巫术一脉相承,在人类学和古文化研究领域,这是很大的来头,可不是小问题。所以说,数术占卜的三大系统:来自天文的星占式占、来自动植物崇拜的龟卜筮占,以及来自巫术的占梦厌胜——这些名字真的都挺难念的——各有来源,是互相交织的并行关系,对应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不同侧面、不同阶段。
说完数术,我们再来简单看看关于人体生理的方技。
在《汉书方技略》里,方技分四个部分:其中的“医经”和“经方”,属于实用医学范畴,对应今天的中医药学。其中的“神仙”,是和求仙有关的丹药服食、行气导引。第四类叫“房中”,就是与房事有关的养生术。
对这四类方技,我只介绍“神仙”一种。有两个原因:第一,关于古代医学的考古,已经有很多专门研究,本书没有展开讨论。第二,不说“房中”,是因为我为你解读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已经包含这类话题了,就不重复介绍了。值得一提的是,《房内考》的中译本,也是由李零翻译的,一般译者没法把握原著引用的那些专业古籍。
这类方技也叫“神仙家说”。听起来神秘,还原回去看,其实也挺平常的。比如,行气和导引,在武侠小说里被写成内功大法,现代被称为“气功”。其实,武侠小说的描写,是从古籍里想象出来的。气功是上世纪50年代的发明,是杂糅的产物,概念和古代方技不同。古人的行气,也称为呼吸吐纳之术,就是用口鼻通过呼吸天地之气,来调整体能和神经系统。至于导引,就是引导反过来写,是种让形体屈伸俯仰的运动,看上去类似健身操。一边做,一边进行呼吸行气。另外,常说的辟谷也不是彻底断食,其实是断五谷,就是现在流行的戒碳水。神仙家认为粮食留在肠胃里,会影响寿命。辟谷的起因,是古代战乱饥荒频繁,是为了对付饥饿,也没什么神秘。
节食、呼吸和体操,修不修仙,都可以尝试。但神仙家的方技,有一种是很危险的,它称为服食,就是吃包括仙丹在内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汉唐以前,医药养生和神仙家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医术里有药物,神仙家说里有服食,形式上也很近似。区别是中药以草药为主,而神仙家所服食的以金属石头为主。它来自神仙家的一种机械推理:服食是通过吃下各种东西来追求人与天地融合,吃什么就会变什么,以形补形——在今天的民间,不是还有“吃哪儿补哪儿”的说法吗?他们观察到:草木有枯荣,但金石不会变质,所以他们讲究服食金石和年深日久的东西。古籍中的仙药,最重要的成分是炼制的朱砂和金银。根据化学家的分析,古代的“金丹”,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氧化汞、氧化砷,还有金汞齐,也就是鎏金技术的涂料。比金属次一等的原料是珊瑚、钟乳石这些矿物,还有蝙蝠、蟾蜍等动物——因为传说它们很长寿。
最后说点儿重口的:长期服食这些东西,能不能成仙我不知道,至少有一种明确结果:它们有助于死后尸体防腐。马王堆M1女尸能在非风干状态下长期保存,原因之一是死者生前长期服食朱砂,朱砂是传统的防腐剂。
李零写《中国方术正考》运用的很多材料,都是他经过第一手的考古发掘和文献比对,用侦探小说一样的方法,推理拼接出来的。比如,古代式盘上各种图案的具体含义、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宇宙模型,在他之前是说不清的。李零还发现,这些数术推演,发展出了古代的赌博。
但是他说:“我的兴趣,不在器物本身,而是希望给思想史提供一种新角度。”过去,方术常常被看成是汉代盛行的一种荒唐迷信,至多被古代科技史视为“因祸得福”的技术探索。通过李零的研究,我们看到:古代的方术,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具有很深的渊源。这中间包含着两个很大的文化命题,也可以说是两对儿对比关系:
第一个,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和“天人分裂”的对比关系。“天人合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这几乎是定论。比如,史学家、思想家钱穆说,自己直到晚年,才彻悟“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也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西方文化是离开人来讲天,所以需要宗教信仰来中和天命,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就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
但李零说,中国文化思想的实际趋势,是不断进行着“天人分裂”,也就是“天”和“地”逐渐分开,“人”和“神”逐渐疏远。人们对天,其实是假装虔诚,也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实际心理是很不客气的,并没有多少敬畏。任何人为达到个人目的,都可以使用“天命”的名义。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地”,是世间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在西方人看来,既不符合“宗教精神”,也不符合“科学精神”,而这才是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区别所在。
