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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害之属，水患最大，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百姓深受洪水灾害的影响，治理水患成为每一位帝王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因此也出现了许多治水英雄，如大禹、孙叔敖、西门豹、郑国等，这些多数为能臣干将，但有一位皇帝却与治水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就是被后人誉为雄才大略、治水兴邦的汉武大帝刘彻。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西汉时期第七位皇帝，四岁时便被立为胶东王，十六岁继承皇位，登基后的武帝以其文治武功和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谥法》评价刘彻“威强睿德曰武”，曹植评价其“功越百王”。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功业卓然，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为汉王朝的强盛打下牢固的基础。同时，汉武帝还大兴水利，以水兴农，治水定邦，修建了漕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多项水利工程，充分体现其“德润四海”的治国理念。武帝的治水成就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农业、经济、政治等方面带来的影响更是空前的，同时也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兴修水利的高潮。诚然，在生产金和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每一项水利工程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因此武帝治水兴邦的同时也给当时经济发展、阶层关系带来了影响。
《盐铁论校注》“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汉武帝时期黄河水灾泛滥，给当时两岸郡国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而黄河的稳定关系到百姓民生和王朝发展，历朝历代的执政者也深知水利是关乎“国之利害”的首要民政。文景之治后，汉朝的经济、物资基础有了极大的提升，这也为汉武帝征伐匈奴、兴修水利带来了雄厚的资金支撑。
武帝兴修水利有着明确的经济目的，一是方便漕运，提高粮运效率。西汉时期京都粮食多从函谷关东侧运入，由于渭水砂石较多，水道曲折，运输效率极低，而长安东到黄河的陆路虽然只有300多里，但由于渭水河道曲折蜿蜒，水路却长达900多里，加之每年的冰冻天气和旱季，渠道的通航时间只有短短的六个月，导致粮食运输量难以达到京都预期，因此开辟一道新的运粮渠道成为武帝时期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难题。
二是抗洪防灾、安抚百姓。黄河是一条孕育了中华大地灿烂文化的母亲河，但是在古代，由于黄河水患不绝，决口反复冲塌，水灾殃及两岸百姓，汉武帝途径黄河更是亲眼目睹河水在平原泛滥，百姓颠沛流离、民不聊生，这也更加坚定了武帝治理黄河的决心。在武帝东巡之时，还亲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祈求平安，以示诚敬。武帝治水掀起了继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兴修水利的高潮，其规模、地域、技术都是空前的，亦是几百年间后代王朝都难以企及的。
1、白马沉河、武帝亲临
《史记》“河决酸枣，东溃金堤”。西汉初年黄河泛滥，治理黄河便成了汉武帝最大的水利工程。元封元年汉武帝封禅泰山，东巡泰山之时，途径洪灾地区，目睹洪水泛滥、民生凋零的悲惨景象，深感若不堵住洪水决口，齐鲁西南、豫东、苏北等地将祸患不绝，遂下定决心治理水患，元封二年，濮阳地区天旱少雨，于是武帝先遣汲仁、郭昌二人，发民兵万人堵塞决口，并亲临堵口现场，将白马、玉璧沉于黄河祭祀河神，随后接受丞相长史——郑当时的治水之策，修建漕渠，令水工徐伯测馕地形，征兵数万开掘渠道。
历时三年，《史记》“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实决河”，最终漕渠建成，决口难题才得到解决。此渠道自长安引渭水沿南山北麓，将关东至长安的水运路程由九百多里缩短为三百多里，水运耗时削减一半，沿漕渠的万顷民田也得到了灌溉。为纪念决口的堵塞成功，汉武帝于瓠子堤修建宫殿，名为：宣房宫，并为此创作了著名的《瓠子歌》。漕渠的建成揭开了大兴水利的序幕，为汉武帝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
