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翠林英魂永存》原创][蓝剑] 亲历寻找东北抗联第七军陈荣久军长骸骨始末

钟 岩

一

上个世纪1982年代，我曾是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畔的边境重镇——饶河县广播站的记者。一天下班，接到县政协办公室电话，邀我参加陈荣久军长遗骨寻找活动，并报道此次考察情况，我欣然应允。

虎（林）密（山）宝（清）饶（河）地区为革命老区，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就活跃在这里，解放后饶河县被国务院划为一类革命老区，东北抗日联军在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与日本侵略军殊死的战斗故事，也留下了一些革命遗迹，抗联七军军长陈荣久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但陈军长牺牲之后，他的骸骨一直不知下落，这让当地的干部群众很不安。

当时，我们考察队一行有10多人，我还能记得这些同志，带队的是县政协副主席吕明义，原县公安局局长、市政协副主席徐曰录，也是我同学徐再久的父亲，还有县林业局局长，后来担任县政协副主席的姚忠晋，时任县委宣传部干事王滨友，还有小佳河林场2名同志，西林子乡一名干部，还有几人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我们从县里出发，乘坐吉普车，路过了一棵树、永乐乡、二连，然后从大岱林场坨窑山脚下直奔关门嘴子，拐个弯子后，又向完达山余脉那丹哈达岭大顶子山南麓的屏岭山进发。那里就是当年的“天津班”，陈军长与日伪军激战的战斗，抗联七军史上著名的“天津班战役”就曾在这里打响。

饶河虽然只有百年建县历史，但开垦荒原历史却很长。早在新时器时代饶河就有古人类活动，至肃慎时期已相当繁荣。伪满时期，有许多闯关东的人到饶河的山里来开荒种地，甚至种鸦片再用船运到山外面卖掉，以此淘金。有几人搭伙的开荒点，也是最小的自然村屯，像“天津班”就是由几个来自天津卫的人建立的。至今饶河县还有“三人班”的地名，不过现在早已不是自然村屯，而发展成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乡镇。

“天津班”靠近饶河的新开一带，旧址早已没有人居住，考察队只能依赖向导引路，寻找陈军长的遗骸。由于历史过去了几十年，“天津班”的准确位置人们也不能确定，只有那些参加过土改的老同志还有些模糊记忆。好在徐曰录同志是个老公安，曾在这里留下过下乡的足迹。

“天津班”距饶河县关门嘴子约有20多公里，距西林子乡约60华里，在两地之间。早已等候在路边的林场和乡里同志见我们及时赶到，热情地与县领导同志寒暄。

林场的同志和一个年近50岁的老猎户热情地迎接县考察队的到来。那位中年猎人，由于常年在山里行走，风吹雨晒脸呈古铜色，他的肩上斜背一杆双筒老猎枪，给人印像极为深刻，他就是这次考察队的向导朱天有。据他所言，他父亲原就在“天津班”一带居住，当年曾见过陈军长带着抗联队伍在这一带活动，后来得知陈军长在此地为国殉难。

这时，县考察队的徐曰录副主席深情地回忆着，解放初的五十年代，他曾在这里下乡工作，结识了朱天有的父亲，并亲自听过关门咀子和西林子小南河这一带的老人讲述过当年抗联的故事，特别对陈军长的牺牲感到惋惜。就下决心要找到陈军长的遗骨。然而，那时谁也不能确定陈军长的骸骨掩埋在哪里，只能指出就在屏岭山北这一带。徐曰录曾听西林子乡有一位老人说过，陈军长牺牲后，由于天寒雪大，无法安葬，是抗联七军军需处长带着当地的爱国救国会和红枪会的人，在山上砍了一些碗口粗的柞桦木杆，垒起个“木刻楞”，权当盛敛军长的棺木，先埋在雪里，待春天冰雪消融，再行选棺安葬。徐曰录认为这位老人说法与朱天有父亲说法一致。朱的父亲曾十分肯定地指着屏岭山大声地说道：“这里就是陈军长牺牲的地方，他就埋在这座山上。”

