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2年，柯云路的名字又在耳边响起。作为中国文坛一位颇有实力的作家，他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迷，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目前最有争议的作家。柯云路的再次登场，预示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与此同时，他的新作《合欢》也被春风文艺出版社列为“红月亮”丛书而被大众所关注。
由于几年来的闭门写作，对于柯云路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相信不少读者存在诸多疑惑。记者通过其夫人罗雪珂，终于与正在创作中的柯云路取得了联系。
《合欢》是对卑微个体的关注
记：《合欢》只有十几万字，算是小长篇，讲述了一个女孩合欢自强的奋斗过程。在生活中有这个原型吗？
柯：生活中不能说有这样一个非常孤立的、完全能对号入座的原型，她是很多原型很多故事综合在一起的。她为领导当过服务员，为律师当过保姆，到歌厅当过“小姐”，但她坚守着自己的尊严，在这个意义上说，合欢是高尚的。了解这种情况的过程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直接接触，有的听别人讲，还有传媒上读到的。于是我有很多感触，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十分卑微的小人物，但他们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并不为我们所注意，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其实也是一样特别丰富的，他们的人性也一样有正常的要求，也想成功，想实现价值，里面有很动人的东西。
记：为什么将书名定为“合欢”？
柯：在动笔之前，一定要有书名。书名和主人公的名字要提前想好。书名能传达我的一种创作构想、冲动，而人物的名字能给我带来印象中人物的种种信息。最初想给书起名叫“合欢树”，后来觉得不好，干脆把“树”字拿掉，叫“合欢”。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同时又可以做主人公的名字。就这样同时产生了。
记：书中漂亮的合欢从镇里到县城到地级市最后到省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但最终干“三陪”时还是坚守着自己的做人准则，同时也让读者认识到镇长、县长、律师、大款等各色人等的丑恶嘴脸。这样写是出于对比吗？社会的险恶是否需要那么多坏人的出现来陪衬呢？
柯：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实际的。就说在我描写的这些人中，并不把他分成明显的正面人物或是反面人物，不做这样明显的判定和道德批判。我根据现实生活状态来写，有些人物也不能说他不好，比如县长，人物就很复杂，而善良正直的人又不是一个两个，比如吴妹一家。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合欢经历了种种的人，包括种种的男人，她也受到一些伤害，包括一些性伤害，这种环境更加衬托出她那种卑微者的自尊，捍卫做人尊严的那种努力。
记：别有用心的人那么多，不是刻意安排吗？
柯：起码合欢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它有它的特殊性。艺术不是写一个平均数。
记：书中也提到了合欢的爱情。仅仅因为学生时得到的一点关注，就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性格软弱卑微的小学教师。而小说结束在她被爱人“出卖”的迷茫中，让人感到意犹未尽。你会不会写续集？会不会把合欢的故事继续讲下去？
柯：从目前来说，我觉得故事讲到这儿就为止了。它就是一个未知数。合欢到底命运如何，供读者去猜测。她的爱情将是一个什么结局，也是不可知的。她到底和小学老师将来的关系是什么样，她怎么对待他，以及与大款的关系读者都能得出自己的判断。
如果说她的命运有什么走向的话，那也是含在过去的叙述中，是含蓄的。
《合欢》标志着柯云路的复出
记：注意到你从2000年起接连出版了五部有关“文革”的小说，从南方写到北方，从领袖写到百姓。为什么突然对“文革”产生了兴趣？
柯：我不是突然产生兴趣，而是最近才开始写。对“文革”这种小说我一直很想写，兴趣值很高。从1980年当作家开始，我就想有朝一日把“文革”的故事写成小说，但这要经过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对文革不熟悉，写作是有困难的；离文革太近，刚刚结束，你马上用文学作品来描绘它，可能距离感不够。我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文学准备，写了十几年小说之后，我觉得自己在艺术的表现能力上比过去成熟一些，我想现在写这样一个重大的题材，可以不糟蹋这些艺术储备。这样才开始写，因此这是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
记：从五部“文革”小说到《合欢》，笔调转而关注起当代最底层个体的生活，这是否意味着关注的对象和写作的路子有一个转变？
柯：今后是这样的打算：一是还继续写“文革”方面的小说，除了已有的五部，构思中的还有好几部，已经很有创作冲动，也比较成熟，可能今后还要用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写；二是准备用另外一小半力量来写非“文革”小说，《合欢》就是一个例子。