2、掘井引水 龙首建成
在元狩至元鼎年间（前120—前111），开凿漕渠的同时，严熊（本称庄熊罴，因避东汉明帝刘庄讳，故改称严姓）上书武帝，建议引洛水经商颜山南行至临晋、大荔等一带干旱地区，此渠道若建成万顷盐碱地得以灌溉，为缓解旱情、增加农收，武帝采纳其建议，征发数万民工，开凿建渠。由于渠道需横跨临晋与征县之间的商颜山，加之洛河岸边土质松软，开凿过程容易塌方，为此民工创造“井渠法”，即掘井引水，通过井下相通实现水运，“井渠法”开创了后代以井通渠的先河，尤其是在沙土地带，采用“井渠法”尤为胜用，至今新疆沙漠地区仍然用这种办法修建渠道。这也是汉武帝时期水利工程项目的一大壮举。相传在挖掘过程中发现龙骨化石，故命该渠道为“龙首渠”。龙首渠耗时十年建成，建成后，重泉以东4万余顷的盐碱地得到灌溉。
3、白公奏请 白渠通航
随着汉武帝内兴功利、外攻匈奴，国内粮食的供应日益紧张，光靠原来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需求，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成为当务之急，修建农田水利工程就成为增产粮食的重要手段。汉武帝太始二年，赵国中大夫白工上言，建议开凿引水，于陕西临潼，注入渭水，以进一步灌溉农田、发展农业。
武帝深知要想提高漕运效率、缩短运粮时间，改善渭水的运输条件成为当务之急。遂听其穿渠引水的建议，征发数万民兵，首起谷口，经泾阳、三原、高陵等县，尾入栎阳。修筑一条继郑国渠之后又一条引泾水的重要渠道，此渠首因白大夫而建，故取名曰白渠，白渠囊括二百余里，灌溉农田近四千余顷。白渠的修建极大程度上改善了泾阳、三原一带的土肥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百姓大受其利。由于白渠与战国末年修筑的沟通泾水和洛水的郑国渠走向大体相同，白渠上游引入渭水，郑国渠下游注入洛水，两渠常被世人称作郑白渠，《西都赋》对郑白渠的评价为 “郑白之沃，衣食之源”。白渠的建成对关中农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被后人评为武帝时期最成功的的水利工程。
纵观汉武帝一生的水利建设，武帝大兴水利、开凿渠道、引水灌农，其中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多达数十个，中小的水利工程不计其数，这些水利项目确实给当政时期的农业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并从漕运改建、农田水利、治理水患这三方面整体提升了全国的农业经济水平，其治水之举更是继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开展水利工程的壮举。如果说，秦顺应了历史的需要，扫灭六国、统一海内，修建灵渠，建立了中央统一调度的水务模式，那么它的继任者—汉在其水务工程上做了规模更广、工程更细致的水利工作。当秦始皇称呼自己的王朝为“水德之始”时，汉武帝则开启了新的治水篇章。只不过，秦的水德过于短暂，而汉武帝的水德却似乎更悠久绵长。
诚然，武帝时期有些水利工程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但也有许多工程失败了，比如河东渠田、褒斜道、朔方渠等由于设计不科学、运行不流畅等原因，水务效果并不是很好。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水利工程就是高投入，回报期长的事业，即使是放到现代，一项水利工程其建设周期需要几年，大型项目更是长达数十年，况且是在2000余年前的西汉，且生产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因此武帝时期的水利工程在修建过程中，无论是改建漕运还是治理黄河水患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也给中央政府的财政造成较大的负担，同时加重了社会矛盾和阶层关系。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或是只从一时地去评价其得失，而应将其放在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大浪潮中去探讨。
总之，汉武帝重视水利，以水兴农、治水安邦，这不仅体现在他善于治水，而且汉武帝的广开言路，善纳忠谏更是为后人称赞，他的水利成就也为当时农业丰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推动了西汉王朝迈向鼎盛时期。
参考内容来源：《史记》《资治通鉴》《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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