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不仅锐意制订和改革“雅乐”，还亲自主持创作了新的歌舞，就是《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
《秦王破阵乐》的产生，和《兰陵王入阵曲》的产生相同，都来源于战争的胜利，军民载歌载舞而来的。《隋唐嘉话》中记载:“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
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设宴招待文武百官，开始在殿堂上演奏这一曲子，唐太宗还得意地说:“昔日联奉命征讨，民间遂有此曲。虽然它不像征文德的雍容，但是我由此建功立业，不敢忘本。”《破阵乐》来自民间歌舞，当时是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唐太宗即位以后，为纪念战功，作了改编，“后编乐府”，成为一支颂扬唐太宗赫赫战功的
乐曲。此后，每当宴会时经常演奏。担任改编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吕才，他协调音律，又由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征等人制作歌词，相当于现在流行的说法:“吕才作曲，李百药等人作词”一样。吕才还担任导演，教练乐工一百二十八人，舞蹈者披甲执戟，表演战争中战斗的场面，旁边乐队伴奏，歌者合唱。贞观七年春正月，改编后的《破阵乐》更名作《七德舞》。唐太宗为什么下令更名呢?这是本自《左传》，《左传》说“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唐太宗表示“偃武修文”，要结束战争，但武备又不能废弛，必须“以战争制止战争”，也就是古人解释的“止戈为武”的意思。唐太宗认为《七德舞》这个名称既文雅又寓有“武”的内涵，最合适不过了。
七年正月的这次演奏还有段小插曲。这一天，三品以上的官员、地方上州一级的一把手、各少数民族的酋长首领，都参加了玄武门宴会，宴会上演奏《七德》、《九功》舞。太常卿萧瑀是“文艺”部门的负责人，未免有点儿得意忘形，向唐太宗提议:“《七德舞》形容圣上丰功伟绩，有所未尽，请按照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的形象，表演出描述他们被擒获的状况。”不料他却碰了一鼻子灰，唐太宗说:“彼皆一时英雄。现在朝廷之臣很多人是他们原来的下属，如果看到他们原先的主子屈辱之态，能不刺伤他们的感情吗?”可见唐太宗虽然得意，却并不忘形，唐太宗说话办事绝对有分寸，他理解乐舞的功用，“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安定、平和，这才是文艺的作用所在。因此，不能为了表现自己的武功，过分羞辱丑化失败者，从而还伤害了一部分“反正”人士的感情。
《庆善乐》的创作是在贞观六年九月。这时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已现，唐太宗回到阔别已久的出生地武功(在今陕西省郿县境)庆善宫，仿照汉高祖刘邦荣归故里的做法，赏赐闾里，并且和亲贵大臣欢宴，唐太宗极其高兴，当即赋诗，其中追忆了往事:“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魔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媲。”最后又以汉高自况，用刘邦酒酣高歌一曲《大风歌》的典故作结说:“共乐还乡宴，欢比大风诗。”诗成，起居郎吕才为之谱曲“被之管弦”，命名叫做《功成庆善乐》，舞蹈者“广袖曳展，以象文德”。还令童子六十四人头戴进德冠，身穿紫袴褶，长袖漆髻，屣履而舞，叫做《九功之舞》。后来又举行了盛大宴会，《庆善舞》、《破阵舞》一一演奏，表演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歌舞乐章。
《隋唐嘉话》说《破阵乐》为武舞，被甲执戟，以像战事。《庆善乐》为文舞，广袖曳屣，以像文德。前者象征唐太宗的武功，后者则象征唐太宗的文治。武舞者服装是短装戎衣，文舞者服装是宽衣大袖。《嘉话》还提到魏征，他一见演奏《破阵乐》，低下头看也不看，演奏《庆善乐》时，看得津津有味，观赏起来百看不庆。魏征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在他偏爱那个乐，不过想借观赏音乐歌舞的机会，暗示给唐太宗“偃武修文”的态度罢了。
这二部新歌舞，作为唐朝初年的艺术杰作，经常上演，每逢元日(大年初一)、冬至、朝会、庆贺等节日，都要演奏
这二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一为庆祝佳节，二为纪念文治武功。
《新唐书·礼乐志》说:“唐之自制乐凡三: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还说《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阵乐》，《九功舞》本名《功成庆善乐》，都是唐太宗事业成功的赞歌，只《上元舞》是太宗的儿子高宗所作。《秦王破阵乐》后来一度更名《神功破阵乐》，从中还衍生出《大定乐》，舞者披五彩文甲，持槊，是多达一百四十人的大型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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