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于色彩、视觉与知觉之间关系的探索，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柏拉图（Plato）关于色彩感知方面的观点一直被视作经典理论，几乎毫无保留地得以接受，构成物理科学色彩研究中的一种基本推论。从古希腊先哲感触式的先觉算起，色彩、视觉、知觉，以及色彩语码方面的讨论，一直是知识界关注的一个学术亮点，大有“引无数英雄尽折腰”的气势。
如前所述，张永言先生认为，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可以帮助解决古代民族史上3个方面的问题：
民族起源民族文化史民族交往史他举了一个汉语史方面的例子，说明词汇研究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古代中国染织技术与色彩术语的发达状况：假如我们想要知道我国周秦时代染织技术的发展水平，那么当时语言里所有的有关这方面的词汇就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材料。
从其中赤色的品种特别多还可以考见当时的风尚，古书所说“周人尚赤”（《礼记·檀弓上》）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从跨文化对比的角度出发，以大众色彩爱好为观察对象，通过对比社会心理学和对比民族心理学研究手段，考察文化因素对于色彩语码社会含义的确认与传播，从而更好地阐释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对于语言使用的作用与影响。
反过来讲，这方面的探索为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范式和旁证材料，倘若再与色彩七彩文化，尽见语言：色彩词语认知模式与社会文语码认知模式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则有可能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检仿基因”同文化传播的关系，弄清信念结构价值体系、语言态度等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揭示意识形态、传播媒介、教育制度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化过程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
不言而喻，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锲而不舍、多方位的学术研究与探索，我们今天才能够在发掘整理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有机会站立在巨人肩头，透过他们的眼光，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神经学、遗传学、社会心理学，乃至民族心理学等方面对此问题有一个总体回顾与反思。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通过色彩词语认知模式与社会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讨论，进一步考察色彩语码同社会文化以及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采用了一个比喻说法-七彩文化，尽现语言，旨在强调微观层面上的词语知模式的研讨。不言而喻，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我们关于色彩词汇认知过程的探索，对于在宏观层面上研究语言、文化、思维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语言学角度而言，色彩语码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每一项重要成就，都是和彼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息息相关的，都是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的烙印的。所以，多维观察视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显得至关重要。丰富多彩的观察视野哲学家的观点如上所述，人类早期关于色觉方面的哲学推理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彼时的先哲，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可谓早期色觉理论探索中的先驱者。他们在这方面独到的哲学意义上的见解，引发了日后无数新兴理论的创建，有的是对先圣观点的解释与说明，有的是对早期假设的批判与反思。大致而言，自古希腊以来，我们对于色觉方面的探索与研究，分别是沿着两条鲜明的哲学传统进行的，它们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与不同。
源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一派，对于人类色彩情感反应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承接柏拉图色觉条件之说的一派，对于人眼的视觉能力表现出一种实证主义的关注。这两种学术传统在相互砥砺的过程中，形成了两条齐头并进的理论主线，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只是到了19世纪，由于人类关于色觉和色觉感知知识的增加，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色觉理论，构成了色觉研究领域中的新的范式。
18世纪以来，指导色彩语码的研究理论范式，如同钟摆一样，总是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之间摆来摆去，聊无定论。这两种理论解释讨论的焦点，集中反映在对下列两个问题所给予的不同解答之上：
1）任意语言中的色彩语码系统是否体现出语言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以及语义学意义上的进化过程？
2）任意语言中的色彩语码系统是否体现出语言学意义上的相对性，以及语义学意义上的文化决定论？
