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末农民起义的大爆发,以及屡剿不平。现代的史料,多把原因归结到明末吏治腐败,政府财用匮乏,以及天灾横行催化内部矛盾上。而其实,明朝农民大起义的越演越烈,其实却有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
第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发生在崇祯元年(1628年)秋天,因财政紧张,新登基的崇祯皇帝取消了对北部的蒙古部落的赏赐。一个月之后,蒙古草原发生了严重灾害,北方各蒙古部落请求明朝援助,也被明朝拒绝。这时期的明朝国库空虚,财政花销当然能省则省,这次的结果,是省下了该年赏赐蒙古部落的白银二十万两。但这时候花在蒙古部落身上的钱,是万万省不得的:皇太极即位早期,与之相邻的大部分蒙古部落一直站在明朝一边,尤其是“黄金家族”末代可汗林丹汗在位时,虽早期曾与明朝发生战争,但因为努尔哈赤这个共同敌人的崛起,双方很快联合。
明朝从天启年间起就与林丹汗互市,赏赐大量白银。而在崇祯之前大多数与努尔哈赤的战争里,蒙古部落都曾出兵助战。努尔哈赤死后,即位的皇太极开始了对蒙古草原的渗透,尤其是宁锦之战败北后,随即将矛头对准了林丹汗为主的蒙古各部。到崇祯登基时,双方互有胜负。
本局于辽东一地的明清战争,最终演变成战火蔓延整个明朝北方的全面战争,大量的人力物力被牵制。若无此事,明朝平定农民起义,恐怕会容易的多。二十万两白银,换来了明朝两线作战的困局,和北方的战火满天。
第二个因素,却是后人提及较多的,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奏,要求清理驿站。此意本来没错,明朝晚期的驿站,早已经机构臃肿,且滋生腐败,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刘懋的对策很简单,就是裁撤,富余的官员罢官,多余的驿夫驿卒遣返回乡。当时的兵部侍郎申用懋深谋远虑,认为一次性裁撤风险太大,应当以六年为期逐步进行,且不能一裁了之,对被裁的官员驿夫,要发足遣散费用,其中精壮的驿卒,更可挑选编入各地驻军之中。这个方法可谓老成谋国,但心急的崇祯不听,觉得刘懋的建议简单实用,然后贯彻实行。这次明朝效率很高,用一年时间遣散八万多驿卒,节省白银六十八万两。其中的一个驿卒,就是银川驿站的李自成。六十八万两白银,换来了大明王朝的终结者。
其中发生最早,影响最大的,是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谷城的王喜胤起义和陕西宜川的王左贵起义,这两股势力在当时都各有数万人,麾下成员也多“明星阵容”。比如王喜胤手下的偏将,是后来的“闯王”高迎祥,大营门口站岗的哨兵,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大西皇帝”张献忠。王左贵麾下的一个士兵,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在崇祯三年(1630年)投奔农民军的,在此之前,他却刚与死神擦肩而过。驿站被裁撤后,李自成回到家乡陕西米脂,因生活困难,欠下了当地士绅艾举人的债务。官司打到县衙后,李自成被官府“批重枷游街示众”。
此时正值酷夏,重刑在身且水米未尽的李自成险些被“将至至死”。幸亏亲友相救,结伙和衙差们群殴,这才逃到外地。几个月后,李自成潜回家乡杀死艾举人,为避祸又逃到甘肃投军,起初事业发展的不错,在甘肃张掖驻军王国部被提为把总。但此时明朝财政困难,军队多被欠饷,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为领饷银问题,李自成遭王国责打,索性领着士兵发动兵变,杀死王国后扬长而去,投奔到陕西农民军王左贵部,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
崇祯在处理国家关键大事上,还是欠缺了些细节把控,直接给明王朝埋下了两大最致命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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