为了记住陈军长的牺牲地，徐曰录和朱老人砍了块柞木牌插在那里作为标记，为以后寻找烈士骨殖作准备。此后，他每到这里下乡，必上山来看看，木牌坏了他就换块新的，一直坚持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不料，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打成黑帮进了牛棚，发配农村进行改造。直到文革结束后，组织上为他平了反，他重新主持县公安局工作。但依然惦念着这件事，直到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政协要整理当年抗联七军活动史料，为撰写东北抗联七军军史提供依据。徐曰录同志再次将寻找陈军长遗骸一事郑重提出，所以，这次考察活动，他是发起人之一。

山上已经是5月份了，我们从一条荒芜的小路向屏岭山攀登。由于这座山海拔只有三四百米高，与其说是攀登，不如说是向上走去。徐曰录虽已上了年纪，但仍走在前面，凭借记忆寻找着当年曾留下的标记。然而世事沧桑，时间过去了20余年，那块木牌能否找到还是个未知数。

忽然，徐曰录在前面大声地喊道：“找到了，在这里呀！”我们快步跟上，就看到他站在一块人家开垦的荒地边上，拿着那块黑褐色的柞木牌，一副激动的样子。老徐是朝鲜族人，说话时而带着朝族的特点。语速比较快：“没错，牌子的这块是我那年留下的。这个是我用斧子砍下的记号。”

吕主席赶忙招呼大家：“好了，既然找到了标志，就从这里上山吧。”

而后，我们就顺着这块木牌指示的方向，一直向山上攀行。然而事不如意，我们一直登到山顶，也没有看到一个类似坟地的小土丘。更不要说找到任何掩埋烈士遗骨的痕迹了。我们10多人只好分开来再找，依然无果。时近晌午，吕明义副主席把大家招呼过来，说，先吃了饭再找。

于是大家聚拢过来，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干粮。那个年代的干部们还是比较廉洁的，大家都自备干粮，徐曰录带的自己钓的小炸鱼，非常酥脆好吃。人们把塑料布往地上一铺，摆上“百家饭”，大家边吃边唠起来。

吕明义一边嚼着喷香的小炸鱼，一边分析着：“老徐，你说能不能是有人挪动了标记木牌？”

徐曰录也点点头：“这不是没有可能，这件事过去了20多年很有可能呀。我就奇怪了，当时这里可没有人开荒种地呢。”他思忖了一会又说：“我那块木牌子插的可是一片荒草地呀。”

“那我们是不是重新调整一下计划，改变寻找的方向呢？”吕明义征求着大家的意见。

县政协委员、林业局局长姚忠晋站起身来接道：“应该改变一下寻找的路线，我们不能这样山上山下的盲目寻找。”凭着“老林业”常年钻山沟的经验，他和向导研究了一下又说道：“我们应该分成两组，都沿着山脊走，然后向山腰和山脚搜寻。我们寻找范围可以先定为一公里。”

吕明义当即拍板，说道：“就这样吧，大家没意见，我们就按这个方案开始行动。”

二

下午一时许，我们从原地点出发，沿屏岭山的山脊开始搜寻。山上无风，闷热起来。大家脱掉外衣，或搭在肩上，或围在腰间，分成两路人马，一路顺着阳坡搜寻，一路顺着山背阴面搜寻。不过阳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老人们的讲述里只说到陈军长埋在背阴处，以防鬼子发现。可是历史过去近半个世纪，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为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考察队还是放了一队人马去山阳。

我一直跟随着吕明义、徐曰录以及朱猎户他们这路人马。我是记者，要详细报道此次考察情况，必须不离领导左右。

我们从屏岭山脊中部向西出发。虽然是在山脊处，但是也有一洼洼地水渍，不小心就把我们的“水袜子”鞋灌包了。我们时而在山阴处的山脊行走，时而在半山腰搜寻，吕明义还不时地拿出随身携带的地图对照我们所在方位。

