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观在南朝定型和成熟的原因，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和文学发展的原因一样，应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进行阐释。从内因来说，文学史观在南朝得以成熟，与它自身的发展轨迹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文学史观经历了两汉的萌芽、魏晋的发展，才为它在南朝成熟创造了条件。
外因对内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也是内因的基础，当然我们探讨的是文学史观在南朝得以成熟的原因，肯定离不开南朝的文化背景、哲学思想、学术环境等因素，但这些因素最后都要落实到南朝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上，最后才会作用于南朝的文学史观，因此从外因来看，文学史观在南朝得以成熟，也离不开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自觉与发展。
一、文学、文学批评的自觉及发展
文学史观是基于文学史批评而产生的，文学史批评是文学批评内容的一种，文学批评的自觉与发展离不开文学的自觉与发展，由此可知，文学史观的成熟也离不开文学及文学批评的自觉与发展。
如果没有文学的自觉，首先文学就无法取得独立地位，就无法摆脱经学的束缚，文学批评就无法以独立的文学为对象，也无法以文学本身为对象去追溯文学发展的源流和脉络，换言之，如果没有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自觉和发展，就没有文学史批评的自觉和发展，也就没有文学史观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
一般情况下，文学批评的发展略落后于文学的发展，因为文学批评是基于文学而产生的，只有文学领域有所突破和发展，文学批评才会根据文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没有文学的自觉，文学就不会摆脱经学取得独立地位，文学批评就无法以独立的文学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的自觉就无从谈起，文学史批评和文学史观的成熟就更是遥遥无期了，因此，文学的自觉是文学史观发展和成熟的前提。
文学自觉之后，必然需要文学批评完成自觉，才会有独立的以文学源流发展对研究对象的文学史批评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观的自觉和发展，并最终走向成熟。
在曹魏文学批评开始自觉之前，两汉就已经有了对文体间源流关系的分析，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赋者，古诗之流也”，诗赋间的源流关系启发了魏晋文学史观对文体间源流关系的分析。
在文学批评自觉的时候，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并且第一次对文学进行了文体分类提出“四科八体”之说，其后文论都认同这个观点，魏晋时以文体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也源于曹丕在文学批评自觉之初就有的文体划分。
更重要的是，曹丕的同源异流观直接影响了曹魏之后文学批评自觉以来对文学源流发展的文学史观，比如追溯作家、作品、文体间的源流继承关系，梳理文学源流的历时发展脉络等，说明只有在文学批评实现自觉后，文论家才会真正将文学视为独立个体，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才能不断深入和探索文学史观的两个问题，直到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文学批评的自觉是促使文学史观在南朝成熟的外因之一。
除了文学的自觉、文学批评的自觉外，文学史观在南朝成熟的另一个外因是南朝文学批评的繁荣，它为南朝文学史观的成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南朝不仅是文学发展的高潮期，也是文学批评发展的高潮期，只有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文论家才可能分析到文学批评中的各个层面，涉及文学批评中的各种问题，涉及文学史批评，才会通过交流探讨中不断深入地观照文学史观的两个问题，才会在不断的试探中完善对文学史观的两个问题的解答。
正是因为南朝文学批评的繁荣，南朝文学史观的材料比两汉和魏晋的材料加起来还多；也是在南朝，对文学源流发展的梳理才形成了完整的文学史批评模式；也是在南朝，最终建立起回答文学史观两个问题的理论体系；也是南朝的文学史观对北朝乃至后世的文学史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文学批评的繁荣启发了文学史观的进一步发展，说明南朝文学批评的繁荣为文学史观的成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自觉和发展，南朝文学批评的繁荣，这些都是促使文学史观在南朝成熟的外因，它们共同作用于文学史观自身的发展，使其在经历了两汉的萌芽和魏晋的发展后，最后在南朝形成关于文学史观的两个问题的系统的解读模式，标志南朝文学史观的成熟。
二、追溯源流的社会风气