20世纪以前，普遍认为颜色词语体现出语言相对性特征和语义文化决定论实质。用以证明此论成立的一方试图说明，欧洲“文明化”社会和其他“未开化”社会在色彩感知和色彩编码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现象。而基本色彩词汇的多寡又恰恰反映出语言系统的概括性能力和抽象水平，虽然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其他欧洲语言所提供的实例亦表现出基本色彩词语相对贫乏的倾向。
语言相对性和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直到为马格努斯（Magnus1880）的跨文化比较调查所推翻。马格努斯通过发往世界各地区的问卷调查，完成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完备、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色彩语码的研究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几项重要发现：
（1）“未开化”社会和“文明化”社会在色彩感知方面没有任何差异；（2）人类可以感知的色彩种类超过可以明确区分的种类；（3）色彩语码的发展似乎体现出一种有序的演变过程，表达红黄色调的词语往往先于表达蓝绿颜色的词语出现。马格努斯的研究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色彩语码生理学观念，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出色彩语码系统内含的语言学普遍现象。
如前所述，色彩词语研究中，理论范式的变换，如同时钟的钟摆运动一样，分别在普遍性与相对性、自然进化与文化决定这两个层面的对立之间来回摆动。马格努斯的专著发表之后，跨文化心理学之父雷沃斯发表了他在参加“剑桥托雷斯海峡探险”时所做的有关土著人色彩心理测试报告的结果。
雷沃斯的实验报告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其重要意义：1）土著居民由于其色彩语码系统尚处于不发达阶段，不可能拥有和工业化社会成员一样的色觉感知；2）由此可以推断，色彩语码系统中存在着逐步进化的可能性。此后的70年里，人类学研究异军突起，发展迅猛。特别是来自北美人类学研究的大量语料表明，色彩语码系统与文化因素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所谓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任何一种语言中，色彩词语的多寡受文化因素的制约，其语义所指也往往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萨丕尔-沃尔夫假设一经问世，分别在人类学和语言学界受到普遍欢迎。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受到方方面面的质疑，但是它在色彩语码研究中的地位却仍然影响持久，牢不可破，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才受到了真正的挑战。
1969年两位美国学者，一位是民族学家布伦特·柏林，另一位是语言学家保罗·凯伊，两人携手合作，发表了半个世纪以来，色彩语码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专著《基本色彩词汇：普遍原则与进化过程》。通过实证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柏林与凯伊考察了98种语言的色彩语码系统，揭示出色彩辨认与语码匹配之间的许多有趣现象。
受其影响，色彩语码的跨学科研究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基本颜色词语的进化论观点经过修正与检验，逐渐发展成为研究语言普遍性规律的一条经典理论而为学术界广为接受。色彩知觉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旨在解释说明视觉系统与大脑皮质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研究外部视觉世界如何通过视网膜接收功能，经由视觉主干道，向原色视觉皮质层输送色彩信息的机理过程。
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探索这一机理的过程中，神经生理学研究提供了两种理论解释。一种是托马斯·杨于1802年提出，后经赫尔曼·赫尔姆霍茨在1852年修正而成的“成分构成论”；另一种是埃瓦尔德·赫林于1878年提出的“颉颃过程论”。“成分构成论”又被称为“三色论”。
这是因为，依据此论，人眼视网膜上有三个色彩感受器。这三个感受器由于对长短光波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构成了分工不同、各司其责的色觉传感视锥，分别处理红、黄、蓝三种基本颜色信息，并通过三原色之间的相互调配，使我们有可能感触到姹紫嫣红、千变万化的色彩世界。与此相对，“颉颃过程论”认为，人眼的三个色彩感受器具有互补性功能。
其中的一个，通过抑制绿色互补成分来传递红色信息；另一个色觉传感视锥，通过抑制黄色互补成分来传递蓝色信息；还有一个色觉传感视锥，通过亮度调节，专司黑白二色。自“成分构成论”问世以来，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分别在物理学和生理学界得到广泛认可，没有碰到任何严肃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心理物理学与显微分光光度学研究中的重大发现，“颉颃过程论”理论优势逐渐显露头角。大量实验结果表明，三原色彩刺激光化反应，显然是转化成为一种颉颃反应图式，出现在高一级视网膜神经细胞中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所取得的这些重大发现，激发了一些边缘学科的研究。
这些研究试图在色觉反应图式和色觉心理语言学之间，探寻潜在的相关因素。安德烈·范藤维尔与海因利希·措林格尔甚至声称，像在祖尼语七彩文化，尽见语言：色彩词语认知模式与社会文化因素研究和盖奇语，以及其他一些语言色彩语码系统的研究中所反映出的那样，有些语言事实可以更为充分地从生理学而不是语言学角度得以解释。
由此说明，就目前情况来看，至少在色彩语码认知研究中，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既不能全盘接受，亦不能完全否定。更有甚者，通过对全世界110种语言的调查，凯伊、柏林与美利菲尔德认为：视觉生理学在基本色彩词语进化过程研究中有其作用，把可能构成的复合型色彩语码的种类数量，限制在理论上可能的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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