我们沿着屏岭山也是大鼎子山的南麓认真地找寻，发现了一处处的深坑，想必是当年那场战斗，日伪军炮轰的产物，甚至还发现了几道战壕，由于山体滑坡作用，现在已经没有齐腰深了，也不算很宽，轻轻一跳，就迈过去了。尽管山路崎岖，树木葱笼，但我们考察队克服了种种困难，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进着。林场的两位同志肩上扛着铁锹，边走边砍倒山腰长得很高的蒿草和杂乱的树枝，为后面的同志开路。

大约这样细心地寻找了近一个多小时，忽听得前面开路的两位林场同志大声地叫起来，都过来看看，这里是不是呀？

我心里“咯噔”一下，“可能是找到了”。

于是，快步跟了上去。

吕明义和徐曰录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已不再是年轻人，三步并作两步地往那里赶去。这时，周围的人们都向发现地聚拢。 我下意识地看了下佩戴的电子手表，时间是14点05分。

人们围聚在发现地：一片柞树叶子丛中，突显出三个隆起的土丘，呈出长方形，近前已长出五六棵手脖子粗细的柞树，土丘并不是与山脊平行，而是斜向西南方向。

大家拨去落在土丘上的焦枯的叶子，心里都存有疑问，这些是不是抗联烈士的坟茔呢？尤其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此事，心里竟然有些觳觫，感到隐隐地不安。毕竟人家在此地长眠了半个世纪，我们前来打扰安息，总有些不妥吧。

这时，早有准备的吕明义副主席，拿出了一大块红布，嘴里念念有词，原话说什么记得不太准确，但大意是，我们是饶河县政协组织的考察队，专门寻找陈军长的遗骨，是想请烈士们出山，进入县政府专设的烈士墓，不得不打扰陈军长的安息。我们希望军长在天之灵保佑此次行动顺利。说也怪，听了吕主席这番话，我的腿不再那么哆嗦了，（我当时带了台录音机，曾录下了吕明义说的这番话，后来在佳木斯多次搬家磁带已找不到了。）

三

吕明义副主席祷告完毕，立即指挥人们开始发掘。大家从那个稍大些的坟开始挖起来。

起初发掘是用尖头铁锹一下下慢慢地挖着，挖了50厘米，没有任何发现，当挖到1米深的时候，持锹的同志，突然说，好像挖到了什么。于是，吕明义、徐曰录、姚忠晋就指挥着，小心翼翼抽出铁锹，开始用一根木棍把浮土一点一点地拨去，渐渐地，一根人腿的胫骨露了出来。一位同志拿出了米尺认真量了一下，这根腿骨的长度只有30厘米，与陈军长的身高不成比例。可以肯定，这人的个子不是很高，但能确定的一点，这是被埋葬的抗联烈士。因为当地人谁也不会葬到屏岭山之阴。

同时，考察队员在另个墓坑中开掘，又挖出了一根胫骨，这根胫骨比第一次出土的胫骨，稍长了一些，但也不是陈军长的。因为资料上记载：陈荣久，山东籍人氏，身高在1.80米 左右，群众称之为“魁梧将军”“岳武将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他的胫骨最少应该在40厘米以上。

考察队的同志们在两个墓中发掘出了两具尸骨，都没有发现陈军长的遗骨。考察队当时分析，陈荣久军长牺牲后无法运往抗联密营暴马顶子。请求爱国救国会和关门嘴子老百姓帮助掩埋了烈士的遗体，于是陈军长和另外两位战士被埋在了山的背阴坡。抗联七军存活的将士曾回忆，和陈军长掩埋在一起的那两名烈士名字叫做候培林、金元俊。侯培林当时是一名副连职干部，金元俊是战士，似乎是朝鲜族人，已无可考（那时在饶河一带活动的抗联将士中有许多是朝族的，如抗联七军第三任军长李学福烈士就是朝鲜族，还有七军参谋长崔石泉，也是朝鲜人，抗战胜利后回国改名为崔镛健，后来担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务院总理）。那么这两具遗骨，那个子矮的应该是金元俊的，个子稍高的就是连副侯培俊的。