两汉文学领域表现出来的文学史观其材料出处主要是《史记》和《汉书》这样的官方史籍，作为文学史观的滥觞，提出文学史观的主要是司马迁和班固，他们的身份都是史学家而非文论家。在文学史观萌芽之初，就与史学、史学家紧密相关，史家的历史观点直接影响了在文学领域历时地考察文学的源流发展及原因。
南朝时由于帝王的提倡和鼓励，文学和文学批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南朝时的官方史籍中不仅有为文学家单独立传，更出现了以“文学”等命名的《文学传》《文苑传》等，将文学单独列传，或在史籍中专门梳理文学发展源流及其规律的篇章，都说明史家将文学的发展流变作为阐述历史的内容之一。
兼具史学家和文论家双重身份的作者，不仅在史籍中会涉及文学史批评及文学史观，在文学批评中也会用历时的观点来展现文学史观。
除此之外，晋代以来，追溯事物源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学术界在论述事物时，也都会追溯其源流演变历程。
晋代追溯事物源流的社会风气并不是始于文学而是其它领域，随着这种风气的发展以及史学长期的影响，最终影响到了在文学领域里追溯文学源流发展的意识。
笔者通过比对两汉到南朝的文学史批评材料，发现南朝的文学史批评材料在数量上比两汉和魏晋加起来还多，并且除了文学史批评和官方史籍外，在很多文学总集和文论专著的序言中都有关于文学源流发展的叙述，说明在南朝对文学源流发展的叙述已经成为当时文学批评中的常见命题。
三、文学史观自身的发展
除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自觉与发展，从外部因素促使了文学史观在南朝的成熟，文学史观自身的发展，尤其是文学史意识的自觉和南朝以前文学史观的发展阶段是其在南朝成熟的内因，也是根本原因。
首先是文学史意识在南朝真正自觉，是文学史观在南朝成熟的先决条件。
分析文学的源流，划分文学发展的阶段，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征，列举和评价代表作家作品，从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探索文学发展的原因，论述内容的完备和系统性都显示出南朝文学史意识的自觉和成熟。在这样普遍而成熟的文学史自觉意识之下，南朝的文论家势必会不断更加深入地探索文学史观的两个问题，并试图建立起这两个问题的解读模式。
文学史意识在南朝的真正自觉，促使南朝的文学史批评更加深入地探讨文学的历时源流发展及原因，最终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导致了文学史观在南朝的成熟。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史意识的自觉和成熟，促使文学史观在经历前代的发展后，最终在南朝成熟。其次是南朝以前文学史观的发展情形为其在南朝的成熟做了充分的准备。任何事物的成熟都要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在产生之初就达到成熟，通过资料爬梳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史观从产生之初到成熟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文学史观萌芽于两汉，呈现出单一性和边缘性的特点，而文学和文学批评自觉后，魏晋时的文学史观较两汉有了明显的发展：以文体论为基础，梳理各种文体的源流发展脉络。一方面曹魏文学史观继承两汉的观点，但更多的则是对两汉文学史观的拓展：
首先就是将魏晋时所划分出来的文体都纳入文学史批评的范畴，说明魏晋时将文学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试图追溯其源流发展，明确了文学史批评的对象；
其次开始建立以文体为基础的分体文学史，以文体为单位分别追溯其源流，为后来南朝的文学史批评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三，开始从单一地对某种文体源流发展的历时梳理发展为对所有文体源流发展的历时梳理，其实也是魏晋文学史观从单一走向成功的过程，对各种文体源流发展的历时梳理综合起来就是对文学源流发展的历时梳理，这就为南朝跳出文体划分的藩篱，从整体上追溯文学源流的发展变化做了铺垫和准备。
正因为有了魏晋文学史观对前代的扩展，才呈现出上述的特点和趋势，也说明两汉文学史观的萌芽，魏晋文学史观的发展，都为后来南朝文学史观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综上，文学史观作为文学观和史学观的综合，其实是以史学的历时观念来考察文学的源流发展，文学史观最终在南朝得以成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自觉及发展、文学批评的自觉及发展，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文学史观自身的不断发展，并最终在南朝成熟。
结论
南朝既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高潮，也是文学史观意识自觉并走向成熟的时代。从檀道鸾到刘勰、钟嵘，刘勰率先建立起文学史观两个问题的理论体系，此后南朝梁代、北朝及后世文学史观叙述都几乎在刘勰建立的文学史观体系下进行叙述的。南朝文学史观体现出的特点本身就是其成熟的特征，从内外因两个方面来看，文学史观的成熟在刘勰手中完成是历时的偶然，在南朝成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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