记：近几年你一直比较沉寂。刚刚在网上搜索一下关于你的消息，只有6条，还都是局限在《合欢》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合欢》的出版是你正式复出的一个标志？
柯：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复出的（笑）。大家都知道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写了一批小说，《新星》等，大家记得我是一个文学作家；后来搞了一段非文学，引起一些争议，那么我就销声匿迹了，我的处境也不是很顺利。后来再写了一些文学作品，人们老说是不是我复出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是从《合欢》开始的，媒体和读者对我的写作表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关注。
认识不同导致争议发生
记：2000年第一部小说《芙蓉国》为什么要用化名“辛克”？出于什么考虑？
柯：《芙蓉国》写的是文革十年的一个全景，涉及人物比较多，采用虚与实相结合的方式。真实的历史人物写到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四人帮”等，虚的人物写了很多，三教九流，各个阶层，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这个小说本身比较敏感，而那两年我的名字也比较敏感。两个敏感加在一起，我总觉得出书、发表显得不太容易。于是化一个名，用“辛克”，也就是英文“思想者”的谐音。因为写“文革”也是一种反思行为嘛。本来想这个名字能保持比较长的时间，用它来写第二部第三部“文革”小说。但是几个月之后在大家种种猜测中，还是被记者解密了。后来我发现用真名（作品）还是能发表。
记：在新浪聊天中你提到：“后来一个阶段，写了一些引起争议的、非文学作品，成了一个争议很大的作家”。至于争议在哪里？你说“可能是一些非文学作品，涉及到一些我自己对东方文化的认识问题……”你如何看待那段历史？在观念上有没有一个“对”与“错”的标准？
柯：对于那段时间，我之所以那样写那样做，我觉得是对的。但是引起那么大争议，有些始料不及。现在我觉得研究那些东方文化问题，目前缺乏心平气和的气氛。目前大家都在考虑现代化，我研究的那些东方问题是“是”还是“非”可以不急于争论起来，可以放一放。我想是真理它隐瞒不了，是谬误早晚也会被大家看清楚。从个人来讲我基本的方向和基本的发现是正确的。当然以后有条件了再研究这些问题，我自己也会更成熟一些更周全一些。
记：在你的写作与研究中是否也存在不被别人理解的成分？
柯：那当然了。
记：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给你很大的压力，一些报道也改变了你在不少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对此，你有没有试图站出来为自己辩解以改变人们心中形成的固有印象？
柯：第一我认为一个写作的人不要去要求读者和社会总是很及时地理解你，我觉得不需要这样，也做不到这样。明白这一点心里就比较平静；第二点人生中有点挫折，不那么顺利，对于一个以文字为自己生存方式的写作者来讲这种体验也是一种财富，正是这种体验在我写小说时可能对人生对社会对各种各样的人性就会有更深刻的描写。
现在的作品好过《新星》
记：我注意到你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新星》、《夜与昼》、《衰与荣》，切入当代生活的社会小说；第二个阶段，一些引起争议的非文学作品；第三个阶段：应该是从2000年到现在，写了比较多的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今后作品还有没有可能达到《新星》那样一个高度？
柯：实际上近几年发表的作品，从我个人来说，它肯定要比《新星》写得好。我认为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大多都是《芙蓉国》之后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要比《新星》成熟，表现力也更丰富。只不过这些作品没有像当时那样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是由于当前纯文学大环境比较寂寞，而我经过第二个阶段的争议之后我的处境也很寂寞，两个“寂寞”结合在一起，我的作品在影响上是小了一些。并不是说作品写的不如那时候，而是要好得多。
记：现在正在忙于什么小说的创作？何时能与读者见面？讲了怎样一个故事？
柯：今年明年还是重点写反映当代生活的小说，写上两三部，再转而写“文革”小说。新近完成的又是一部小长篇，名子暂时要保密，讲述了一个男孩子个人奋斗的故事。
记：你希望读者给你怎样一个评价？前卫作家？后现代作家？还是一个传统作家？
柯：一个作家是什么样的作家，作家自己不必有什么期望。因为你的作品是什么样的，读者肯定就形成一个评价了。
记：那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定位呢？
柯：首先我希望在艺术上能够尽可能年轻地写作，能够进行最先锋最前卫的探索，希望永远不要守旧；第二在各种先锋的前卫的艺术创作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掘自己生活阅历、生活体验的积累，把年轻的艺术风格的尝试与自己这么多年的生活体验结合在一起，找到自己艺术表现的特长。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应该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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