考察队将这些烈士骨殖放入红布之中，用浮土盖好，又将这两个墓坑做了明显标记，为以后全面移走烈士遗骨做好准备。

完成了这一切工作后，我们开始开掘另一个不太显眼的土丘。不，现在不应该再叫土丘了，那土丘中明显埋葬着抗联英烈的遗骨。

我们换班开始劳作，插下尖锹没有几下子就挖到了木头。当然，这些木材已不再坚实，均已经腐朽，因为那些杨、桦木没有经过剥皮防腐处理，很容易糟烂，即使是柞木也因年代太久木质如屑了。

很快，我们就清理出了这个墓坑的外围，绝对是一个“木刻楞”式的坟茔。在吕明义的一阵祷告后，大家便开始清理烈士骨殖。当时，没有什么太科学的方法，比如做DNA鉴定之类的手段。只能用米尺量胫骨来确定烈士的身份。虽然办法简单些，但是行之有效。

不一会儿，考察队员们就挖掘出土了一些烈士的骨殖，用红布包裹了，当清理出烈士的胫骨时，用米尺量时，超过了40厘米，大家激动极了，就差没高呼“万岁”了。吕明义用郑重而低沉地声音宣布：“同志们，现在是公元1982年5月12日，经过县政协考察队的努力工作，我们终于找到了东北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烈士的遗骨，胜利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下一步就是将烈士的遗骨请进饶河县革命烈士陵园。”

不久，饶河县人民政协委员会将此次考察情况向省政府作了详尽汇报，东北抗联老战士、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同志专门批示：“陈荣久同志的壮烈牺牲，令人敬仰和怀念。现在，饶河县政协由张振邦同志挂帅，由吕明义、徐曰录同志亲自率领考察队，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四十五年前牺牲的抗联七军军长陈荣久同志的墓地，这是令人高兴的。我们应当把这个墓地好好保管起来，适当修葺，立一个标志，修一条通山的沙石路，以便使后人可以瞻仰，教育青年一代，激励他们的爱国热情，从而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次考察中，我们考察队并没有找到陈军长的颅骨。考察队分析，很有可能的情况就是陈军长牺牲后，被日伪敌特分子获知详情，他们掘开了烈士的坟墓，割下首级。送到日军大本营邀功请赏去了。

当一抹夕阳渐失最后那缕光辉的时候，我们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下山了，每每想到这次任务的曲折，心情不由一阵阵激荡。我回到广播站后，立即当夜写了一篇广播通讯《青山有幸埋忠骨》，后被评为合江地区当年广播好新闻。

后 记

关于东北抗联第七军首任军长陈荣久牺牲的过程，我就不在本文提及了，因为网上已有许多这类文章发表。不多赘述。不过，在“天津班战斗”（也有的文章叫“小南河战斗”）中被陈军长伏击打死的日本驻饶河参事官大穗久雄于我印象较深，在我学校后面原有一块很大的石碑，因为碑文是日本字，不大认得，据说那就是日本人为大穗久雄立的事迹碑，后来被人推倒，当了一水沟的行人之桥。饶河不像方正县那帮人那样，为日本人立碑招魂。后来有人曾问起我日本参事官是个什么军衔，我也说不清楚，我估摸着，也就是个少佐或中佐吧，相当现在的少校或中校，营、团职军衔。因为当时统治中国的日本军人不太多，据资料记载，东北地区有的县只有20几个日本人统治，日本人主要靠汉奸统治，这就是他们的“以华治华”政策。

如今，当年参加县政协考察队的同志大部份都已离退休，吕明义、徐曰录副主席已离世多年，姚忠晋先生尚健在人间，如今已过八旬。我调到《佳木斯日报》工作近30年，现在也距退休的日子不远矣。但每当我回忆起当初那段考察历程就会激动不已，这些老同志的工作精神总是影响着我，激励着我。于是，我将这篇纪实文章献给大家，献给为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

东北抗日联军长七军军长陈荣久遗像

陈军长牺牲地

国务院一级文物保护

陈荣久军长烈士墓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 转自铁血社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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