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散场已是夜深了，回家后意犹未尽，思绪万千,夜不能寐。那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一次次举杯相邀的盛情，一幕幕热烈温馨的场面，仍在眼前闪现。慨叹之余，情不自禁地掬起岁月的清泉，任凭静静流淌的时光,撩拨着内心深处的记忆……
1962年，小学毕业后，我就考取了当时东至县的最高学府、省重点中学——东流中学。那时政治风气浓郁，反修正主义、防“和平演变”意识强，学马列、读毛选活动在全国蔚然成风。随着毛主席“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语录的发表，年轻的共和国更加注重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董稼耕、邢燕子、侯隽……一批批优秀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他们在农村广阔天地的精彩表现，使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深受教育和鼓舞。加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等革命书籍的大量发行，雷锋、王杰、焦裕禄、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光辉形象的不断树立，使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代激情澎湃，对祖国无限热爱，对未来充满信心。决心以保尔为榜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赴汤蹈火、甘洒热血写春秋。为了激励自己，我还将奥斯托洛夫斯基有关“人生价值”的经典名言，抄录在教科书的扉页上，经常朗读领悟，时时警省自律，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尚人才。
思想充满革命，行动燃烧激情。学校每次组织的公益活动，都乐此不疲，踊跃参加；在农场，经常活跃着我们挥汗如雨的身影；在街道、敬老院、五保户家中，不时传颂我们学雷锋的动人事迹；争当扶老携幼、救贫济困、拾金不昧，默默无闻做好事的无名英雄；生在农村，每次放假回家，积极参加劳动，不要队里给记工分；为了丰富家乡文化室的活动内容，自费购买了大量宣传材料；为了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晚自习后，一行六人，从东流出发疾步奔东至，马不停蹄回东流，一夜往返50公里，第二天清晨又准时投入紧张的学习战斗……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学校停课闹革命。为了赶上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接见，我们一行八人自发组成一支“小八路长征队”，臂套红袖章，胸佩领袖像，脚缠绑腿，身负背包，扛着红旗，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革命歌曲,不知天高地厚、雄赳赳气昂昂地向革命圣地——北京进发。第一天还可以，一个个强忍着脚上血泡的疼痛，坚持走了100多里，夜里还聆听了当地老红军的忆苦思甜；在老红军精神的激励下，第二天我们又咬紧牙关坚持上路，趔趔趄趄，踉踉跄跄走了半天就走不动了；到第三天，几乎都不想走了。残酷的现实终于动摇了坚定的信念，身体的耐力最终熬不过旅途的艰辛，中途竟有两个同学开小差乘车回家了。但苍天不负有心人，当我们走到肥西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按上级要求，将沿途红卫兵全部送上列车。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到了北京。几天后，在一个灰暗寒冷的黄昏，在广阔空旷的西郊机场，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但因距离太远，学生太多，人头攒动，场面太乱，终究还是没有见到他老人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引以为豪，觉得不虚此行。此次进京，同学们仍利用我这个生活委员，一致要我负责后勤，安排沿途食宿。回乡后的一天，当张溪的“五七”干部吴大斌，将一大叠欠条交给我，要偿还当年沿途食宿费用时，我哭笑不得。
从北京回来后，学校复课闹革命，但教师心有余悸，说是复课，其实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即便是上文化课，也是挂羊头卖狗肉，仍是语录开场，政治满堂，根本学不到文化科学知识。革命倒是搞得轰轰烈烈，斗领导，揪教师；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热火朝天；教室乱七八糟，学校乌烟瘴气。历史的无情，玩弄着无情的历史。后见局面难以收拾，工宣队根据上级指示，学生放假，停课回乡闹革命。
那时“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家乡也和全国一样，个个都是造反派，人人手执“千钧棒”，拉山头，窝里斗，火药味十足。各种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工人停工，农田荒芜，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散兵游勇，到处是触目惊心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人心慌慌的混乱景像。回乡后，一个叫“红革组”的区级造反组织看中了我们。记得当时我写了一份，“将区小组送上断头台”的大字报轰动张溪，博得造反派头头们的好感和器重，从此便要我们为他们出战报，写标语，从事文字工作，直到学校再次复课闹革命。
就这样一会儿张溪造反，一忽儿东流复课，来往奔波，在社会和学校之间彷徨折腾着。1968年10月，我们怀揣着一份由县革命委员会签发的，印有伟大领袖头像的毕业证书，没有鲜花，没有红旗，没有欢送的领导，也没有迎接人群，悲壮地踏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旅，开始了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苦涩生涯。（.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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