这种文化传统的形成和演变,就体现在独特的方术里。比如,方术的发展,和古代政治有关系。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初期,有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祭祀占卜这些沟通天地的手段,被统治阶级所独占,人们必须依赖专职的祭司和巫师来和神灵沟通。很多人认为这是巫术的起源,其实,这是古代政府的起源。
帝王成了祭司的领袖,从祭司的分工中,又发展出负责祭神祭祖的文化官员和管理土地财政的事务性官员,这种各司其职,是一种政治上的人神分离。另外,方术的发展,和中国古代思想史关系密切。我们以前讨论百家争鸣,都着重于各家思想在世界观和政治观念上的区别。其实,换个角度看,诸子学派可以分成两种知识背景。一类知识,来自贵族教育,也就是诗书礼乐和政治、经济、军事知识,比如儒家、墨家。另一类知识,是数术方技这类当时的实用专业技术,从中产生出阴阳家、道家,以及与道教联系紧密的法家、名家。这种知识分途,也可以看成是天人对峙之后,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研究古代方术,能为观察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新角度。
第二个思想命题,就是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对比关系。我们接着刚才来说,由于方技出现,形成了两大知识体系,各有代表的思想流派。从中,逐渐发展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两个主要系统,就是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
一般来说,研究界对古代思想史的认识,注意的是从诸子百家到独尊儒家的过程,最后的结论,是古代主要只有一个儒家系统。汉代以后,儒学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官僚士人的一举一动,儒家思想又以人文教育为主,“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大家往往都把中国文化理解成纯粹的人文主义。传统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观察方法,就是从这个结果出发来分析问题。很少有人考虑到“诸子百家之前”和“官方文化之下”,还有哪些历史真实,产生了什么结果?李零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不是只有儒家这一条线索,同时还存在着道教文化线索,它直接上承文化初期的原始思维,在古人生活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道教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作为知识基础,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通过阴阳家、道家的哲学表达,通过各种实用技术,在民间形成了巨大影响,是足以和儒家文化相抗衡的。这才是李零研究古代方术的出发点。
钱锺书在学术论文集《七缀集》里谈到:要了解和评判一种思想体系,或是探究一种文明类型,应该还原那个时代的形态。思想和文明,总是在某些条件下发生的,把这些点点滴滴的历史碎片还原以后,会看到文明的背景。这就像从飞沙、麦浪和波纹里,能看出风的姿态。
这也是李零的学术风度。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宗教,这是用西方的科学、哲学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文化,这个结论吐槽起来很犀利,但没有建设性意义。当我们把古代方术的历史还原回去,可以看到,方术和宗教史、科技史都有关系,但确实又都不一样。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和西方不同。比如,从占卜中的式盘里,发展出了指南针;从神仙家的炼丹术里,发展出了火药。为什么科学总是和所谓“迷信”走在一起呢?因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模式。与其探讨中国“没有什么”,不如观察“还有什么”,因为这既是客观整体的态度,也是寻找文化出路的希望。从方术这个“飞沙、麦浪和波纹”的切口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之风,有自己的独特姿态。
最后,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的知识要点。中国古代方术,分为方技和数术。数术研究的是天地万物,包括天文历算,也包括占卜厌胜。和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相对应,有不同的占卜方式,至今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和观念。方技研究的是与人体相关的知识,除了医学、心理学、性学和养生,也有大量神仙家和巫术成分。二者的关系,是人道在模仿天道。我们了解方术,并不是为猎奇,而是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发展:从中,我们看到中国文化的趋势,是从“天人合一”走向“天人分裂”。中国本土文化,始终有两条并行的线索,就是儒家系统和道教系统。
撰稿:贾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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